會議以馮·德·舒倫堡的演講開場，在演講中，他表達了自己會與各種各樣的納粹措施保持一致，結束時，他高呼了三聲「祖國、興登堡總統以及希特勒總理萬歲！」。接下來，馮·施特拉倫海姆發表了演講，他宣稱可以容忍社會黨人在這裡，只要他們能夠表現得極為客觀，就能一直被容忍。（社會民主黨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們的代表中有兩個拒絕擔任職務，另一個人，也就是德佩，在監獄裡。）「馬克思主義者」不被允許擔任縣中的任何職位，社會民主黨的代表不被允許在任何委員會內任職。然後，他按照一份準備好的候選名單宣讀了委員會任命。納粹分子獲得了所有任命。

卡爾·庫埃爾富爾特對此的回應就是社會民主黨現在除了服從多數意願之外別無選擇。這意味著什麼很快就顯示出來了，馮·施特拉倫海姆的第一項議案就是取消縣裡所有和猶太人簽訂的合同，猶太人還被從縣裡的養老院趕出去了，並且還被剝奪了其他的縣福利服務。議案被「提交到委員會」，會議就結束了。

這之後，縣議會只是偶爾開會。絕大部分的納粹抨擊都指向縣議會的民族主義黨派成員，馮·施特拉倫海姆作出瞭如下陳述：「你們就像是香檳酒瓶上的軟木塞。我們把你們拔出來，你們就‘砰’地一聲飛到了天上，然後你們就完了。」社會民主黨靜默地退出了畫面。6月初只有兩名社會民主黨人留下來了；其他人中除了一名加入民族主義黨派的成員外，剩下的人都辭職了。這並沒有什麼重要的，因為像市議會一樣，縣議會已經主要變成了一種形式，所有的決定都取決於納粹分子，所有的演講也都是納粹分子發表的，其他代表都不敢發表演講。到7月為止，所有的非納粹分子都被要求辭職了。

在實際控制了諾特海姆政府和諾特海姆縣之後，納粹分子承擔的第一個最明顯的任務就是清洗市和縣辦公室中實際的或者潛在的反對者。這是預先安排的計劃的一部分，早在1932年就眾所周知的是納粹教師海因裡希·沃格有一份名單，列出了在國社黨成員中分配的不同職位和工作。他們並沒有試圖掩蓋正在進行清洗的事實，城鎮中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納粹分子認為「大清洗行動」是他們最重要的成就之一。這件事情被刊登在了1936年諾特海姆的《觀察家報》的特別紀念版上，在第三帝國的頭兩年，每當恩斯特·吉爾曼彙報他的活動時，首先就會提及此事。

雖然納粹分子通常宣稱他們一共解僱了30名工人和職員，但是實際資料更高一些。當時的報紙描述中所列出的個人例項有43起，這還不包括以不同理由被解僱的人。後一種情況就是市長彼得斯、他的助手托馬斯·加蘭，可能還有其他人。實際上有45個人被開除了，絕大多數是工人，其中有些是終身僱員，少數是終身任職的專業公務員。這些人大約一共佔諾特海姆市僱員的1/4。進行清洗的依據是希特勒的「重建職業公務員的命令」，這是1933年4月7日根據《授權法案》授予政府的權力而頒佈的。

第一波解僱浪潮是4月中旬開始的，涉及一些次要職位的社會黨人：一個煤氣廠員工、一個會計和城市游泳池經理。4月末，又出現了第二波解僱浪潮，涉及15名建設辦事處的工人、7名啤酒廠工人，還有4名煤氣廠工人。除此以外，還有7名工會商店管事被解僱了。一週後，納粹的斧子落到了「紅色的」健康保險辦事處頭上。理事會被罷免了，瓦爾特·施泰內克作為「委員」接管了所有事務。為了防止出現抵抗，黨衛軍佔領了辦公室。3名被僱傭的納粹分子取代了被解僱的人，之後新成立的理事會任命瓦爾特·施泰內克為主席。我們可以通過一名前《諾特海姆最新訊息》記者的回憶判斷出這次特別的「清洗行動」的影響：

納粹分子在清洗健康保險辦事處的時候，輕而易舉地就開除了社會主義黨派的業務經理，而他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吉爾曼以一個叫作x的納粹分子取代了他。x剛剛出獄，他因挪用公款而服刑！他之前是在國家疾病保險辦事處挪用公款的！

這自然是招人討厭的。以至於（一個行會首腦）去見吉爾曼，強烈反對，猛敲桌子，直到吉爾曼解除了x的職務。但是後來，x又得到了秩序局主管的工作。

1933年之前的納粹分子都是破產者，而之後他們都得到了工作。1933年該黨中全是窮人、盜賊、道德和財政上的破產者。x就是這類人的典型例子，納粹將有著最糟糕名聲的人放在了這些位置上。

隨著5月中旬開除了兩個市僱員，一系列政治免職終於結束了：這兩人一個是城市儲蓄銀行的送信人，另一個是守夜人。不過，還有些非政治原因的免職。4月，一個諾特海姆的警察無故被開除了。之後，出現了特別晉升和增援警力。6月，那個在5月被開除的守夜人被重新僱用了，官方的宣告是：「因為他在申請這一職位時，給出了某些保證。」他的復職導致之前取代他的人被解僱了。同一月，一個警察獲得了晉升，還有三個人獲得了終身職位。這一系列行動不同尋常而且史無前例。

有些免職與其說是驅逐政治上的不良分子，不如說是為失業的納粹分子騰位置。4月末，吉爾曼將一份詳細的納粹分子名單提交給其他參議員，命令這些參議員儘快為他們找工作。

縣裡發生了類似的情況。官方記錄中唯一因政治立場而被免職的人是弗雷德里希·哈澤。不過，因為諾特海姆縣和烏斯拉爾縣合併，有些辦事處（也就是有些工作職位）變得多餘了。關於誰可以留任、誰會被調走、誰能獲得退職津貼以及誰會被直接免職，都取決於縣議會中的所有納粹分子的執行委員會。不用說，政治在這些決定中發揮了作用。

對恩斯特·吉爾曼而言，掌權之後最重要的一個職位就是諾特海姆市長。就政治控制而言，很難將市長彼得斯趕下職位。實際上，彼得斯甚至申請加入國社黨了。正如瓦爾特·施泰內克在和托馬斯·加蘭談話時所說的：

我理解不了恩斯特·吉爾曼。他和我都是商人，不是行政管理者。我認為我們都忙於黨派事務。現在我能確定的是，如果我想的話，我就能立刻接手馮·德·舒倫堡的職位，成為縣長。但是我並不想。現在的情況是，在政治事務方面，他按照我所告訴他的那樣做，而政府機構運轉得相當順利。當然，吉爾曼也會對市長彼得斯做類似的一些安排，你不這樣認為嗎？

事實上，就算吉爾曼不使用卑劣的手段，他還是不費什麼力氣就可以把市長彼得斯趕下臺。1933年彼得斯61歲，自1903年以來一直擔任諾特海姆市長。在和助手托馬斯·加蘭私下聊天的時候，他承認如果受到體面的對待，他會立即主動退休，但是在造謠中傷活動面前，他是不會屈服的。

因為吉爾曼除了使用骯髒的方法之外，並沒有嘗試其他的方法，所以他做出的每一個新舉動只是增強了市長彼得斯的決心。彼得斯不會只是因為「政治不可靠」而被開除。他是一個冷靜、客觀而且守法的人。他是保守派成員，實際上是民族主義黨派成員，但是他完全壓制住了自己的政治活動，以至於沒有人會考慮到他除了專業管理者之外的身份。吉爾曼因為不能使用慣常手段，於是對彼得斯展開了複雜的攻擊。吉爾曼採取的方法是試圖激怒彼得斯，讓彼得斯採取能夠為他所利用的行動或者釋出類似的宣告。吉爾曼以攻擊彼得斯下屬的方式恐嚇他；干擾上級官員，以行政命令開除他；誹謗他無能；以捏造的翫忽職守罪審判他；最後，以靈活的（且顯然錯誤的）藉口——「為了簡化管理」——解僱了他和他的助手。

在吉爾曼的行動計劃中，市長彼得斯會被吉爾曼的好朋友之一奧古斯特·烏德激怒而釋出輕率的宣告或者採取魯莽的行動。烏德雖然是諾特海姆的市民，但是在離城市不遠的地方有一個小農場。他經常與諾特海姆鎮發生法律糾紛，這讓他和市長彼得斯的關係很差。他在諾特海姆非常有名，以至於流傳開了一個笑話：「就算奧古斯特·烏德早上起來忘記穿靴子了，這雙靴子也能自己找到去縣法院的路。」他想做的事情之一是移動他農場上的界石，這樣一來就可以侵佔城市所有的土地了。他與納粹之前的諾特海姆參議院之間的激烈往來最終導致參議員們採取了特別的措施，拒絕將城鎮所有的任何土地租賃給他。

這就是將會激怒市長的那個人。這一點在3月中旬納粹分子為分配選舉的職位而列出候選人名單時充分顯示出來了。當時，恩斯特·吉爾曼堅持讓奧古斯特·烏德成為參議員。城市議會中的另一名納粹成員對此表示反對，因為烏德的名聲很糟糕。恩斯特·吉爾曼拒絕了他們的反對：

「我需要烏德作為一名戰士。市長彼得斯的時代完全結束了。烏德會成為給市長重擊的那個人。」當議員們仍舊拒絕按照他所希望的那樣做時，這位地方小組領袖宣稱：「作為地方小組領袖，我宣佈烏德是參議員了！」

許多人立刻就明白了這就是議員烏德的作用。鑑於他能力低下，很難想象奧古斯特·烏德還能發揮其他的作用了。結果，指派他為參議員的「職權範圍」還是個問題。他最終只獲得了三項職權：城市花園、城市牧場土地和垃圾回收站。市長彼得斯對這一切很清楚，在面對最卑鄙的騷擾時，他對議員烏德保持著冷靜而正確的態度。

隨著這些策略的失敗，吉爾曼開始攻擊彼得斯的下屬，主要是他的後輩和得力助手——托馬斯·加蘭。作為市督查員，加蘭是城鎮的第二大管理者。在納粹掌權之後不久，加蘭就瞭解到參議院正在請願讓彼得斯離任。因為每一個參議員都拒絕解釋原因，所以加蘭直接去找了吉爾曼，但吉爾曼也拒絕解釋原因。當加蘭對此表示憤慨時，吉爾曼爆發了。他敲著桌子吼道：「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如果你認為能躲藏在市長的庇護下，你就錯了！在這裡，我掌握著一切，所有都是靠我，因為我是地方小組的領袖！」

這再一次堅定了市長彼得斯不離開原位並且不能讓托馬斯·加蘭的職業生涯結束的決心。近6月初的時候，彼得斯去度假了，吉爾曼作為副市長坐在了市長的位子上，他決定讓彼得斯的假期變成永久假期。6月28日，吉爾曼採取了直接行動。有關議會會議的部分記錄如下：

市議會如今全部由國家社會主義黨派成員構成，該黨派成員在今天的會議中決定：

1.市長彼得斯不再擁有市議會的信任。因此，市議會拒絕再與他合作。

2.城市議會一致同意參議院的決定，向行政專區主席請求禁止市長彼得斯再參與任何官方活動，並且（按照內政部部長戈林的命令）剝奪他的治安權，將這些權力轉交給警察部長恩格爾曼。

再加上吉爾曼集中地遊說上層黨派和政府，由此導致市長彼得斯的假期無限期延長了。其間，吉爾曼利用懶散的參議院正式指控彼得斯和加蘭作為城市儲蓄銀行的董事，與銀行經理雨果·施皮斯曼勾結，向不同的諾特海姆商人們提供不適當的貸款優惠。彼得斯知道施皮斯曼（於1933年3月成了國社黨成員）會在納粹分子施加的各種壓力下作偽證，於是他自己承認被免職了。托馬斯·加蘭被停職了，之後以「精簡政府機構」的名義被免職了。作為交換，針對兩人的指控都被撤銷了。（這一過程中充當工具的稀裡糊塗的雨果·施皮斯曼被免除了銀行經理的職務，但是在國社黨獲得了工作。）之後不久，恩斯特·吉爾曼成了諾特海姆市長。

正式決議於1934年3月下達，但是在1933年6月時，吉爾曼就已經坐在市長辦公室裡了，所以諾特海姆人只是認為他仍舊留任而已。大部分諾特海姆人（正如我們看到的，除了一個重要的團體之外）甚至都不知道城市議會中發生了這樣一場鬥爭。城鎮中人所知道的就是1933年夏天地方政治形勢已經完全不同於希特勒上臺之前了。明顯的是，無論是作為副市長還是諾特海姆地方小組領袖，恩斯特·吉爾曼都穩操勝券。納粹分子不僅完全控制了諾特海姆的市議會、參議院和執行委員會，他們還對城市的管理機構進行了徹底的清洗。所有實際上或者潛在的反對納粹目標和方法的人都被清理或者控制住了。在1933年6月底調查了他所在的政府機構之後，這個精明的諾特海姆人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經完全是納粹的工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