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崩離析，中心失控；
世間一片混亂，
模糊的血色潮流橫行於世
純真的禮儀被淹沒了；
好人們缺乏信念，
而壞人們充滿了激情。
——w.b.葉芝：《基督再臨》
3月和4月的選舉之後，諾特海姆相對平靜下來，普通人（很可能投票給納粹了）有時間思考自1930年以來大蕭條對其城鎮所造成的影響。從各種各樣的新聞報道中浮現出的第一個事實是人們的消費變少了。在城鎮的兩所中學中，學生數量從1930年的472人下降到了1932年的387人。這顯然是父母要省錢的問題，而同時小學人數卻有所增加。職業學校的學費只有一年16馬克，自1930年以來入學人數下降了1/4。這是一種不祥的預兆，父母以犧牲孩子們未來的做法來省錢。
諾特海姆人大幅削減不必要的開支。博物館協會的秘書報告說其成員數量在1932年下降了12%，因為人們不願意支付每年2馬克的費用。諾特海姆人擁有的轎車數量在1932年下降到了143輛，這一總數又回到了1929年的水平。1930年至1932年期間，養犬許可證的收入下降了1/3，娛樂稅收也是一樣的，甚至在公共浴室售賣的澡票數量也減少了。城鎮中人甚至節省了城鎮公墓中的墓碑和墓地費用，1930年至1932年期間其收入幾乎減少了一半。
經濟萎縮更為嚴重的表現是住房建設。1930年，新建了68所住房；而1932年，只有16所，其中12所是公共資助的。但是，存在著嚴重的住房短缺問題。早在1930年就有136個家庭需要新公寓，或者是因為他們和親戚住在一起並住在危樓裡，或者是登記為「流離失所者」並住在當局提供的住所裡。後者中有些人住在舊軍營營房裡，每月要支付5馬克。另一些人住在備用房子裡，完全不用支付費用。1930年，每月平均有51個人是這樣住的；1932年，平均人數上升到114人。將這些窮困的人壓縮在一片小區域內不僅產生了極易引起爭論的社會環境，也是不合理的。諾特海姆有很多大公寓因為太大了而難以租賃，如果把這些公寓再分割一下，「流離失所者」本來可以負擔。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諾特海姆有很多可用的資本可以援助分割公寓或者建設新公寓。光是在城市儲蓄銀行就有至少1500個賬戶超過100馬克，還有800個超過500馬克的賬戶。除此以外，諾特海姆人的儲蓄都投資在股票、債券和城鎮中的其他銀行了。諾特海姆人越是關注大蕭條，他們越是為了存錢而減少消費。因此，大蕭條影響了他們的情緒而不是他們的錢包，如果說諾特海姆的消費水平下降了的話，那並不是因為中產階級受到了打擊，而是因為他們藏起了自己的錢。
有兩群人受到了大蕭條的傷害——與建築相關的小工匠，還有工人們。建築業的工匠們在1932年特別拮据，不過他們還能在縮減的基礎上繼續運營。到1932年夏天時，諾特海姆的工藝大師大會要求一項公共工程專案，並且嚴厲譴責非法競爭和資本主義體系。幾乎沒有工匠被趕出這個行業，除了本來就效率低下的人。
城鎮中工人的情況就不一樣了，尤其是那些已經失業的工人。通常情況下，失業者會在冬天達到頂峰，在夏天減少。1932年夏天卻沒有迅速地減少；高失業率持續存在。統計資料中唯一的改變就是失業者數量和領取常規或「緊急」補助金者的數量之間的差距逐漸擴大了。而且，1932年6月，新規定生效了，即限制那些之前有固定薪資的人領取福利金。因此，許多年輕人被排除在了所有資助之外，這引發了激烈的抗議。到7月為止，諾特海姆地區就業辦公室中只有1/3登記在冊的人實際上收到了救濟金。剩下的大多數人長期沒有工作，以至於他們一直受到官方慈善機構的保護——這些人已經忘記如何去工作了，這些人是沒有未來的。
對於這些人而言，1932年的夏天是乾燥且貧瘠的，而非多產的。從字面上來看就是如此，7月，100年以來的高溫紀錄被打破了。那年夏天，小兒麻痺症的發病率也大幅提升。
絕望必然會引起政治上的注意，甚至是在與社會民主黨有密切聯絡的工人階級中。1932年春天的選舉顯示出社會民主黨在大蕭條時代的第一次失利。雖然只失去了222名選民（是之前總數的1/11，而這些人中大部分明顯投票給共產主義者了，不過還是有些人去了納粹陣營），但是對一個穩定發展了幾十年的黨派而言是影響重大的。
對於遲鈍的社會黨人領袖而言，解決方法必須直擊問題的根源，因此只能採取大規模公共工程專案的方式。但是諾特海姆沒錢。在大蕭條的前兩年，城鎮預算是平衡的，但這只是因為城鎮在持續地削減。到1932年為止，預算只有100萬馬克了，而1929年還有150萬馬克的。即便這樣，1932年也有5萬馬克的赤字，啤酒稅和人頭稅都增加了。不僅福利開銷在持續增長，而且稅收來源也威脅著他們的收益。1931年和1932年，營業稅的百分比是一樣的，但是1932年利潤稅的收益只有前一年的一半。德國的稅收體系允許稅務員在利潤稅不足的情況下按照資本控股來收稅，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因利潤稅的下降影響到總的商業稅收益，可以免除大約5%。但很明顯的是，稅收收入不能增加到滿足日益高漲的福利成本，持續的資本稅而非利潤稅是危險的。城鎮也無法為了公共事業專案借錢，因為到1932年，中央政府各種各樣的緊急指令都禁止這麼做。
不過，社會黨人一直堅稱啟動公共工程遠遠超越前幾年已經做的事情。1932年4月，城市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派提出了一項新的詳細的工程專案，主要是道路建設和其他只需要最少的材料支出並提供最多的就業機會的專案。中間派和右翼議會成員對有關城鎮金融局勢的看法持懷疑態度。5月，《人民報》刊登諷刺性的社論，要求實行社會黨人的計劃，並且質問之前為這種專案儲存的資金都是怎麼使用的。1932年6月，議會最終極為勉強地批准了涉及三項社會民主黨計劃的有限專案。
同一年夏天，中央政府計劃的工程專案開始實施。「志願勞動服務」在諾特海姆建立了一個單位。它的第一個專案是大型體育場，工期是5500天。這會減少該鎮的失業人數，但是1932年時已經太晚了。而且，國家資助大型專案的可能性阻礙了地方上的行動。諾特海姆城市議會的持續討論推遲了所有的工程專案，直到政府提供資金支援為止。他們在1933年1月獲得了資助——在希特勒成為總理兩週前。
最有希望的公共工程計劃來自失業者自己。這是「移居俱樂部」開發的，該組織於1932年春天在諾特海姆成立。該計劃是要在歸屬於地方修道院辦公室的荒置土地上建造廉價的獨棟房子，僱用失業工人做這項工作。建造房子的工人們之後可以住在這些房子裡。一個失業建築師畫了很容易建造的房子藍圖，只需要使用很少的材料。如果城市可以為每棟房子提供材料和500馬克，那麼中央政府將會借給每位移居者2500馬克。唯一的問題就是修道院管理層只有拿到錢才會放棄土地，而國家只有擁有自由土地才會借出錢。
8月，僵局被打破了，諾特海姆城市議會為第一批30棟房子投入了資金，不過，必須要保證的是每棟房子的花費必須控制在政府借款的範圍內。城市也同意提供免費的沙子、碎石和森林木材。議會中的右翼成員增加了一個附帶條件，就是其他的材料必須從諾特海姆商人那裡購買。下一步就是從城市議會那裡獲得批准，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中間派聯盟都支援這項計劃。但是納粹卻非常反對。
城市議會中的納粹領袖指責全部移居計劃是「社會主義的」，提出無限期地推遲考慮該計劃。結果引發了激烈的爭議，整個社會民主黨派一度因抗議納粹分子所使用的語言而離開房間。當時，納粹分子要求迅速進行投票，否決該計劃。
這些策略後來受到了中間黨派的挑戰，在第二輪投票中，該計劃被批准了。一個社會民主黨人提議為無力償還貸款的人做擔保，由於納粹黨人的反對而失敗了，因為這項提議需要2/3的大多數人同意。在這一點上，卡爾·庫埃爾富爾特爆發了，他反對納粹的演講非常激烈，以至於縣長不得不召集警察來阻止武力威脅。
納粹分子後來聲稱他們實際上是支援這項移居計劃的，但是時機還不成熟。就縣裡為移居提供擔保而言，是對的，因為當時該縣有超過20萬馬克的難以抵消的赤字，而且鑑於縣財政即將崩潰，只能向普魯士政府求助。赤字主要是由於高漲的福利成本。
由於諾特海姆縣已經拒絕了，現在就輪到城鎮來擔保這些貸款了。社會黨人再次積極地支援這項計劃，而右翼則反對。卡爾·庫埃爾富爾特號召大家注意迫切的住房短缺問題，指出即便是一筆小支出，也會對城鎮的經濟有所幫助。右翼反對移居的唯一理由就是孩子們需要走過1英里才能到學校。在公務員黨的支援下，社會民主黨打敗了城市議會中的右翼，城鎮變成了移居的贊助人。
但這時已經是1932年秋天了；時間越來越短，工程卻還沒有開始。失業者不得不靠著希望而活著，直到第二年春天。那時，納粹分子已經掌權了，它推動了移居專案，並聲稱該專案的成功都是納粹的功勞。
如果說城鎮的工人們對他們的經濟困境感到絕望，那只是故事的一半。還有一半是納粹分子因在春天的選舉中獲勝而激動不已，而他們在諾特海姆擁有絕對多數的武裝，於是，他們開始對社會民主黨的追隨者施加無情的政治和經濟壓力，這是社會黨人無力抵擋的。
這一過程是更加折磨人的，因為1932年春天開始，反納粹分子的希望被德意志政府的行動瞬間點燃了。4月，布呂寧內閣釋出解散衝鋒隊的命令。前一天，《人民報》剛剛就衝鋒隊隊員發表瞭如下意見：
在《聽！聽！》上，我們讀到了一個便籤，是希特勒讓諾特海姆衝鋒隊承襲舊漢諾威皇家普魯士軍重騎兵軍團的傳統。應該笑還是哭？衝鋒隊的隊伍中滿是盜賊、騙子和更壞的人。舊衛兵們如果知道的話，一定會把他們都趕出去。
第二天，衝鋒隊正式被禁止。在諾特海姆，得到國家部隊支援的警察突襲了納粹總部，搜查了衝鋒隊和黨衛軍領袖的家。他們並沒有發現武器，不過要不是一個警察在突襲之前幾個小時向諾特海姆黨衛軍的首領告密的話，警方本會有所發現的。社會黨人滿意地看到納粹的賑濟處即衝鋒隊營房關閉了，自前年秋天一直飄蕩在諾特海姆上空的納粹旗幟被警方拉下來了。
高興還太早了。只過了幾天，警方就向納粹分子承諾重開他們的賑濟處，納粹旗幟又一次馬上就升起了。而且，衝鋒隊只是名義上解散了。解散命令釋出還不到一週，《人民報》就發現：「之前的緊急命令看起來對諾特海姆沒有任何影響，當地的衝鋒隊、希特勒青年團和黨衛軍依舊穿著制服在城鎮中閒逛。普魯士內政部長的長臂何時才能伸到諾特海姆？」
雖然如此，社會民主黨覺得有理由進行大規模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活動。國旗隊的軍樂隊一大早就沿著全城鎮遊行，以此提醒人們今天究竟是什麼日子。城鎮樂隊在市集廣場上演奏了更多的音樂，下午，莊嚴的遊行隊伍蜿蜒地穿過城鎮，有很多旗幟和橫幅，一直走到啤酒花園。在那裡，工人們聽著人民合唱團演唱的歌曲，看著社會黨人青年團體表演的雜技，喝著很多的啤酒。反對資本主義的演講給德國人和國際社會主義帶來了響亮的歡呼聲。《人民報》將整個事件解釋為「工人們對抗納粹主義鬥爭的轉折點」。
5月的第一個星期，國社黨的活動很剋制，但並不是因為與社會民主黨的交戰。其中一個原因是春天時一系列繁忙的競選活動所帶來的疲憊感和混亂感。另一個原因也許是貧窮：4月和5月，諾特海姆地方小組既沒有向納粹黨上級組織彙報，也沒有支付要求的費用——諾特海姆縣幾乎有一半的地方小組都有這種翫忽職守的現象。過度依賴未來增長的消費行為讓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嚐到了惡果。由此，他們一直負擔著債務，直到希特勒建立起獨裁統治時，才解決了他們的財政問題。
但即便是納粹減少努力了，也並不是完全不活躍了。5月第一週，他們舉行了一場相對沒那麼政治化的「5月步行」活動，有250名男性、女性和孩子去諾特海姆的森林遠足旅行，之後在傍晚的時候回到城市公園，喝咖啡，吃蛋糕。雖然一週後舉行的納粹第二場集會被大膽地宣傳為「戰鬥仍在繼續」，但是會上只討論了納粹分子會如何通過輕度通貨膨脹信貸專案來解決失業問題。諾特海姆的暴力行為也減少了，但是5月中旬還是發生了一場八人打鬥，其中一人受傷嚴重，6月，一個納粹把一個年輕人打到失去意識了。然而，5月末，希望的序曲終結了，納粹的主宰力量再次向前推動。
在整個國家層面，容克和軍事領袖的陰謀導致布呂寧辭職。馮·施萊歇爾將軍保證了右翼政權的任命，馮·帕彭成了沒有國會支援的內閣總理。馮·帕彭的第一批行動之一就是解除對沖鋒隊的禁令，另外他還撕毀了禁止納粹分子穿制服的命令。
在諾特海姆，納粹分子選擇在1932年春末將社會民主黨驅逐出其權力附屬職位，尤其是學校諮詢委員會。這是一個有效的攻擊，因為社會民主黨一直擔心諾特海姆的學校成分。早在1930年12月，《人民報》就指出高中的學生們經常以「希特勒萬歲！」來問候彼此。10個月後，《人民報》報道了兩個納粹化的高中學生將一顆臭氣彈扔進了開著窗戶的房子裡。該報評論道：「校方將如何處理孩子們頭腦裡的所有納粹思想？」儘管高中校長禁止學生們行納粹禮，地方政府禁止學生們成為希特勒青年團成員，但是社會民主黨並沒有放鬆其擔憂之情。1931年年末，《人民報》指控第一市立中學為「納粹大本營」。它暗示有幾個教師是納粹分子，並指出學校周圍的建築和路燈柱「裝飾著納粹標誌」。因此，正是在社會黨人非常擔心納粹教師影響的時候，納粹決定將社會黨人從學校諮詢委員會驅逐出去。
1932年4月初，社會民主黨發起了一項清除學校里納粹教師的運動。《人民報》指責第一市立中學的教師海因裡希·沃格是激進的納粹分子，他讀《聽！聽！》，在課上教政治，在黑板上寫納粹口號——這些都是事實。因為普魯士的教師加入國社黨是違法的，所以這變成了嚴重的問題。幾天後，《人民報》又抨擊了另外兩名教師，指控其中一人在凌晨3點喝醉了，踉蹌著穿越諾特海姆的街道時，大喊著：「希特勒萬歲！」還指控另一名教師在上課時行納粹禮並且允許學生們在學校遠足時攜帶納粹三角旗。後一項指控是有目擊證人的。4月末，城市議會中的社會黨人正式要求將沃格和第一市立中學的另一名納粹教師作為危險分子開除。然而，市長認為這一行為超越了議會的許可權。
如果社會黨人認為這些曝光將會為他們贏得中產階級的支援，那他們就錯了。社會民主黨試圖為新的學校諮詢委員會選舉列出一個普通的候選人名單，但是被拒絕了。正如《人民報》所說的：
中產階級已經選定了一份「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選人名單，幾乎全部由納粹分子組成，其中也有些是轉投納粹的前共產主義者。這自然引起了工人們的反對。
社會民主黨質疑第一和第二市立中學的選舉，他們兩所學校的候選人名單被稱為「社會的—共和政體的進步」。《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向社會黨人施加壓力。兩者都報道了社會民主黨向城市議會提議削減該鎮對路德派教會的補貼；兩者還都報道了（在當地新聞版塊）社會民主黨在普魯士議會中投票贊成共產主義者的建議，即向所有收入12000馬克以上的人收稅。
納粹分子發起了攻擊。5月末，一個路德派牧師，同時也是納粹黨的國會成員，在一場群眾集會上發表講話，他嚴厲地抨擊了社會民主黨，要求在德國境內將其定為非法者。除了宣稱宗教支援納粹主義，他還堅稱德國軍隊是希特勒運動強有力的支援者。一週後，在「1910年代圓頂」有一場「娛樂晚會」，《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報道稱，這場晚會是「真正德國化的」。投票前的一週，納粹分子公開表示了對年輕人的關心，他們在諾特海姆舉行了希特勒青年團會議，還有遊行、樂隊演奏和體育比賽。之後，在選舉前夜，另一個路德派牧師在群眾集會上就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選人名單發表講話。演講者宣稱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正在毒害著青年人，「福音派（新教）和德意志民族密不可分」，而「在國家社會主義運動中，基督教將會慶祝它的重生」。集會以演唱《霍斯特·威賽爾之歌》並重復高呼「萬歲」而結束。參加投票的人很多。
兩所學校的投票競爭很激烈。在位於山坡處住宅區的第一市立中學，納粹分子贏得了14個代表中的10個席位。在位於鐵軌北邊的第二市立中學，投票結果是分裂的，社會黨人和基督教的—民族的候選人分別贏得了五個代表席位。社會民主黨的無能已經在自己的領域內顯現出來了。第二天，也就是6月22日，為了慶祝舊日耳曼部落的夏至節日，納粹分子在諾特海姆縣舉行了群眾遊行。來自三個縣的三個樂隊和1200名衝鋒隊隊員一起創造了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不到一個星期，諾特海姆地方小組就急忙寫信給省黨部領袖，想要更多的申請表格以分發給急著加入納粹黨的諾特海姆人。
納粹在學校選舉中的勝利令人沮喪，但對社會黨人而言還不是災難性的。嚴重的問題是納粹的經濟壓力。諾特海姆社會黨人的核心力量是鐵路工人們。1930年，在工人委員會成員的選舉中，社會黨人工會以10：1的絕對大多數獲勝。1932年春天，納粹分子開始削弱工會，強迫工人們至少在表面上接受納粹主義。
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5月中旬《人民報》的報道中。諾特海姆鐵路辦公室開除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在這裡工作了長達20年。終身制領薪水的工人們被迫簽署同意書，變為領小時工資的工人，並且不再是終身制。九人拒絕簽署，馬上就被開除了。同時，薪水降到了每小時50芬尼。前鐵路工人赫爾曼·舒爾策描述了這個過程：
1932年春天，納粹分子第一次試圖把鐵路工人們組織起來。納粹主義已經在管理層、控制室、辦事處工人們等那裡有著很大的影響力了。納粹主義從高層職員開始，向下層做工作。從1931年開始，職員們發現那些屬於褐衫隊的工人們得到了特殊待遇……經常發生激烈的爭吵甚至是打鬥。當我和工人們討論反對納粹分子的時候，主管要求我上班時間不要講話……1932年春末，所有的社會黨工人都被迫簽署了放棄終身制的同意書。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寧可簽字也不想失去工作。壓力開始施加到其他工人身上，最後一步就是「要麼加入（納粹工會），要麼被開除」。我是唯一一個堅持下來並且（公開）留在社會民主黨的人。
這一程式持續了整個夏天，9月開始了新一輪的解僱，包括舒爾策在內。由於舒爾策的頑固，沒有任何檔案說明，他就被解僱了，這就意味著他既不能找新工作，也不能領取失業救濟金。調車場主任曾親自向舒爾策承諾，只要他加入納粹陣營就可以保住工作，但是舒爾策認為自己處境安全，因為作為工人委員會成員，從法律上而言，他並不能被解僱。可當事情發生的時候，工會的全國辦事處無力改變整個程式，這讓其他工人認為他們是毫無防禦能力的。
這場鬥爭是無聲的，因為社會黨人明顯不願意暴露他們的弱勢，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刊登了官方的解釋，即「季節性裁員」。自由工會在7月安排了一場群眾集會，會上的工人們期待著可以就這一問題進行某些抵抗。與此相反，演講只是強調了保衛共和國和最終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唯一與諾特海姆鐵路工人們的迫切要求相關的是一個工會部長提出的無產階級團結的號召。
鐵路調車場的第二次解僱浪潮之後，在工人委員會的終身僱員中舉行了選舉。投票的前一天，地方鐵路辦公室宣佈其會在諾特海姆地區僱用1000名工人以替代85%的被解僱的人。在選舉中，納粹代表贏得了六個席位中的四個，社會黨人一個都沒獲得。整個地區的結果都是一樣的，一個即將成為第三帝國中「德國工人陣線」地方領袖的人被提名為諾特海姆的地方代表。1932年11月，諾特海姆鐵路車站僱用了30名新工人。
總體的經濟形勢讓社會黨人很無助。成千上萬名工人正在等著每一份工作，罷工是不可能出現的。即便是舒爾策那種情況明確的法律訴訟也會因缺乏證據而失敗，工人們感到恐慌。結果，社會民主黨採取的唯一行動就是號召抵制納粹的商店。《人民報》公佈了一系列由納粹分子所開的商店名稱，並且諷刺性地提議道：「擁護共和政體的人會確保這些商店倖存下來。」抵制運動並沒能推行開來。因為幾乎所有的諾特海姆商人都是納粹分子，工人們幾乎沒有選擇餘地。另一方面，追隨社會民主黨的貧窮工人們根本沒有以抵制措施來施加決定性影響的經濟力量，而最具政治意識的人早已通過他們的消費者合作社進行購物了。
不管怎樣，幾乎沒有人能抵制鐵路，這裡正是工人們受苦的地方。工人們因自身經歷而產生的無助感在1932年夏天轉變成了一種憤怒和失望的情緒，最終使他們產生了一種聽天由命的感覺，而這最終幫助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在1933年後毫無阻力地就掌握了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