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社會黨人受到了決定性的打擊。馮·帕彭對沖鋒隊的放任態度難以避免地導致在德國出現暴力行為的浪潮。馮·帕彭以這一點為藉口，於7月20日在普魯士發動政變。社會民主黨—中央黨政府被罷免，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極權委員會。社會黨人選擇將這件事告上法庭，而不是與之戰鬥。德國民主堡壘就這樣不費一槍就被攻破了。
納粹分子不僅在1932年夏天攻擊了社會民主黨的下屬要塞，而且還利用他們新獲得的絕對多數席位滲入了保守的公民協會。這是簡單的：諾特海姆的地方小組只要求每個黨派成員加入公民協會，這樣瞬間就獲得了絕對多數席位。自從社會黨人迫使議員馬納辭職之後，7月，他們選出了一個新的執行委員會，大部分的諾特海姆納粹分子將會發現這是正確的。九名新當選的執行委員會成員中至少有六名是納粹，包括主席、副主席、秘書和會計。新主席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號召公民協會的所有成員在即將到來的國會選舉中投票支援國社黨。新的副主席就是納粹黨在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領袖恩斯特·吉爾曼，他補充說納粹分子是中產階級可靠的保護者，而民族主義黨派是由「大資本」控制著的。他的這一宣告贏得了很多喝彩，但是其中很可能沒有民族主義者的參與，而他們是當時這一組織的支柱。
納粹進攻的最後一個層面在1932年7月到來了，就是國會選舉。投票定在7月31日，但是納粹為他們所設計好的最協調的努力所做的準備很早就開始了。6月20日，省黨部領袖將來自慕尼黑國家總部的要求傳達給諾特海姆地方小組，告訴他們在社會民主黨控制的健康保險辦事處存在不當行為，自此，「腐敗」成了這場競選運動的中心議題。（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只能彙報說他們城鎮的健康保險辦事處實際上是由社會民主黨控制的，其腐敗在於僱用了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而他之前被另一項公務員工作解僱了。）此後不久，出現瞭如何開展這場競選運動的明確指示：組織、金融援助、口號和需要強調的中心議題——腐敗。
這一指示傳達給了大區中的600名主要納粹分子，包括15名縣領袖、430名地方小組領袖和120名大區演講者。其中包含了利用新技巧的明確指令：根據成員的特定領域向選中的投票者寄送手寫信，針對不同群體有不同的文本。為戰爭孀婦、領撫卹金者、戰爭傷員、鄉村工人、共產主義者、女性、年輕工人、工會成員、中產階級、中產階級的妻子和「才智過人的女性」提供了示範文本。每一份文本都手抄在很好的信紙上——讓其看起來像是原始文本而非複本，這樣一來，接收者會確信這是私人信件——並由同一領域的某些人簽名。因此，一個納粹工會成員會寫信給另一個工會成員，附上：「正如你所知道的，我對政治不太感興趣，但是這次我想投票給希特勒，因為我厭倦了所有腐敗……」諾特海姆地方小組命令其各種各樣的組織成員都努力做這項工作，在選舉運動結束時，合適的信件已經送到了城鎮中的每一個選民手中。
除此以外，納粹分子挨家挨戶地發傳單，還有平時的群眾集會和衝鋒隊隊員遊行，這些在過去兩年經檢驗表現良好。即便是這樣，隨著投票日迫近，大區的演講者組織還是緊張起來了。7月中旬，瓦爾特·施泰內克驚慌地寫信給省黨部領袖，因為他沒有「大牌」演講者了，他擔心社會民主黨和德國國家人民黨在諾特海姆的競選活動會比納粹分子的更加活躍。
選舉運動產生了一個可預見的影響：暴力行為。
1932年持續的政治活動已經將城鎮帶到了崩潰的邊緣。政治分裂波及了生活的各個方面。學校也因此陷入了混亂。家庭因為納粹主義問題而分裂。夏天時，希特勒青年團的男孩子們在集會後不敢獨自回家，只有帶著反納粹的標誌（比如「鋼鐵陣線」的三個箭頭）才能避免被攻擊。政治暴力變得司空見慣。
1932年7月，不僅選舉運動到來了，潮溼悶熱的天氣也來了。衝鋒隊最近被允許穿他們的制服了，因而一直處於備戰狀態。「挨餓受凍地度過了」冬天的社會主義工人發現連短期工作都找不到。整個德國爆發了大規模的暴力行為。7月1日至7月20日，普魯士爆發了461場政治騷亂，其中有82個人被殺，400多人受傷嚴重。
在諾特海姆，傲慢自大的情緒環繞著希特勒的追隨者們。衝鋒隊自己已經準備好了武裝起義。《人民報》在6月的時候報道稱，80名穿著制服的納粹分子正在諾特海姆的森林裡進行軍事演習，他們毆打了一個國旗隊隊員，當時他「碰巧晚上出來散步」。諾特海姆的警察局長要求採取行動。第一次的納粹競選集會強調了制服的妙處：
1932年7月2日，星期六，在「1910年代圓頂」。晚上軍隊的遊行和衝鋒隊徵召新成員。軍隊遊行的音樂將由44名接受了優秀的衝鋒隊82分隊的音樂訓練的人演奏。***所有的（娛樂活動）表演都由衝鋒隊負責。***衝鋒隊分隊的某位領袖將就「防衛的意願——通向自由之路」發表演講。
衝鋒隊是1914年精神的傳承者。
衝鋒隊擁有英勇的心。
晚會將以穿越城市的宣傳遊行作為開端。
第一黨衛軍82分隊
衝鋒隊82分隊
在斯潘瑙斯的店裡和國社黨的商業辦公室有預售票。
這一事件實現了納粹希望500多名衝鋒隊和黨衛軍成員舉行遊行的期望。「1910年代圓頂」擠滿了熱情的觀眾，他們為衝鋒隊的表演（體操表演）喝彩，尤其是音樂表演，按照《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所說，「擁有真正的民族主義的光環和崇高的精神」。
四天後，納粹分子召開了另一場針對即將到來的選舉的群眾集會。演講者是一個國會議員，主題是「布呂寧——從此不再！馮·帕彭——過渡時期！給希特勒權力！」。演講者明確地將納粹分子從馮·帕彭的政府中分離出來，堅稱「沒有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是不可能的」。他也發誓希特勒會合法掌權，而「11月罪人和社會民主黨殺人犯」將「為他們的罪行負責」。「1910年代圓頂」響起了喝彩聲，結束時迴盪著《霍斯特·威賽爾之歌》。
社會黨人努力地保持工人階級的忠誠，阻擋納粹浪潮，以極端的戰鬥狀態回應一切。衝鋒隊的「軍事遊行之夜」之後的那天，諾特海姆「鋼鐵陣線」舉行了一場對抗遊行，以城鎮樂隊、兩個軍樂隊和許多裝飾著三個箭頭的旗幟為首。在市集廣場上的演講又是關於捍衛共和國的。五天後，共產主義者也舉行了一場宣傳遊行，有50人和一些紅旗。第二天，社會黨人又舉行了遊行，是由「鋼鐵陣線」發起的大規模示威遊行。戰鬥情緒也反映在這次事件的宣傳廣告中：
致諾特海姆縣所有的擁護共和政體者！7月9日星期六晚上7點，在諾特海姆：諾特海姆縣擁護共和政體的工人進行反法西斯主義的示威遊行。所有的街道都屬於擁護共和政體者！因此，所有的擁護共和政體者必須參加遊行！
遊行持續了一個半小時，由30個舉著旗幟的人和兩個軍樂隊帶領。在市集廣場上，一個演講者嚴厲譴責馮·帕彭政府，在結束的時候吼道：「在國會選舉中，我們不能被納粹打敗！」第二天，又舉行了一場群眾集會，這一次是由失業者和社會黨人所控制的專設的失業者委員會發起的。接下來的一週，表達了為失業者增加工資的要求，制訂了在諾特海姆進行大規模抗議遊行的計劃。
7月10日是有紀念意義的，不只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集會，還因為這一天在諾特海姆，被壓抑很久的暴力行為終於爆發了。一大清早，六個納粹分子毆打了一個佩戴「三支箭」別針的「鋼鐵陣線」成員。這為真正的戰鬥做好了準備，戰鬥在當晚7點爆發。大約25名國旗隊隊員從就業辦事處出發朝諾特海姆行進，就在跨過「長橋」的時候，他們遇到了從對面方向過河的60名衝鋒隊隊員。兩支隊伍的首領平安無事地擦身而過，其身後的隊伍卻互相咒罵起來。「長橋」上的通道很窄，辱罵迅速地變成了全面戰鬥。雙方使用了棍棒、手杖、腳踏車打氣筒和其他的簡易武器。在橋北面舊軍營居住的「流離失所者」看到正在發生的事情，衝過來幫助國旗隊隊員。在警方趕到並終止打鬥之前，有大約80人正在用石頭毆打納粹分子。即便是警方努力讓對立的雙方分開，依舊發生了個人打鬥，人們開始越過警方的頭頂將石頭扔向衝鋒隊的隊伍。這一直持續到一個警察朝人群開槍才結束。雙方終於被分開了，兩名黨衛軍成員破壞了就業辦事處那邊的橋，人群將他們手中最後的石頭扔了出去。黨衛軍急忙撤退了。
這場戰鬥的結果是有三人住院，多人受輕傷。在受傷的國旗隊隊員穿過諾特海姆之前，戰鬥的訊息已經引發了一群人的敵意，他們在去醫院的路上一直被嘲笑。
在接下來的審判中，也就是一個月後在諾特海姆舉行的，九個國旗隊隊員被指控使用致命武器進行攻擊。其中四人無罪釋放，其他人被判處二到六個月的刑期。在傳達判決的時候，法官宣佈雙方都有錯，遺憾的是，沒有充足的證據能起訴衝鋒隊中的一些人。
「長橋」戰鬥的四天後，也就是7月14日的「巴士底日」，失業者進行了抗議示威遊行。儘管是社會民主黨的計劃，但是共產主義者和納粹分子都滲入了隊伍中。前一天，共產主義者舉行了一場100人參加的遊行，發表了演講，呼籲與社會民主黨團結起來共同對抗法西斯主義。那天晚上，警方在諾特海姆森林裡逮捕了兩名共產主義者，兩人都攜帶著左輪手槍和子彈。
7月14日，有500名男性和女性參加了失業者的示威遊行。這立即就被報紙稱為「飢餓遊行」。遊行事先制訂的目標是抗議過低的失業救濟金並向城市議會提出具體要求，比如免費洗浴和終止義務勞動。
在穿過諾特海姆的遊行之後，隊伍在市政廳聚集，他們舉著標牌、海報和一面黑色旗幟（象徵著普遍存在的悲傷和極其痛苦的情緒，至今仍舊在整個歐洲使用）。在遊行期間，失業者越來越焦躁不安，開始大喊「飢餓！」和「給我們麵包和工作！」。在市政廳，呼喊聲傳到市長那裡，要求他出來和他們談話。他拒絕了隊伍的請求之後，怨憤聲四起，一個人大喊道：「我們應該如何對待這個市長？」人群大喊著回應：「絞死他！」之後，最前面的人走上臺階，進入市政廳。
警察立即抽出他們的警棍，有些人被抓住和控制住了，還有些人被毆打了，人群向前湧去，有一個人大喊著：「無論付出什麼代價，我們都要進去！」一個警察掏出了槍，一個示威者對他說：「你只有一次開槍的機會！」
進入市政廳後，失業者不知道接下來能做些什麼事情。人群發生了混亂，警方阻止他們向一樓以上的地方前進。示威遊行最初的領導者之一，也就是工會秘書和社會民主黨的地方領袖發表了一個簡短的演講，勸說人們離開大樓。人們出去之後再次聚集起來，有序地朝著縣轄區行進，縣長現身並且告訴他們，他本想提高失業救濟金，但是縣現在幾乎要破產了。於是，遊行隊伍解散了。
第二天，失業者仍舊心情不好。《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寫了一篇關於這件事的諷刺性文章，生氣的人們聚集到該報的編輯部，開始敲窗。警方及時到達，從而阻止了暴力的發生。這天稍晚的時候，參與「長橋」戰鬥的一個國旗隊隊員出院了，立刻被一個納粹分子襲擊，慘遭毆打。同一天，兩名女性之間還爆發了政治爭吵。
八名「飢餓遊行者」後來在諾特海姆的巡迴法院接受審判。審判拖到了11月，越來越超過限度了。法庭不得不反覆地清場，法官一度威脅說要逮捕所有的觀眾。後來，他以蔑視法庭罪審判了其中一個被告。納粹分子和共產主義者都提供了辯護律師。有七名被告被認定為有罪，被判處6到9個月的刑期。宣佈審判結果的時候，一個共產主義被告在被告席上大聲呼喊著：「德國的‘下層人民’很快就會進行另一場審判。你們可以鎖住我的身體，但我的靈魂是自由的！」這時，法庭的觀眾席上唱響了《國際歌》，這是非常困難的，因為警方會清場並且把人群驅散到外面去。
「長橋」騷亂和「飢餓遊行」之後，納粹分子變得相當沉寂。他們唯一的活動發生在7月18日，衝鋒隊的合唱團在為一名衝鋒隊隊員及其新娘演唱完《霍斯特·威賽爾之歌》後，舉行了穿越諾特海姆縣的宣傳遊行。減少活動是因為他們在準備納粹專案中的一場最大事件——阿道夫·希特勒的演講。
1932年夏天，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國主流媒體的明星，希特勒的演講就像組合狂歡節、搖滾音樂會和大聯盟冠軍賽一樣。演講吸引了尋求神秘交流的信仰者、剛剛經歷了所發生的一切的有求知慾的人以及想要分享其他人都做了些什麼的好奇者。一宣佈舉行演講，票立刻就被賣光了；通常情況下，票只在當地納粹重要人物中謹慎分配，由他們加價出售。早些時候，瓦爾特·施泰內克請求省黨部領袖將一部分票發給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傷殘人士，他非常幸運，被分配到了11張2馬克一張的票。施泰內克還在6月中旬寫信給大區，當時希特勒的行程已經定好了，哥廷根附近的城鎮被挑選為希特勒的演講地之一，他在信中指出了本應選擇諾特海姆的原因。
但是，希特勒的演講地點不能輕易地選取；1932年，地方上的納粹官員經常事先收到一套完整的印刷的指示說明，是關於如何舉行希特勒的集會的，內容非常詳細，包括希特勒要求的礦泉水牌子，還有一些奇怪的要求，比如天氣熱的時候，希特勒要求講臺上必須放一碗冰，這樣他可以涼手。希特勒的演講也是一項重要的財政事業和主要的創收事業。1932年7月21日，在哥廷根舉行的演講花費了11470帝國馬克，但是賣出了15545張票（每張票高達3馬克），總收入達19222帝國馬克，淨收益7751帝國馬克。即便是元首抽取一半的收益，仍舊能掙很多錢。而重點是無論希特勒出現在哪裡，他的演講都極大地推動了納粹的競選運動。
希特勒將要發表演講的哥廷根城鎮距離諾特海姆10英里。為了將諾特海姆人和其他人帶到這裡，鐵路安排了幾輛專列。集會將在露天舉行，整個空間可以容納15000名觀眾。希特勒之前是威廉·弗裡克教授，教授在晚上8點開始演講，場地3點就開放。希特勒會坐飛機來。
下午很早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座位都坐滿了。演講者的講臺上佈置了很多納粹標誌和旗幟，講臺後面就能看到旗幟。當地衝鋒隊隊員作為引座員，而黨衛軍和希特勒青年團成員成群地站著。作為一種榮耀，在戰爭中受傷的人被帶到了前排的特殊席位；之後，病人被抬了進來，包括（據稱）一個聲稱最後心願就是見到希特勒的瀕死的人。等待期間，氣氛越來越緊張。突然，8點的時候，人們呼喊起來，因為希特勒的飛機越過了布倫瑞克，他早些時候在這裡發表過演講。人們高喊著：「萬歲！」當飛機飛向機場時，他們揮舞著手帕。
之後，弗裡克教授開始演講。「如果警方說他們不能保護衝鋒隊，我們將會自我保護。只要給我們多年來我們的敵人對付我們時所使用的武器就行了。」9點45分，他結束了演講，人們一邊等待著，一邊不停地低聲抱怨著。開始下起了細雨。突然，希特勒出現在了講臺上，迎接他的是歡呼聲和自發的「萬歲」。說了幾句粗話後，他命令把講臺上的雨傘拿走，這樣一來，他就像觀眾們一樣沒有任何庇護地站在細雨中了。他大概說了如下的話：
各國曆史上都會迎來各種各樣的決定性時刻。即將到來的投票並不只是一場選舉，而是兩個世界之間的抉擇——國際主義的世界和真正德國精神的世界。人們必須在被階級、黨派、宗教分裂的德國和擁有一種意志、一個目標的德國之間做出抉擇。過去的13年帶來了痛苦、毀滅。本沒有人能摧毀國家財富，創造數百萬的失業者。所有的成分都有他們的黨派，只有德國人民沒有。但是國社黨永遠不會放棄鬥爭，因為只有國社黨擁有勇氣，並且願意採取行動。
他離開講臺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之後又被高呼「萬歲」的聲音打斷了，最後，人們自發地唱起《霍斯特·威賽爾之歌》。「每個人都渾身溼透地回了家，但心中充滿了希望，」《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報道稱，「鐵路車站附近的路燈都熄滅了——我們聽到馬克思主義者也‘斷電了’。」
儘管在希特勒的演講之後，任何其他的事情都會變得掃興，但是納粹分子仍舊不得不以選舉集會來填充7月剩下的10天。他們舉行了兩場集會，每一場都不出彩。7月25日，一個維也納的納粹被邀請到諾特海姆，發表了反對猶太人的講話，選舉前夜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了「娛樂晚會」，播放了希特勒、戈林和施特拉塞的「有聲」影片。為了填補空白，納粹分子在他們的報紙《聽！聽！》上發表了誹謗性的指控。
媒體的謾罵很可能已經到了收效遞減的階段。一個恰當的例子就是一年前，一群在諾特海姆郵政局工作的辦事員被《人民報》貼上了納粹分子的標籤，但是隨後該報就撤銷了指控。而現在，1932年7月，納粹分子抨擊同樣一群人為社會黨人。這群辦事員最終對納粹分子提起了法律訴訟，經公證人證實，他們不屬於任何黨派，因而恢復了平靜。
但是納粹的誹謗在諾特海姆健康保險辦事處起效了。這一機構由社會黨人管理，自1931年8月《聽！聽！》第一期發行以來，辦事處就一直承受著納粹分子的抨擊。在1932年7月31日國會選舉前的一週，健康保險辦事處的董事會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解釋其對《聽！聽！》發起的訴訟已經失敗了，因為法庭裁定讀者們不可能從納粹文章的扭曲語言中發現任何意義，但是《聽！聽！》開始了新一輪攻擊，因此，董事會發起了新的訴訟。《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廣泛報道了新的指控，即健康保險辦事處向各種各樣的工人組織承諾可以使用它的油印機。《聽！聽！》從一個該辦事處的僱員那裡得知了這個訊息，該僱員後來被解僱了。社會黨人堅稱這並沒有什麼不合適的，市政廳和縣轄區多年來一直這樣做，每一次使用這個機器都付錢了。事情很快就清楚了，縣長和審查委員會調查了這一事件，宣佈納粹的指控是誹謗。委員會免除了健康保險辦事處的所有責任，並且支援辦事處開除一開始將此事出賣給《聽！聽！》的僱員。但是，這一訊息只在《人民報》上發表了，而且是在選舉後。去投票的諾特海姆人對納粹的指控記憶猶新，很可能有一種印象，就是不管有什麼樣的聲音，健康保險辦事處及其社會黨人董事會一定有問題。
選舉前夜，社會黨人執迷於瘋狂的指控，包括聲稱納粹分子會給穿著衝鋒隊制服在城鎮中行走的工人3馬克，還會給成為衝鋒隊隊員的人50馬克。除此以外，社會民主黨最後舉行了兩場集會。其中一場是由工會發起的，於馮·帕彭在普魯士的政變之後六天舉行，他們向政府就此事提出抗議。另一場是選舉之前兩天舉行的。集會上的演講者之一是主要的社會民主黨候選人，他客觀分析了納粹分子的承諾和行動之間的差別。第二位演講者是一個地方工會的秘書，他詳細地反駁了納粹對健康保險辦事處的指控。集會的內容相當不同於最初的廣告宣傳：「我們正在進擊！奮起！攻擊敵人！」不過，出席率很高。
其他政黨變得無足輕重了，因此並沒有發起競選運動，只有民族主義者除外。雖然馮·帕彭並不是德國國家人民黨成員，但是他代表了該黨的一些觀點，因此該黨是國會中唯一支援帕彭的黨派，德國國家人民黨認為這給了它新的政治可能性。在諾特海姆，德國國家人民黨在投票的兩天前舉行了一場競選集會，會上，該黨成員謹慎地將其從國社黨中分離出來。民族主義演講者說他們欽佩納粹分子的愛國主義，但是反對他們的計劃，尤其是「社會主義」方面的計劃。他也指責希特勒想要摧毀其他黨派的願望，因為「德國文化就是通過多樣性發展起來的」。集會的出席率很低。
7月31日星期天，6730名諾特海姆人去投票，其中有96%的人符合條件。納粹獲得了4195張選票，比前一年增加了500多張。他們現在代表了諾特海姆62%的選民。他們獲得了所有「新」選民的支援，也吸引了其他黨派的選民。社會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失去了385張選票，現在只代表城鎮中1/4的選民。除了納粹之外唯一選票增長的是共產主義者，他們的選票翻了一番，但只有285張，即所有選民的4%，這讓他們成了諾特海姆的第三大政黨。就算最大限度地將社會民主黨的選票轉給共產主義者，也至少有200張社會民主黨的選票投給了納粹分子。痛苦和無助感開始侵襲社會民主黨曾經的追隨者們。
民族主義者在諾特海姆站穩了腳跟。獲得了200多張選票之後，他們從普魯士議會選舉時的最底端攀升上來。而這並不是讓他們狂喜的原因，還發生了很多鼓舞極權保守主義追隨者們的事情。馮·帕彭的政變讓他控制了普魯士邦，他現在可以清理普魯士的社會黨人政府，並且以保守主義者取代他們了。城市議會試圖就譴責《人民報》一事進行投票，不過沒有成功，因為中間派不同意。然而，更為重要的是，縣長被免職了，他被一個民族主義者取代了，而且縣議會被解散了。
前任縣長基施鮑姆雖然是一個社會黨人，但卻是一個非常冷靜的人；他也很客觀，以至於納粹分子對其在1932年離任也表示遺憾。即便是身處口水戰中心的卡爾·庫埃爾富爾特忘記了他們都是社會黨人，並且稱他為獨裁者的時候，他也保持著鎮定。新縣長奧托·馮·德·舒倫堡是一個反納粹的保守派，他質疑民主，厭惡社會黨人。他的上任也就意味著社會黨人在縣議會中佔絕對多數的形勢結束了，因為馮·帕彭政府決定將諾特海姆縣併入臨近的烏斯拉爾，保留諾特海姆的縣地位，但是解散其議會。取而代之的是一個臨時委員會，由兩名社會民主黨成員、兩名納粹黨人、一名民族主義者和一名溫和的右派組成。社會黨人又從另一個權力位置上被驅逐了。
所有改變的標誌是1932年8月的憲法日慶祝活動。並沒有舉行遊行。只在第一市立中學舉行了一場小規模的集會，所有的學校這天甚至都沒有放假。下午晚些時候舉行了游泳比賽，但這就是民主的魏瑪共和國為其主要年度節假日做的所有事情了。
考慮到整個夏天所發生的事情，沒什麼值得慶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