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分子的部分問題是在全國範圍內陷入了僵局。另一部分是恩斯特·吉爾曼（他自1932年12月1日起最終正式接任了諾特海姆地方小組領袖）所說的「暫時的財政災難」，儘管這實際上是一場地域性的而非全國範圍內的危機。總之，12月，地方小組陷入了貧困，以至於都不能使用「1910年代圓頂」來舉行集會了，只能租下騎術大廳，他們降到了與之前蔑視的社會民主黨同等的地位。他們迫切地需要資金，甚至開始敲詐他們自己的選民。吉爾曼提出了一個計劃，就是發行一個諾特海姆各黨派成員所擁有的各種商業的目錄。納粹分子之後被命令只能在目錄上所列的商店買東西，一共分發了2000份。要登上目錄，一個納粹商人就必須支付4馬克。吉爾曼稱之為「廉價的廣告宣傳」，但是他幾乎沒給受害者們什麼選擇：「你想要以怎樣的方式被顧客讀到？」

其間，縣領袖瓦爾特·施泰內克生病了（胃潰瘍已經摺磨他10個星期了），他臥床不起，完全沒有收入，只能靠親戚們的救濟來存活，他沒有從大區那裡收到任何官方經費的補償。他有117帝國馬克的電話賬單已經過期了，他的電話會被取走。12月19日，他寫信給省黨部領袖，為他的過期會費申訴，他提道：「今天，在來自省黨部領袖的信中，我為‘拖延會費’給出了我最後的20芬尼。」他支付費用的那封信是提醒他過去幾個月一直欠大區的會費，並且要求他支付欠大區演講者的57.5帝國馬克，因為這個演講者現在「身無分文」。結果顯示，納粹黨人沒有人能付給其他人任何東西。

除了艱難地舉行集會和「娛樂晚會」之外，恩斯特·吉爾曼的解決方法是請求上級派來「有影響力的」演講者。他請求大區讓希特勒來。他邀請戈培爾到諾特海姆，向他講述這個城鎮的吸引力。最終，他請求省黨部領袖的老同志們派來任意一個重要的演講者，但是他們沒做出任何承諾。

其間，在諾特海姆的國社黨爆發了派系爭鬥。持不同政見的納粹分子指責吉爾曼任人唯親、財政違規和獨裁。他以簡單的驅逐作為回應。1月，地方小組似乎要解散了。而且，衝鋒隊的情緒越來越糟糕了。聖誕節前的一週，他們中的一個人痛毆了一個年邁的社會民主黨，導致他瞎了一隻眼睛。沒人能預見到阿道夫·希特勒將被委任為國家總理，以及第三帝國將會出現。城鎮一直在致力於納粹事業，但是1933年1月，除了一直持續的宣傳和暴力行為之外，納粹分子也不知道能做些什麼了。

佔諾特海姆選民3/5的納粹絕對大多數（幾乎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將這座小鎮帶到第三帝國邊緣的因素並不多，但是它們之間有複雜的關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蕭條。不過在這三年危機期間，只有工人階級遭受了痛苦，對城鎮中產階級影響更大的是他們的擔憂，即最終的災難會降臨，他們會承受和「流離失所者」同樣的命運，或者社會革命會摧毀其地位。比大蕭條造成的實際痛苦更重要的是一直強調這種痛苦的新聞報道。

在整個大蕭條年代，諾特海姆只有17次破產，其中的11次規模很小，只是邊緣化的商店主人，而剩下的6次與大蕭條無關。但是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破產現象，每次都涉及冗長而痛苦的法律程式，所有的內容都在新聞上如實報道。1932年4月，在失業頂峰時，只有8%的城鎮中人失業，但是持續的抗議、打鬥、示威遊行和源源不斷的面色灰白的工人們去地區就業辦事處讓失業問題成了城鎮中產階級最關心的事情。納粹的煽動吸引了這種情緒，並且加強了不安定的氛圍。

失業者的絕望不僅令中產階級恐懼和厭惡，也摧毀了工人們的自信。多年的懶散破壞了他們的紀律；工會權力的削弱使他們面臨著嚴峻的經濟壓力。十多年來獲得的工資收入都沒有了，甚至仍舊有工作的人也一直擔心會丟掉工作。

大蕭條不僅創造了納粹分子得以蓬勃發展的恐懼氛圍，而且讓政治程式更加痛苦。政治對抗反過來又妨礙了可以緩和大蕭條影響的合作。在諾特海姆，危機政治表現為普遍的階級戰爭。城鎮中的中產階級從沒有將社會民主黨視為公共機構；現在隨著納粹主義的崛起，出現了一種摧毀社會民主的方式。社會民主黨的一種回應方式是增加了《人民報》對一些諾特海姆主要市民的惡意抨擊。《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和《聽！聽！》則成功地削減了政治性，增加了緊張性。基本上，納粹分子是最擅長辱罵的，在普通時代，這本會對他們起反作用，但是在惡意中傷的混亂中，這增加了他們的聲望。在爭奪黨派利益中，只有城市議會中公務員團體的溫和態度才能造就有效的城市政府。正是對社會民主黨的憎惡讓諾特海姆投入了納粹分子的懷抱。在納粹分子摧毀了社會民主之後，幾乎沒有保守派人士認識到納粹將會攻擊他們從前的同盟者並且摧毀這些同盟者。

如果納粹分子在其他方面沒被中產階級所接受的話，那麼他們本不會被選為遏制社會民主黨的工具。納粹分子令人尊敬的特質是他們強烈的民族主義、他們對宗教信仰的操縱以及他們所獲得的保守派的支援。

1930年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諾特海姆都是一個民族主義的城鎮，不過隨著大蕭條的出現，對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的投入增加了。外部力量促成了這種現象，納粹的宣傳就是這樣，但是通過操縱愛國主義象徵，諾特海姆的國社黨將其與重要的傳統慣例聯絡在一起了。納粹分子同樣利用了宗教感情，尤其是在諾特海姆以路德派牧師作為演講者。和納粹分子聯絡在一起的德國民族主義黨派也是互惠的。德國國家人民黨和國社黨在諾特海姆的整個前希特勒時代或多或少都是結盟的。兩者之間唯一真正痛苦的時期是馮·帕彭政府統治時期，當時的空氣中充斥著「反動分子」和「社會主義激進分子」的反攻。1933年1月末，納粹分子和民族主義者又一次在音樂會上共演，因為希特勒政府最開始就是聯合政府。

納粹分子和德國國家人民黨有很多共同點：極端的民族主義、狂熱的反社會主義以及致力於破壞魏瑪共和國。在諾特海姆，主要的民族主義者對納粹的成功感到高興，不過納粹分子常常表現出明顯輕視他們的跡象。《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給予他們社論支援，經常報道和支援納粹的所作所為（記者是納粹分子），並且明顯提供了減價或者免費的廣告宣傳版面。在納粹成長的早期，《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的印刷機可以用於印刷納粹的小冊子和海報，該報的專欄是納粹分子能直達大眾的唯一途徑。

雖然德國國家人民黨在諾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隨者，但他們還有兩項有益於納粹分子的資產。其中一個就是資金。在諾特海姆，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大部分成員是地位高的公務員、企業家，或者貴族。另一項資產就是社會地位。不僅其成員都是「最優秀的」人，而且它還繼承了德國偉大的黃金時代以來一直堅定支援君主制的傳統。最後，它還通過鋼盔團和軍隊關係密切，鋼盔團名譽上的全國指揮官是馮·興登堡。通過對納粹分子給予熱情的支援和限制對納粹社會目標的反對（在此期間，黨派間是不和的），德國國家人民黨幫希特勒鋪平了道路。對諾特海姆人而言很明顯的是，最優秀的人是支援納粹的，這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錢包。

有利於諾特海姆的納粹主義發展的另一個因素是政治化。由大蕭條而產生的渴望和需要、階級對抗和復甦的民族主義似乎都能以政治方法解決。持續的選舉意味著持續的競選運動，而每一場競選運動都刺激著仇恨和激進主義。從1929年11月的地方選舉到1932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一共有九場重要的競選運動，單是1932年就有五場。諾特海姆的大部分人都在所有的選舉中投票了。這遵循了整個選區的模式，這是德國35個選區中參與率第二高的地區。在諾特海姆，每場重要的選舉中，都有94%—97%的合格選民進行投票。因為是自行登記，所以只有生病的人和虛弱的人待在家裡。剩下的人都被捲入政治中了，也就是說，政治熱情幾乎蔓延到了城鎮中有人存在的所有區域。

所有的這些因素導致了納粹在諾特海姆的成功，但即便是有利的形勢也無法解釋在大蕭條的三年中納粹所獲得的選票從123張飛漲到了近4200張這一現象。為了理解這種現象，人們必須考慮到納粹分子投入競選運動的技能和努力。數量是首要因素。從1930年1月到1933年1月這三年間，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平均每月召開三場集會。隨著時間的流逝，納粹分子公共集會的數量、規模和種類在日益增加。在選舉運動中達到了巔峰；1932年7月，有六場集會：三場是帶有演講的集會，兩場是帶有遊行的集會，還有一場是「娛樂晚會」。而且，活動一直在繼續；在整個三年期間，只有兩個月沒有納粹集會（1930年7月和1932年8月）。活力是他們給人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納粹在諾特海姆的宣傳努力超越了純粹的行動主義。持久穩固的、富於創造力的和強勁的努力，再加上對特別適合諾特海姆和城鎮中每一種因素的敏銳觸覺。除了關於民族主義、猶太人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通演講外，他們的集會也是專門為工匠、商人、公務員、領撫卹金者、工人和其他目標群體舉行的。還要考慮到諾特海姆的地方特性，城鎮中幾乎沒有真正反猶主義的人，因此這一效果較弱。但是城鎮中人有很強烈的宗教信仰，這被充分利用了。當納粹分子不吸引特定群體時，他們會依賴於盛會、「娛樂晚會」、放映電影、演戲劇、雜技表演、抽獎、舞會、體育表演、軍事演習、兒童朗誦和其他取之不盡的手段。他們將受苦的群眾吸引到盛大的集會中，在集會中，人們會沉浸在參與一場充滿活力且包羅永珍的活動的感覺，在這場活動中為滿足每一種需要而調整激進的行動。敵人的定義也差不多：他是猶太人、社會黨人、不敬神的人，或者更受偏愛的是無定型的普遍形式，是一種需要為從企業銀行的崩潰到《凡爾賽條約》的簽訂負責的「體系」。

簡言之，國社黨成功地成了所有人的一切。這甚至反映在廣告宣傳中所使用的名字上，分別是「nationalrmanwkrs.party」或者「nat.socialistrkersparty」，或者是根據需要而出現的各種變化形式。在混亂的宣傳中，納粹分子表現為虔誠的、嚴肅的、完全愛國的、在滿足民族主義需要的情況下是「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而且（如果你曾經出席他們的「娛樂晚會」）很明顯是友好的。但是，納粹集會所取得的效果僅僅是通過他們的人數來完成的。如果你想要一個有活力的政黨，那麼國社黨就是這樣。

從遠處來看，納粹分子的活力和技能看起來是神秘的，但是當某人分析該黨派在當地的實際操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動力、成分和構成時，一切都變得可以理解了。從中可以推測出納粹狂熱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歷史根源，如同邪教般的偽宗教信仰運動特性，以及被惡魔般地釋放出來的由受虐狂似地依附於全能的、有超凡魅力的領袖所產生的力量。但是更簡單的解釋似乎更能揭露納粹分子瘋狂行動的主要因素。

首先，從納粹黨由邊緣現象轉換為大眾運動開始，他們的目標就變得非常簡單了——獲得權力。這要通過獲得更多的成員和選票來實現。所有的其他內容——比如主義上的一致性或者人類尊嚴——都服務於唯一的目標，即動員群眾支援，讓希特勒掌權。一個如此簡單的目標，可以允許他們集中所有的努力，非常合算地利用各種才能和活力。

其次，與以前的黨派相比，納粹黨的構成給了他們以最少的努力實現最簡單目標的才能。國社黨是中產階級的第一場群眾運動。他們已經瞭解瞭如何在現實世界中以最少的努力完成各種事情。他們從成本核算的角度考慮問題（明白如何記錄分類賬戶，這一點與社會民主黨的無產階級追隨者不同，在他們眼中，學習這一內容就像是學外語一樣），他們熟悉廣告宣傳、裝置租賃、籌資和辦公室間備忘錄等。他們有交流網路（至少是在地方層面上），瞭解各部分的業務專長，能夠處理像租賃麥克風或者在一夜之間設計並印刷海報這樣的實際問題。他們的中產階級背景和商業經歷意味著他們已被訓練成守時、勤勉、自律、守序和節儉的人。參與戰鬥的人也熟知冷酷無情，他們會毫無疑問地服從命令，並且迅速地利用各種機會。納粹領袖也有中產階級那些偏狹、自信、易受騙和粗心大意的自以為是的特性——希特勒非常瞭解如何加強和利用這些性格缺陷。

最後，1930年之前，納粹黨通過試驗和錯誤而制訂出的宣傳和群眾動員機制是簡單的、自我修正的和自我強化的。通過形成多樣化的書面宣傳的要求清單和對各種主題的演講者的廣泛選擇（1932年12月，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可以任用的大區演講者有80名），國社黨的高階官員讓地方的納粹領袖幾乎可以任意選擇滿足當地需要的組合。這些選擇的結果是令人懷疑的，但是舉行過一場群眾集會之後，可以通過統計門票銷量和籌款所得來更加精準地評估結果。未來的策略會進行相應的調整，而且可以根據反饋系統進行調整。收益是衡量一個專門的演講者或他的主題（每一位演講者在其最佳表現中也有利害關係）是成功還是失敗的最容易的標準，收益可以用於更多的活動和宣傳。因此，納粹分子持續的競選運動主要可以通過群眾集會和籌資方法之間的關係來解釋。從根本上來說，最重要的反饋系統包括其他經常被記錄和容易被統計的內容：申請成員數量和選票。因為追求權力是唯一的目標，所以這些內容也是整個機制的主要獎勵和強化因素。

其中的任何一項都不能暗示納粹分子是無敵的，或者他們強大的破壞力是無法阻擋的。他們從1930年到1932年之間的大部分成功必須歸因於他們求新而順應潮流的影響力。一旦這些因素無法發揮作用了，這場運動就會陷入麻煩——以1932年秋天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問題為例。到那時為止，諾特海姆納粹分子能讓城鎮中人參加集會的唯一可靠的方法就是把集會變成一場「娛樂晚會」。換句話說，純粹的政治宣傳對普通的納粹選民來說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大眾的冷漠和疲憊已經取代了好奇心和熱情，金融泡沫破滅了，否認了迫近勝利的期望所帶來的外部關注的黨派已經開始攻擊自己了。納粹的極度活躍也要求從地方層面的領袖那裡收取費用；他們很快就心力交瘁了，像是魯道夫·恩斯特和瓦爾特·施泰內克。整件事情就像一次生死攸關的騎兵衝鋒，1933年1月，事情很容易地向另一個方向發展了。

明顯的是，如果一個德國的國家領袖有決心和勇氣取締國社黨和共產主義者的話（將全部國旗隊隊員轉為儲備軍也許是為了支援這一觀點），希特勒就會走投無路了。該黨無疑會繼續存在，但是正如1922年的普魯士禁令所顯示的，由於缺乏煽動和資金，納粹黨本會萎縮的。希特勒絕不是不可抵擋的，不過1933年開始，希特勒的追隨者所付出的努力和技能讓他看起來是難以抵擋的。

如果當時有任何有效的反對力量的話，納粹分子並不會在諾特海姆取得那麼大的成功。各種各樣的右翼分裂黨派並沒有什麼競爭性，因為他們同意納粹分子的民族主義和反社會主義，最多也就是高度懷疑民主的價值。只有兩個黨派無條件地獻身於民主事業並且清楚地認識到了納粹主義的危險——天主教中央黨派和社會民主黨。因為城鎮中的宗教情況，中央黨派在諾特海姆只有一小批追隨者，但是很穩定——每次選舉都獲得了180張選票，差不多會有10張的浮動。就大蕭條直接對社會黨人的追隨者施加了壓力這一事實而言，社會黨人也保持著相當的穩定性。直到1932年春天，他們才出現損失。在1932年春天和夏天的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失去了28%的支援者，但是其本身還是穩固的。社會同質性是社會民主黨的力量來源，也是它無法有效對抗納粹主義的根源。如果社會黨人與非納粹的中產階級改善關係，他們本可以阻止納粹主義的發展。城鎮中的社會主義傳統阻礙了他們。如果社會黨人提出一項改革計劃，他們本可以從納粹分子手中盜走激進主義的旗幟。他們自己的改革傳統阻礙了他們。他們在戰略上的基本錯誤是認為納粹主義的威脅在於其進行武裝起義的潛在可能性。社會黨人隨時準備進行抵抗；他們無法抵抗的是納粹的政治威脅。相反的是，他們的做法完全是消極的。

社會民主黨強調納粹主義的邪惡性，但卻沒有替代計劃。它捍衛共和國，但是卻不能允諾更好的未來。社會民主黨、國旗隊隊員或者工會集會的心境完全是防禦性的，甚至到了在全國競選運動中利用群眾集會來解決納粹分子在地方層面上攻擊的程度。在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社會民主黨有一個解決大蕭條的超級武器，但是在諾特海姆，除了在《人民報》上刊登攻擊個別中產階級的粗魯中傷外，這一武器卻從未發揮作用。整體上來看，社會民主黨的工作可以被視為最具奉獻精神的活動卻沒起任何效果的一個例證，其後沒有任何有效的策略。而且，社會民主黨越是努力地想在決心上趕上納粹分子，他們就越是將中產階級趕向納粹的懷抱。社會黨人的戰鬥狀態只是增加了諾特海姆的政治緊張局勢，並沒有消除納粹的吸引力。

在諾特海姆，有益於激進的右翼群眾政黨崛起的因素是豐富的：看起來越來越惡化的經濟災難；由於政治上的不寬容，傳統的階級劃分變得更加嚴重；強烈的民族主義和狂熱的軍事主義；不起作用但是好戰的左翼；以及分裂、憤慨而且不穩定的右翼。除了其宣傳外，國社黨還為這種混亂的狀態——社會秩序的崩潰——貢獻了其他要素。

從1930年到1933年，在諾特海姆出現了不少於37場政治打鬥。其中四場是大規模的混戰。這些資料中還不包括未遂的打鬥——有幾次是警方的積極行動或者對立領袖的剋制阻止了暴力行為的爆發。還有幾次是警方禁止召開集會，國家警察分遣隊被派到諾特海姆作為增援，而報紙在報道出現或者沒有暴力行為時，幾乎都統一口徑說是天氣或者汽車意外事故。雖然有警方的規則和規定、政府的佈告和緊急法令，但這些沒有一項能徹底根除在德國這片有嚴厲法律和嚴格秩序的古老土地上每天都出現的街頭打鬥。

問題的根源是將城鎮中完全對立的對手分成兩個組織，其中每一個都想要摧毀另一個；一個想要建立獨裁統治，另一個即便是遭受了猛擊也想要維持現在的民主。這種衝突的觀點導致了互相的誹謗，首先是黨派間的，其次是個人間的。誹謗訴訟變得司空見慣了。言語和行為上的嘲諷和辱罵助長了傲慢情緒。恐怖主義，尤其是在諾特海姆縣，成了一個標準的武器；刀子、金屬棒甚至是槍都成了標準裝備。除此以外，還持續存在著即將發生納粹政變的謠言，有些是以事實為基礎的。

諾特海姆從一個不活躍的偏遠的城鎮變成了暴力行為的爆炸中心。可以繪製一個由政治活動和街頭打鬥構成的「狂熱圖表」。它會證明競選運動、頻繁的政治集會和肢體衝突之間的直接關係。這三年是與日俱增的。而且，法庭基本上會寬大處理，以至於雙方性急的人都受到了慫恿。1933年1月20日，這一心態達到了頂峰，當時在「飢餓遊行」和「長橋」戰鬥中犯罪的人都被大赦。因此，在希特勒掌權後，他們可以自由地參與各種活動。

三年來的暴力行為的遺產，打破頭、撕裂嘴角和打傷眼睛的後果是多樣化的。當然，任何一場打鬥都沒能決定什麼，這些打鬥與其說是政治緊張的原因，不如說是其結果。但是這些打鬥為城鎮積累了足夠的痛苦。由於和平的解決被證明是不可能了，諾特海姆人越來越習慣於以暴力的方式解決政治不合。有秩序的人對經常發生的打鬥感到厭惡，但最後卻習慣了打鬥。因此，這為希特勒上臺後納粹分子系統地利用暴力和恐怖行為鋪平了道路，也為諾特海姆人相對冷漠地接受他們鋪平了道路。這就是納粹掌權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