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餓！除了飢餓，我一無所有！」

——一個失業工人大喊道，他因擾亂治安而被捕，據1932年12月6日《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報道

儘管社會民主黨遭遇了一系列毀滅性的打擊，儘管納粹分子在7月的國會選舉中獲得了決定性的絕大多數，但夏季選舉後，諾特海姆的政治形勢陷入停滯不前。納粹分子幾乎沒什麼可做的了；這是他們最受歡迎的時候，但他們仍舊沒有權力。全國的情況都是這樣的。經過密切觀察，納粹在7月國會選舉中贏得的230個席位的「勝利」是空洞的。國社黨只獲得了37%的投票——自第二次總統選舉之後，這一比例就沒有增加過。8月13日，希特勒向馮·興登堡舉薦自己，希望能被允許組建內閣，這位老人家不僅拒絕了，還暗示他永遠都不會允許希特勒成為總理。如果不可能「合法取得權力」，毫無疑問會使用武力。衝鋒隊於1932年8月發動了一波恐怖襲擊，馮·帕彭政府以緊急法令作為回應，按照這一法令，五名衝鋒隊隊員因謀殺罪被判死刑，軍隊告訴戈林一旦納粹試圖發動政變，他們就會開槍。

在這種僵持局面中，軍隊似乎佔據著優勢。在諾特海姆，1932年秋初的重要事件反映了這一點，因為來自第17步兵團的軍隊訪問諾特海姆，進行了秋季軍事演習。城鎮熱情地接待了400名士兵和6名軍官。各種報紙滿是關於軍事演習的敘述，軍樂隊舉行了兩場音樂會，在各種各樣的酒吧裡舉行了多場「演習舞會」。《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報道稱城鎮中的孩子們聽到老兵的歌曲很高興，因為他們骨子裡都熱愛軍隊。為了促進對他們的教育，學校給孩子們放假，讓他們去看第二天的軍事演習。簡而言之，整個城鎮都沉浸在純粹的軍事表演中。

以前，在小範圍內，同樣的事情也經常發生。1930年11月，一個腳踏車團體訪問諾特海姆並舉行了「同道中人晚會」，和諾特海姆「以前的90名先行者預備隊團體」的成員一起喝啤酒。1931年5月，一個小型摩托車分隊在城鎮中因模擬演習待了兩天。很明顯的是，諾特海姆人非常渴望軍事生活，以至於他們看到警察部隊來城鎮時都很高興。1931年，為慶祝一支警察部隊駐紮在諾特海姆，舉辦了一場晚會，1932年6月，警察部隊訪問城鎮的時候，舉行了一場「演習舞會」。人們還應該瞭解的是，有幾個諾特海姆人是非法軍隊（黑色國防軍）的志願者會員，這支軍隊駐紮在城鎮東部15英里遠的山丘上。

投入軍事主義並不只是觀看士兵們的遊行。1930年，陸軍元帥馮·馬肯森訪問諾特海姆所引發的精彩的慶祝活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932年，前陸軍元帥再次穿過諾特海姆，路上，他去拜訪家宅位於諾特海姆附近的老朋友馮·施特拉倫海姆伯爵（當地最重要的納粹分子）。他要求不需要小題大做的，但是150名鋼盔團成員在火車站迎接他，諾特海姆露易絲王后協會為他獻花。他乘著伯爵的豪華轎車穿過城鎮（許多房子上都掛著向他致敬的旗幟），「長橋」上一支鋼盔團衛佇列隊歡迎他。在被檢閱和解散之前，鋼盔團一直跟在汽車後直到馮·施特拉倫海姆的家。之後，當地的「騎兵俱樂部」被邀請到伯爵的宅邸喝茶，與老戰士會面。當《人民報》刊登了伯爵莊園的半版照片時，對馬肯森的到來很高興的諾特海姆人幾乎笑不出來了，照片中包括僕人們的住房、馬廄等，題述是：「這裡住著馮·施特拉倫海姆伯爵——工人們的領袖——國社黨的領袖——不需要進一步的評論了。」

在大蕭條的年代，諾特海姆人持續表現出的民族主義被視為一種政治常態，但是幾乎沒人能像納粹分子那樣熟練地利用民族主義。甚至娛樂活動也受到了民族主義的影響。「演講協會」經常有軍隊的演講者。在1931—1932年的聖誕假期，有一部軍事滑稽劇電影《舒適的後備隊》打破了諾特海姆電影院的所有紀錄，連續兩週都滿座。該電影比湯姆·米克斯和哈利·皮爾那樣的中堅分子更具吸引力。但該電影並不是寬容的民族主義。1931年8月，《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報道稱在城鎮附近發現了一個來自比利時的小氣球，上面繫著一張明信片，詢問發現的時間和地點。「許多人認為這是個無意義的玩笑，」《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的社論稱，「但是，有很多人來詢問關於風向、天氣和發現地點的問題，可以認為這些寄送者正在調查戰略資訊。因此，不要把明信片寄到法國或者比利時……」《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指出，想要爬到樹上拿氣球的那個諾特海姆男孩的褲子被劃破了；該報嚴肅地建議法國人給他買一條新褲子。《人民報》對這個故事沒發表任何評論。宗教也被利用來培養民族主義了；雖然教會並沒有舉行憲法日慶祝活動，但他們確實舉行了紀念俾斯麥建立帝國的慶祝活動，1932年10月，他們慶祝了馮·興登堡總統的生日。

正是在這種氛圍中，納粹訴諸民族主義和軍事主義，雖然粗暴，但卻有效。另一方面，社會黨人指責納粹分子崇尚軍國主義是毫無價值的，尤其是其中包括隱含的暴力威脅。1932年秋末，《人民報》被驅使著要求城鎮政府採取行動，反對納粹分子穿制服並高舉旗幟在城鎮遊行。該報認為這樣的活動是在「挑起暴力」。然而，城鎮中的納粹分子知道正是這樣的姿態吸引了他們在諾特海姆的追隨者。因此，納粹分子並沒有試圖與民族主義的、以軍事主義為基礎的馮·帕彭政府戰鬥，而是將新的重點轉化為自己的優勢了。

9月17日，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舉行了他們在7月31日國會選舉之後的第一場集會。這場集會被宣傳為「盛大的軍事遊行晚會」，特色是「黨衛軍的體育表演」。有很大一群人到場觀看黨衛軍的表演，不過他們的「體育表演」結果是一場被委婉地稱為「國防體育」的展覽，即軍事演習。兩天後，衝鋒隊在諾特海姆附近的森林進行了大量的公眾演習，隨之還舉行了「演習舞會」。這類活動比一週後舉行的另一場集會更加吸引人，在集會上，「所有階層的工人！商人！工匠！農民」都被邀請「和我們一起帶著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憤怒和行動來發起猛攻」！根據《人民報》所說，這次集會只有通常出席率的1/10。

雖然最近獲得了很多成功，但是諾特海姆地方小組還是陷入了麻煩，整個南漢諾威—布倫瑞克大區都是如此。其中的一個因素是財政。雖然有大量的資金轉入，但是收入沒有增加，支出反而增加了——按照預期，收益會增加。1931—1932年的「金字塔俱樂部」將群眾集會的收益投入宣傳，想要以此從群眾集會中獲得更高收益，到了1932年夏天，它已經到了極限並且開始崩潰了。再也沒有大批新的希特勒追隨者來供養這個迴圈了。而且，過分樂觀的納粹領袖期望每場競選運動都能帶來最終的勝利，於是，不斷的選舉導致了不計後果的浪費和難以償還的債務，因為增長率相對下降了。

1932年8月，省黨部領袖生氣地催促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繳納6月以來拖欠的會費，總計823.5帝國馬克。8月末，地方小組償還了債務，但是很快又陷入了困境。9月末，諾特海姆一共拖欠了555.5帝國馬克，10月，又未能支付當月的261帝國馬克會費。12月8日，省黨部領袖提醒諾特海姆地方小組自8月以來它沒有支付任何會費，並要求它立即匯款。不僅諾特海姆欠大區的錢，整個南漢諾威—布倫瑞克的地方小組都沒能付款。

另一個問題是納粹黨派中的成員人數實際上在減少。1932年9月末，大區記錄當月淨減少了401名成員。有84名新成員，但是有330人退出，155人被開除（絕大多數是因為未支付會費）。捐款也減少了。這可能是因為國社黨之前對其追隨者壓榨得太多了。也可能是因為國社黨變得更加「偏左了」，它試圖與馮·帕彭的政府拉開距離，因而疏遠了一些中產階級追隨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也是一個不祥的政治問題。

1932年10月，諾特海姆面臨一場新的競選運動——八個月以來的第五次。7月選出的國會只召開了一次有關商業的會議，當時反對馮·帕彭政府的「不信任」投票以10：1的絕對大多數通過了。馮·帕彭無意在國會信任的基礎上進行統治，於是立即解散國會，要求於11月6日進行新選舉。很明顯，只有馮·興登堡的權威和軍隊的刺刀支援著政府，在國會內，沒有其他可能的聯盟能組成政府了；608個席位中有319個由納粹分子或者共產主義者控制著。他們不能共同統治，但是可以聯合起來阻止其他人的統治。

因此，就很多方面而言，秋季國會選舉既沒有希望，也沒有意義。如果納粹分子想要保持他們不可戰勝的光環，他們就得加入戰鬥並且展示成果。大區再次下達了戰術指令，並再次詢問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宣傳需要。瓦爾特·施泰內克不再是夏天那個揮金如土的人了，他回答道，他已經擁有足夠的印刷材料了。他不再像7月選舉那樣要求「五個大區演講者、三個國家演講者和一個參加選舉前夜15000人的示威遊行的重要人物」。省黨部領袖也設計了一些能以人力而非資金完成的策略：「傳教士般的」演講者挨家挨戶地進行選舉宣傳，每一個人的目標都是使10到20個家庭「皈依」（並且將印刷品賣給這些家庭）；再次進攻沒有設立地方小組的地點；再次使用了曾經在7月用過的私人信件寫作策略。競選運動仍將使用經過檢驗的煽動性方法，比如群眾集會。

10月8日舉行了第一場納粹群眾集會——又是一場混合性的活動而不是簡單的演講活動。有抽獎活動，衝鋒隊演奏了音樂，希特勒青年團表演了題為「在敵人的金牌裡」的戲劇。三天後，一個普魯士議會的納粹成員發表了題為「打倒富翁們的獨裁統治」的演講。他針對的目標就是馮·帕彭和民族主義者，他承諾納粹分子會粉碎這場「資本主義政黨的階級鬥爭」。兩場活動的出席率都很高。

隨著新競選運動而來的是令人厭煩的暴力和謾罵的日益增加。整個8月和9月，城鎮都很安靜。唯一的例外是9月初，當時積習難改的納粹好鬥者塔普曼毆打了一名社會黨人，他因此被象徵性地處罰了10馬克。然而，10月23日，兩名國旗隊隊員和一名納粹分子打架，納粹分子的頭被打破了。同一周，一名「鋼鐵陣線」成員因辱罵警察而被法庭罰款，一名納粹分子因辱罵城鎮議員而被罰款。在10月10日的「樂隊之戰」上出現了有趣的調劑。城鎮樂隊（納粹認為該樂隊是社會黨的，因為社會民主黨集會經常僱用他們）正在市集廣場上舉行每週的慣例音樂會，就在此時衝鋒隊的樂隊來了。由於警方的工作疏漏，納粹分子也被允許在同一時間和同一地點進行表演。廣場上的觀眾很快就將之等同於政治事件，交替大喊著「自由！」和「希特勒萬歲！」。為了避免暴力，警察在廣場中央畫了一條線，在兩支樂隊猛攻彼此的時候，他們線上的旁邊就位。在警方的督促下，兩支樂隊最後離開了，群眾也安全地解散了。不管怎樣，那天的諾特海姆人很可能已經聽夠了音樂，因為那天的早些時候，共產主義者的銅管樂隊乘著卡車穿越了城鎮。

10月22日，社會民主黨以一場大規模的國旗隊隊員集會開始了競選運動。主要的演講者是國旗隊的全國領袖卡爾·赫爾特曼，集會之前，來自漢諾威的國旗隊樂隊在市集廣場上舉行了巡遊和音樂會。因為全部國旗隊第十區的人都為此次活動來諾特海姆了，所以這次巡遊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赫爾特曼的演講標題是「我們的自由岌岌可危」，是對納粹分子的猛烈攻擊。整個事件充分展現了他們的力量。一週後，社會民主黨青年部舉行了一場遊行，他們高唱著歌曲，表演著反納粹戲劇。最後的一場遊行於11月4日到來，主角是奧托·格羅提渥，他在激昂的演講中抨擊了共產主義者和納粹分子。

民族主義黨派在競選運動中舉行了兩場集會，都是在最後一週，都攻擊了納粹分子和國會政府。

納粹分子以一場群眾集會開始了最後的選舉運動，起重要作用的是德國女孩聯盟。諾特海姆的領袖克萊爾·登茨勒發表的演講強調了「熱愛祖國、人民團體、德意志意識和德國道德」。三天後舉行的一場對抗的集會吸引了「收租者、領撫卹金者和戰爭傷殘者」，還吸引了「德國的工匠和商人」。票價降到了20芬尼，這是納粹集會的最低金額。早上，衝鋒隊、黨衛軍和希特勒青年團一起去教會，中午衝鋒隊樂隊舉辦了音樂會。兩天後，一個路德派牧師代表納粹分子講話。票價再次降低了，但納粹還有財政麻煩，他們第一次進行了公眾集資。牧師抨擊了馮·帕彭政府，不過像往常一樣，他強調宗教信仰和民族主義：「我們所侍奉的天上的神只有一位，我們所熱愛的祖國只有一個。」有很大一群熱情的觀眾。最後，在選舉前夜，希特勒青年團和德國女孩聯盟一起舉辦了「娛樂晚會」，有唱歌和跳舞，還有當地領袖的演講。在扣除掉啤酒的成本之後，這次活動的400馬克收益表明仍舊能從諾特海姆中產階級的身上賺錢。

在自1930年以來的第一次選舉中，納粹分子以報紙宣傳來補充他們的集會。在選舉之前的那周，《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上每天都出現大量的廣告宣傳，還包含如下的簡短口號：「14年的痛苦、羞恥和醜聞！保護你自己！」「我們每天的麵包是首要需要。我們想要能忍受的生活條件！」除此以外，全黨各個部分都被派出去分發印刷品和集會門票了。納粹分子明顯很謹慎。

11月6日星期天的選舉表明諾特海姆對納粹的支援率第一次下降了。這在一定程度上可歸因於「選舉疲勞」；不過投票人數只減少了100人，這些一定是來自國社黨的資料，總票數減少了267張。獲得這些選票的主要是人民黨和民族主義黨派，不過共產主義者也增加了大約50張選票。社會民主黨似乎呈平穩狀態。社會民主黨雖然在諾特海姆失去了12張選票，但實際上在諾特海姆縣是有所收穫的。儘管納粹的力量有所削弱，他們仍舊控制著59%的大眾選票，而社會黨人只有24%。在全國範圍內，國社黨似乎已經過了巔峰時期。它在國會中的席位從230個下降到196個，而共產主義者的席位從89個增加到了100個。然而，選舉沒有解決任何問題，因為納粹分子和共產主義者仍舊保持著「消極多數」，而專制政府也在繼續著。

好像是為了說明這一點一樣，馮·帕彭釋出了一個法令，禁止選舉日在德國的任何地方召開所有的政治集會，為期12天。即便是這樣，也沒能阻止暴力行為；選舉結束兩天後，幾名衝鋒隊隊員和國旗隊隊員發生了打鬥，不過沒有人嚴重受傷。在危險的政治貧瘠中，只有一個樂觀的理由。1932年秋天已經度過了大蕭條最嚴重的時期，即便沒有政府行動，現在人們都期待著恢復過來。諾特海姆的每份報紙每月兩次刊登當地的失業資料，研究這些資料的諾特海姆人會發現1932年春天達到失業頂峰時幾乎沒有超過前一年。他們會注意到，秋天的失業率並沒有像往常那樣增長。1932年10月，該區的工業和貿易委員會已經得出結論：經濟正在復甦。他們向公眾釋出了一項宣告，並提供了相關的證據，這是大蕭條年代第一個充滿希望的宣告。

然而，這並沒有給失業者帶來多少歡樂。即便是1932年秋天在製糖廠找到工作了，每週的工資也只比失業津貼多了2馬克；工資水平是1929年的一半。1932年11月，一個年輕的接受福利救濟的女性在市政廳大喊：「餓！」因為福利辦事處沒能滿足她的需要。她一直呼喊著，直到警察把她趕走。11月下旬，當地法庭判處一個工人一個月監禁，因為他在發現自己一大家子的失業救濟金被削減了之後，生氣地大吼道：「走向街壘！走向內戰！」當領取福利救濟金的人瞭解到他們的救濟金被削減了的時候，市政廳幾乎發生了騷亂。12月初，一個在福利辦事處的失業者非常憤怒，他拒絕離開，因而被逮捕了。去拘留所的路上，他一直大喊著：「我很餓！除了飢餓，我一無所有！」同時，工業事故受害者和孀婦協會向政府要求更好和更公正的撫卹金。

城市儘可能地提供幫助。向失業者提供廉價的肉，如果有人有一頭豬，可以在城鎮屠宰場宰殺並且免費烹調加工。城市準備了一些土豆以備緊急使用，沒有任何食物的人可以在城鎮賑濟處獲得免費的餐食（1932年每天平均分發37頓餐食）。城市公共浴室以每人10芬尼的價格提供溫水浴，在特別的情況下，失業者可以免費洗浴。還為失業者建了一個溫暖的大廳。城市之所以會採取這樣的行動，部分原因是私人慈善團體做不到這些。1931年的慈善聯盟在1932年沒有再出現，「主要是為了逃避他們去年遇到的困難」。政治對立的加劇使得各個慈善團體難以凝聚起來。

在希特勒掌權之前的最後兩個月內，社會民主黨人受到了一種特殊宿命論的強烈影響。自夏天以來，他們一直在質疑自己控制局勢的能力。他們沒有舉行公共集會，不過國旗隊隊員仍舊在為防止納粹分子奪權而準備戰鬥。他們在柏林總部建立了一個秘密短波電臺，11月後全天有人值班，一旦納粹發動攻擊，他們能立刻發出訊號。在諾特海姆，人們等待的時間越長，就變得越好鬥。國旗隊的領袖們不斷警告著不能倉促採取行動。他們也渴望戰鬥，但他們幾乎沒有獲勝的希望。1932年12月，一個工會領袖把其成員名單燒燬了。一個來自緊挨著諾特海姆郊區的國旗隊領袖難以阻止其成員發起針對納粹分子的獨立罷工，但同時他採取預防措施，先摧毀了其成員名冊，這件事也發生在12月。一個普通工人總結了普遍情緒。他發現納粹分子擁有壓倒性的力量，主要是財政上的。他不會在他們面前退縮——實際上他是與一些衝鋒隊隊員打架的領頭人之一，他因而曾被判入獄——但是，他也確實覺得納粹分子會掌權，這是他無法阻止的。畢竟，他「只是一個小人物」。

城鎮中人也認為納粹必然會勝利。人們普遍相信國社黨已經編制瞭如何在諾特海姆分配權力位置的清單。非社會黨人都不相信國旗隊隊員會戰鬥；他們認為其領袖是和平主義者，缺乏個人勇氣。不過，事實是絕大多數諾特海姆的國旗隊領袖都獲得了能證明自己勇氣的戰爭勳章（卡爾·德佩擁有一級鐵十字勳章）。而當城鎮在12月和次年1月等待著第三帝國的時候，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不過，這輪毫無意義的政治活動依舊在繼續著。共產主義者堅持煽動舊軍事營房的失業者並且分發傳單。人行道上能發現共產主義者用棕色油漆寫的口號，這給清理的城市工人帶來了無盡的麻煩。1月，德國共產黨讓大約80名參加遊行的示威者拿著刻有口號的牌子：「開啟櫥櫃！拿著煤、土豆和麵包出來！」這也引發了城鎮中人的一些思考。《人民報》曾兩次強烈地否認德國共產黨在「年輕的社會主義工人」中取得了進展。

與關於社會黨人的流行觀點相反，共產主義者被認為是在納粹掌權時會進行戰鬥的嚴肅的革命者。但諾特海姆權威機構並不認同這一觀點。1931年，鎮上的警察對一項官方調查的回應如下：「我們的調查結果是沒人對共產主義者表示擔憂。他們的地方組織只有15到20名成員，直到現在都不活躍。」諾特海姆共產主義者也不準備戰鬥。1932年8月，當普魯士警察在整個諾特海姆縣搜查主要的共產主義官員的家時，從14所房子裡搜到的全部武器包括四根「棍子」、兩把「匕首」、一把左輪手槍和一副指節銅環——後者是諾特海姆城鎮的共產主義者唯一的武器。但是在大蕭條的環境中，諾特海姆的共產主義者有成長起來的可能性，這就給納粹分子提供了替罪羔羊，給中產階級提供了擔憂的新原因，也給社會黨人提供了造成圍攻氣氛的另一個理由。

納粹分子在整個嚴冬的幾個月裡一直在繼續他們的煽動活動。12月初，他們發起了兩場活動，一場是宣傳電影，另一場是多樣化的娛樂活動。1月，衝鋒隊舉行了一場宣傳遊行，還有一場群眾集會，他們的演講者在會上將國社黨描述為「一個優等民族發出的最後一聲備受折磨的吶喊」。許多可以免費入場的失業者來這裡主要是因為納粹分子宣傳稱「大廳非常暖和」。最後，1月末，衝鋒隊召開了另一場「軍事遊行晚會」，還表演了一齣戲劇《褐衫英雄》。這些活動並不是源自他們的活力，按照之前的情況來看，只是源於堅韌的決心和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