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納粹黨舉行遊行活動時，諾特海姆人經常看到衝鋒隊隊員。報紙通常會支援他們的演習指令。但是衝鋒隊隊員決定不只要成為好的遊行戰士。1931年，《人民報》已經報道稱經過卡特萊拍賣大廳的人能聽到軍事演習的聲音。1932年秋天，諾特海姆的衝鋒隊隊員在附近的森林裡進行大規模的公共演習，之後舉行了「演習舞會」。1932年年底，他們開辦了訓練課程，衝鋒隊在一所廢棄工廠建立了自己的基地，搬離了賑濟處。總而言之，到1932年年底，主要是由年輕的農民們的兒子組成的衝鋒隊發展成了強大的工具：受過良好訓練、裝備精良並且有庇護；英勇的、遵守納粹黨的鋼鐵紀律。在第三帝國初期，人們知道這個組織的存在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影響因素。
許多衝鋒隊隊員是失業者，買不起衝鋒隊的制服。納粹的解決方法就像他們的財務安排一樣，有獨創性、靈活性而且是分散化的。制服可以通過賒賬來購買；更為常見的是，作為一種權宜之計，當地黨派成員會被要求捐款；對於他們而言，「供養」一個特殊的衝鋒隊隊員無疑是令人高興的。諾特海姆富有的納粹黨人或許還會供養五到六名衝鋒隊隊員。這些錢絕不會來自城鎮外，而衝鋒隊自己籌到的錢（無論是在街上還是集會上）都必須移交給納粹黨的地方小組，它負責衝鋒隊的所有費用。就像諾特海姆納粹黨的整體運作一樣，衝鋒隊全部由當地資源提供資金援助。地方小組並不是從國家的國社黨那裡獲得錢，而是被要求自己籌錢。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為自己的運營而使用的錢來自各種各樣的手段。整個籌措資金的核心就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對納粹主義的支援、狂熱的自我犧牲的成員結構和許多有小商人背景的納粹領袖的不擇手段的行為。
固定的收入來源是每個成員支付的會費，每人每月大約1.4帝國馬克。其中的30芬尼交由地方小組儲存，剩下的交給大區（大區轉而要將其中的一半交到慕尼黑的全國總部）。每月固定匯款的要求使得納粹黨的每個層級都熱衷於精確記錄成員數量，也使得上一層級會根據成員數量來收取錢款。任何一名納粹黨人，如果三個月沒交會費，就會被自動驅逐出黨——這是目前為止出現成員高流動率的主要原因。新成員也必須支付0到3馬克不等的「入會費」，主要是根據其個人收入決定。除此以外，還會定期評估成員們對「各種運動的捐款」，每人最多可達15馬克。例如，1933年39名加入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成員總共支付了202馬克，包括會費和入會費。有兩人沒有支付入會費，有六人分別支付2馬克，剩下的每人支付3馬克。他們的競選捐款總共97馬克：一人支付了15馬克，兩人支付了10馬克，13人沒有捐款，剩下的每人捐款1到3馬克。
經常還會要求成員們進行特別捐款。國會選舉的時候，每人必須額外多支付1馬克。1931年3月，南部漢諾威—布倫瑞克大區的每個黨派成員都必須分攤10馬克的《州報》費用，這樣大區都能有日報了（當然，每個納粹黨人也被期望著能夠訂閱）。接下來的一個月，每個成員都固定分攤了購買希特勒青年團固定裝置的費用。這只是國家和地區領袖正式索取的費用，還有很多地方領袖要求的相似的、非正式的費用。一切都基於納粹黨人應該為納粹的事業做出犧牲這一想法。簡言之，納粹黨成員承受著各種各樣的剝削。
而納粹黨的運作方式非常商業化：預付現金是地方小組能從大區得到每一樣東西的規則，從成捆的印刷宣傳品費用到演講者的費用。甚至發給向地方小組捐款的城鎮人民的收據也不是免費的。有一種積木是用不同的顏色對從50芬尼到5馬克的金額進行編碼，大區向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索要印刷費用、郵寄費用，並且會嚴格核算售賣的收益。
地方小組對其自己的運作費用同樣吝嗇。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人們都會被要求支付納粹發給他們的傳單和宣傳冊的費用。在每一場集會上，諾特海姆地方小組都會針對每200人支付1馬克的保險費，用於保護他們自己免於可能產生的損害訴訟。所有的諾特海姆縣和地方小組官員都是免費的志願者；唯一支付的薪水是給一個打字員的每月45馬克。黨派的辦公室位於寬街上的一家酒吧，租賃費用是每月25馬克。但是他們也把接待室轉租給了一個小商人，他在這裡售賣納粹的明信片、文具和賀卡，他每月向地方小組支付10馬克。當地方小組必須簽訂如法律代理這樣的外部服務的合同時，他們會向提供服務者提出一個禮貌的建議，讓他考慮將應得的費用轉為競選捐款。他們幾乎不會錯過任何節省或賺取幾芬尼的機會。
收入的主要來源是群眾集會：從售賣入場費到演講結束後的募捐。通常情況下，會根據城鎮的偏好精心籌備集會；從收益角度來看，這些集會可以和同一時間在美國中西部舉行的復興集會相比。當然，納粹黨非常清楚他們在諾特海姆這樣的小鎮舉行群眾集會的娛樂價值。他們也發現，當集會請來著名的演講者時，他們的收益足夠再舉辦一場，而再舉辦的這場就可以獲得純利潤了。入場券和捐款通常可以達到每人1馬克，在「1910年代圓頂」召開兩場滿座的集會明顯能獲得超過1000馬克。當然，結果很少會這麼順利，經常會出差錯（比如晚上會下雨）。即便是身處大蕭條的環境中，許多納粹領袖依舊有獲得大筆資金的想法。
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大區宣傳部就如何舉辦集會制訂了詳細的規定，他們列出了所有事項的清單，從刊登廣告到利用衝鋒隊。甚至有一個典型的指令碼，裡面寫著在會議各個環節要使用的實際言辭，空白處還寫著城鎮和演講者的名字，等等。典型的集會總是包括籌款環節。備忘錄的附錄是一個冗長的部分，內容是對演講者的實際照顧和供養：他必須有安靜的時間，因此不能總是參加「娛樂活動」或者社交活動；付給他的費用不能是集會上籌集的小硬幣；必須嚴格執行他的日程表，這樣他能最大限度地進行演講；總體上而言，他是一個有價值的人，而對他的精心照顧將會獲得同等的回報。納粹集會不僅為本場集會付出，它們所資助的其他宣傳活動會增加今後集會的出席率。到1931年為止，納粹黨成了一種「金字塔俱樂部」，只要可以保持住勢頭，他們似乎就可以無限制地增加收益。
儘管地方領袖並沒有自己保留由集會和其他資源產生的收益，但有收益就意味著這些資金之後可以進一步應用於地方上的招新活動，而成功地建立起對納粹主義支援的領袖將會在納粹統治集團中獲得晉升。大區在印刷關於地方小組的徵召材料方面孜孜不倦（當然，必須預付現金）。有些指導方針和宣傳冊子是關於挨家挨戶的競選活動，幻燈片和電影，在集會上派發或者塞進郵箱裡的傳單，以及貼在公告欄上的海報（根據黨派中的宣傳專家所說，紅色是最受人喜愛的顏色），還有貼在牆上和籬笆上的塗膠貼紙。有很多的主題和內容，所以可以創造出各種各樣的聯絡來滿足特殊的需要。還有些關於如何為「夜晚討論會」寫個人邀請函的建議，甚至分列出了舉行一場群眾遊行所需的費用明細。地方小組越是舉行有收益的集會，就越能購買徵召新成員和支援者的宣傳材料，而反過來又可以召開更多的集會，獲得更多的收益。回報就是成員隊伍的壯大以及越來越多的納粹選票，這兩方面通過確切的統計資料就可以證實。在整個納粹運動中，增長有助於增加負責領導人的榮光。成功很容易衡量，失敗也一樣。所以，不僅有持續舉行活動的壓力，還有關於何種活動會發揮效用的持續反饋。這種持續強化的系統是1930—1933年期間希特勒運動的力量日益強大的主要原因。
這一系統的關鍵即整個過程中的基本因素，是適合群眾集會的方法，要有合適的演講者，要針對地方的利益和關注點。而且，就到場人數和貢獻而言，要立即衡量出哪些是有效的，這樣一來就可以重複利用那些有效的主題和演講者了，同時可以放棄無效的組合。如果納粹黨人發現沒必要自下而上地資助他們自己，那麼他們很可能就不會產生這種自我調節的宣傳機制了。
執行這一系統的負擔公平地落到了地方小組領袖和納粹辦公室的身上（雖然專門的宣傳材料和主題是由國家納粹黨總部設計和製作的）。而大區領袖幾乎沒提供任何實際的指導。地方上的納粹黨人和大區領袖之間大部分的通訊都是關於宣傳（獲得地方上需要的演講者和印刷給地方分支的材料）、錢（主要是匯出的費用是否正確，有時是關於債務的）和組織（證實成員都有誰，確保所有地方黨派的位置都有合適的人）。至於其他的，大區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地方領袖的精力和能力，只要他們能掙錢，能增加成員和投票數，幾乎就會給他們完全的行動自由。
在諾特海姆，納粹的努力受到了兩名官員的指導：縣領袖瓦爾特·施泰內克，直到1932年年末他仍舊是名義上的地方小組領袖；以及諾特海姆的地方小組副領袖恩斯特·吉爾曼，他是城鎮中納粹黨的實際運作者。吉爾曼理論上是施泰內克的下屬，實際上他們地位相等，因為施泰內克並沒有時間管理城鎮中的日常運營，因此不得不讓吉爾曼進行自由管理。吉爾曼極度獨斷，又渴望權勢，他充分利用了和施泰內克的這種現狀，從1930年開始作為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實際領袖運營整個組織。
縣領袖瓦爾特·施泰內克在1929年6月加入納粹黨，當時正值諾特海姆的納粹黨復興時期。他屬於下層中產階級，是一個比較成功的農具銷售商，當年他剛剛搬到諾特海姆。他最大的弱點就是好酒，他在酒上花了很多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最終死於酒精。他總是坐在諾特海姆鐵路車站的行李寄放處，喝著自帶酒瓶中的酒，給工人們講著粗俗的笑話。他也為納粹事業奉獻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忽視了他自己的生意（反正因為大蕭條，他的生意也衰敗了），1933年他到了破產的邊緣。在諾特海姆的第一任納粹領袖魯道夫·恩斯特於1930年春天被解職之後，施泰內克接受了縣領袖的職務，結果證明這是成功的。管理縣組織是一項逐漸繁重的任務，但是施泰內克以一種輕鬆的方式來應對，這得益於他的商人背景。只是從1932年年末開始，在緊張的狀態下，他的健康狀況出現了問題。他雖然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但總是盡力和衝鋒隊隊員們開玩笑。他並不是一個出色的演講者，總是會悲嘆曾經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的舊式私人集會。他雖然做事冷酷無情，但並不是一個粗魯的人，甚至他的對手都認為在粗魯的外表下，他有顆熱心腸。
恩斯特·吉爾曼是完全不同的人。他矮矮胖胖的，有著金色頭髮，臉色紅潤，淺灰色的眼睛，他精力充沛又固執。提及他時最友善的話語就是他是「一個令人不快的同代人」，這至少是絕大部分諾特海姆人的反應，包括瓦爾特·施泰內克。吉爾曼也有在其父親的五金店工作的經歷，不過他的兄長卡爾實際上管理著生意。他的另一個兄弟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恩斯特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且受傷了。實際上，恩斯特·吉爾曼並沒有迷失在他作為軍官參加那場戰爭而獲得的痛苦中，他很可能輕視了他從戰爭中帶回家的同胞們。他冷酷、憤世嫉俗、粗魯、無情而且殘忍。他對做生意從不感興趣，但是很有成為管理者和政治家的天賦。成為納粹變成了他畢生的事業：他於1922年加入納粹黨，在第三帝國期間成為諾特海姆的市長。也許是因為諾特海姆長期忽視了納粹黨人，所以吉爾曼也經常忽視城鎮中人。他酗酒，一喝酒脾氣就變壞了。他最常見的情緒就是生氣，甚至會發展成大發雷霆。在納粹統治終結了很久之後，諾特海姆人一回憶起他那通紅的臉和諷刺的語言還是會感到恐懼。吉爾曼缺乏其他的情緒，著迷於野心抱負，他是納粹黨在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主要發展動力。
儘管恩斯特·吉爾曼從1922年就成了納粹黨，早年期間也是城鎮中的領導者，但是他離領袖地位依舊很遠，直到1930年，他才接管了諾特海姆地方小組副領袖的職位。一般不為人所知，甚至一些城鎮中的黨派成員也不知道的是，他很快就將冷酷和強勁的個性強加給了組織。他成功地將城鎮變成了納粹大本營，因此於1932年11月受到了大區領袖獎賞，他被正式委任為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領袖。到那時為止，在城鎮的國社黨成員中，他也有很多敵人。對於那些不是納粹黨的人來說，恩斯特·吉爾曼就是納粹主義粗暴、不良的那面。
「在諾特海姆有兩群納粹分子，」一個前公務員說，「正派的和粗俗的。結果，粗俗的一方勝出了。」這是很多諾特海姆人的感覺，即便是投票給國社黨的人也是心緒複雜。但是這裡有像威廉·施潘瑙斯一樣的納粹黨人，實際上有許多令人尊敬的諾特海姆人都是納粹分子：一家城鎮旅館的老闆、高中的理事、大約三名教師、雪茄廠老闆、市集廣場上一家電影院的老闆、縣法院的兩名法官和鐵路董事會的幾名高階官員。當然，住在諾特海姆縣的主要納粹黨人是馮·施特拉倫海姆伯爵，他是一個無可挑剔的人——貴族、地主，而且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他放棄民族主義，轉而加入納粹黨時，成了《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和《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的頭條新聞。
對於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而言，納粹主義另一個矛盾的地方就是該黨的反猶太主義。針對猶太人的社會歧視在城鎮中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猶太人是融合在各階級界線中的：兩個富有的猶太家庭屬於上層階級的圈子和俱樂部，中等收入的猶太人屬於中產階級的社會組織，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屬於社會主義團體。雖然以笑話的形式或者普遍厭惡的表達來表現抽象的反猶主義是廣為流傳的，但在某種程度上，這些事情只存在於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如果說納粹的反猶主義對城鎮人有任何吸引力的話，那就是它的形式非常抽象，而作為一種遙遠的理論，它與諾特海姆真實的猶太人日常生活無關。諾特海姆的國社黨認識到了這點，因此，除了形式上以外，並沒有在宣傳中增加反猶主義的內容。（主要的例外是衝鋒隊用粉筆寫下或者大吼出來的口號，農民和手工匠商店中的一些吵鬧的員工接受了這些口號。）諾特海姆人之所以會被反猶主義吸引，是因為他們被納粹主義吸引了，而不是其他的原因。許多投票給納粹的人只是忽視了該黨的反猶主義或者將其合理化了，就像他們忽視了納粹運動中其他不愉快的方面一樣。
在希特勒掌權之前，諾特海姆人加入國社黨的原因有很多。有個人和他的妻子被「社會」原因感動了：「我們認為普通人本應該有更好的生活，社會主義是至關重要的。我們是理想主義者。實際上，我們是少數有積累的人，因為我的生意很成功。」諾特海姆女子高中的校長主要是受到反共產主義的激勵。他於1932年加入納粹，很快就陷入了與恩斯特·吉爾曼的「腐敗行為」相關的鬥爭中，在第三帝國建立後，他被迫離開了城鎮。戰後，他寫道：
1925年，我從柏林來到了諾特海姆，我在柏林已經住了30年，每年假期的時候我都會回柏林待幾個星期。我在柏林觀察到了很多在小城鎮中沒被注意到的事情——或者說是較次要的事情。我看到了共產主義的危險、共產主義的恐怖，他們這群人破壞了「資產階級的」集會，「資產階級」黨派完全無可奈何，納粹是唯一能用反恐怖破壞恐怖的黨派。我看到了「資產階級」黨派在處理經濟危機時的徹底失敗（有六七百萬人失業，國家銀行的損失高達15%）。只有國家社會主義才有希望。反猶太主義在柏林有另一面，絕大多數納粹黨個人並不討厭猶太人，許多人有猶太人朋友，但是他們擔心猶太問題：絕大部分猶太人雖然已經準備完全被同化，願意成為百分之百的德國人，但是仍舊堅持忠於他們的猶太夥伴（這些人大多來自波蘭和俄國），這些夥伴幫助他們，推動他們前進，這樣一來，越來越多的猶太人不僅在貿易、銀行、劇院、電影、報紙等行業佔據位置，而且整個經濟和關鍵位置都掌握在猶太人手中，還包括醫生、律師等。（猶太人參與政治的直接影響被納粹黨人高估了。）許多人發現了這一問題的危險。沒有人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希望納粹知道。如果他們早就猜到納粹會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那麼沒有一個人會加入納粹黨。
其他人加入國社黨的原因更簡單：因為看起來納粹會勝利，而他們想要從中獲益。眾所周知的一個案例是高階中學的一個教師在納粹掌權後獲得了晉升。還有一個開印刷廠的人因為商業原因而加入：
正處於大蕭條期間，生意不佳。納粹曾經讓我的父親捐款，但是他拒絕了。結果，他丟掉了生意。因此，他加入了納粹黨。但這又導致他失去了其他客人，他對整個形勢感到氣餒。按照他自己的選擇，他很可能不會加入。
在一位敏銳的觀察家看來，「絕大多數加入納粹黨的人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想要一個解決經濟問題的激進方式。當然，人們也想要一個努力的、敏捷的、清楚的領導者——他們對國會政黨政治中一直存在的政治衝突感到厭惡」。
而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是半信半疑的。「我之前的經歷證明國社黨的隊伍中充斥著無能者和破產者。」這是保守的諾特海姆縣長的意見（他後來改變了想法）。「1933年之前納粹黨中主要是破產者——都是窮人、小偷，以及道德和財務上的破產者。」另一個後來加入國社黨的人說道。當然，社會民主黨都同意這種意見。
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不知道納粹掌權後真正會做些什麼。即便是猶太人也不知道納粹黨所說的真正意味著什麼。這並不是缺乏資訊所造成的。任何經常去參迦納粹集會，或者讀過他們的宣傳冊，或者看過在牆上用粉筆寫的口號的人本應該認識到國社黨粗俗、暴力的那一面。通過閱讀納粹在諾特海姆發行的出版物《聽！聽！》，當地人應該立刻就能發現這一點。其中的每篇文章都在嘲諷個別人，之所以具有可讀性，就是因為其中的嘲諷形式非常多樣。諷刺和粗俗的語言是規則。這份報紙沒有一期包含積極的想法。該報的主編是個騙子。
通過《人民報》的專欄，諾特海姆人可以瞭解到一系列關於納粹分子都是什麼人的觀點。但諾特海姆人不必通過閱讀社會民主黨的報紙來聽這些故事，因為他們勁頭十足，總是口口相傳。《人民報》的故事試圖證明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都是荒唐、粗魯、唯利是圖和野蠻的。如果一個送貨男孩在試圖行納粹禮時從腳踏車上摔下來，《人民報》就會報道。如果衝鋒隊隊員將納粹黨徽貼在墓地的墓碑上，新聞標題會是「納粹對死者的敬意」。《人民報》相信絕大多數納粹黨人都是小偷，它總是報道這樣的故事：「b——《聽！聽！》的作者……諾特海姆納粹黨的棟樑，他剛剛因誹謗省長諾斯克被判刑三個月，現在又背叛了他的女房東，偷了她的錢。另一個納粹也被證明是個常見的騙子。誰會是下一個？」
除了將納粹分子看作愚蠢的、粗魯的和貪婪的，《人民報》還將他們描繪成暴力和品行不端的。一個接一個的故事建立起了這種形象：一個4歲的男孩被他的納粹黨繼父打傷住進了諾特海姆醫院；一個16歲的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在搶劫他的祖母時射傷了她；最不堪的是，臨近村鎮的一個納粹木匠企圖強姦一個已婚婦女，當時她正在城鎮教堂中打掃聖壇。另一份報紙沒有報道這類事件。《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的編輯雖然是一個民族主義者，卻對納粹主義有好感。《諾特海姆最新訊息》認為這些新聞太粗俗了；即便是必須報道這類令人討厭的事件，他們也會避擴音及當事人的名字，而是使用其個人職業和姓氏的首字母來代替。能在《諾特海姆最新訊息》上讀到的有關納粹最糟糕的報道就是他們因違反制服禁令而被監禁，或者《聽！聽！》因誹謗而被鎮壓（都是經常發生的）。到1932年年末，《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的編輯愈發反對納粹，但他也是一個謹慎的商人，不想失去發行量或者廣告宣傳，因為有很多人投票給納粹。
因此，除非諾特海姆人相信社會黨人的新聞，否則的話，他們幾乎沒什麼機會得到關於國社黨的不利意見，而這些新聞很可能只是給那些已經成為社會黨人的城鎮人看的。納粹黨人的性格通過他們的言行舉止已經表現得足夠明顯了，即便是投票給他們的人也是半信半疑，但事實仍舊是幾乎沒有諾特海姆人真正意識到納粹掌權後會做些什麼。諾特海姆人主要認為當時的形勢糟糕，而納粹是一群年輕又有活力的人，他們一定能改變現狀。
唯一能正確理解到納粹威脅的人是社會民主黨人。1931年8月公投後，社會民主黨人不怎麼活躍。10月，國旗隊舉行了一場穿越整個縣的遊行，12月，舉行了一場有600人參加的公共集會。演講者試圖證明布倫瑞克的納粹—資產階級聯盟對中產階級是不利的，但是他唯一的建議就是中產階級應該加入社會民主黨。這一年的最後一個大事件是反共產主義電影的上映。
但是，公共集會並不是社會民主黨在1931年所做的唯一工作。那一年，社會黨人在諾特海姆舉行了七場成員集會，在縣裡舉行了63場。資金來源於會費以及一些公共集會的少量入場費。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派在大蕭條這年的收入是1841馬克；支出是1762馬克，組織了三次孩子們的遠足旅行，向貧窮家庭分發了206份聖誕包裹，向老年人分發了67份包裹，工人們的妻子們製作了350件衣物。這帶來了2125馬克的收入，支出了1859馬克，這種努力讓社會民主黨派在城鎮中領先於其他私人的社會福利組織。「社會主義女性團體」這一年舉行了50場集會，成員增加了130名。「年輕的社會主義工人」舉行了85場集會，展映了一些電影，在黨派工作之外，他們還舉辦了一場「親子晚會」。「社會民主黨孩子們的朋友們運動」拜訪了35個孩子，確保他們受到了很好的照顧。對社會民主黨而言，政治幾乎成了副業。
1932年是德國民主政治的最後一年。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並不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們確實有了危機感。其中的一個跡象就是針對納粹—民族主義黨派的「哈爾茨堡陣線」，他們做了一個全國性的決定，即將所有反納粹的群體合併為一個組織，命名為「鋼鐵陣線」。在諾特海姆，一個代表所有工人組織的新的執行委員會於1月末在「1910年代圓頂」召開了一場群眾集會。大廳裡擠滿了人，許多人只能站著。魏瑪共和國的黑紅金三色國旗飄揚著，國旗隊的軍樂隊演奏著，兩個工人合唱團演唱著。他們展映了一部卡通片《在第三帝國》。有四名演講者，包括德佩和卡爾·庫埃爾富爾特。演講內容主要是強硬的反納粹，不過也有個人強調了社會民主黨的成就和納粹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三週後，另一場群眾集會主要是指責國社黨，並且預示「鋼鐵陣線」將會取得勝利。在2月16日舉行的社會民主黨縣全體大會上，全體成員一致認為納粹主義是主要的敵人，並且這是與希特勒「決一死戰」的一年。
從1932年開始，納粹分子也將運動推向了高潮。1月25日，他們舉行了一場「大型軍事遊行和音樂晚會」，還有體操表演，演講者是一名衝鋒隊指揮官。「1910年代圓頂」直到凌晨一點都擠滿了人。就在第二天，他們又舉行了一場盛大的集會，有三名演講者，包括一名國會議員和普魯士議會議員。五個小時的演講是關於農業、中產階級和「對抗馬克思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鬥爭」的。
納粹分子並沒有忽視諾特海姆的宗教訴求，他們得到了恐懼社會民主黨的路德派的支援。據說，去年秋天，一個來自漢諾威的牧師提醒虔誠的信徒要提防社會民主黨，他將社會民主黨描述為「從根本上反教會」的人。他的演講得到了馮·施特拉倫海姆伯爵的支援，他指示聚集起來的牧師與「布林什維主義」戰鬥。1932年2月，在諾特海姆路德派堂區舉行的一場集會上，另一個牧師將社會民主黨和共產主義者聯絡在一起，認為其後的主要推動力是無神論和「自由思想意識」。社會民主黨只是忽視了這些指責，而納粹分子則轉而利用了這些內容。1932年2月12日，他們請來一位牧師在城鎮的一家旅館發表演講，主題是「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觀眾是精心挑選的「傳教士、教會長老、教師和學校的管理人員」。演講者宣稱德國的基督教受到了魏瑪憲法的衝擊，他直接將矛頭指向布林什維主義。他將納粹的目標描述為「具有民族性的、有組織的、敬畏上帝的人」。至少有一位牧師對此提出了異議，他認為納粹激進的計劃會導致「全國性的偶像崇拜和大規模的仇恨」。但是「演講者激烈地否認，觀眾們熱情地鼓掌」。
民族主義也得到了發展。2月12日，「1910年代圓頂」裡擠滿了人，來自布倫瑞克的納粹內政部長用了兩小時時間攻擊「泛歐洲」運動。德國國家人民黨在桑尼旅館舉行了類似主題的集會，一個退役的陸軍中將在集會上描述道，如果沒有國內的叛徒在背後捅刀，德國軍隊本將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有19名鋼盔團青年部新成員宣誓加入，集會以演唱《德意志高於一切》並宣誓效忠於黑白紅的帝國旗幟結束。
在這一背景下，社會民主黨獲得了一次成功。自從8月公投以來，《人民報》一直在無情地攻擊公民協會的議員馬納。議員在市政府中的管轄範圍是諾特海姆的啤酒廠。1931年年末，《人民報》的報道稱一直有傳言說啤酒廠的會計員挪用了公款。社論激動地質疑：「難道議員馬納沒有進行嚴格的監管嗎？」幾個月後，整個事件清楚了：自1924年以來，會計員盜用了9萬馬克。《人民報》激動地問道：「沒有審查過賬簿嗎？議員馬納采取適當的措施來防止挪用公款了嗎？什麼時候能舉行公開聽證會？」幾周後，《人民報》喜不自勝地報道稱會計員是德國民族主義黨派成員，和議員馬納一樣。
議員最終因《人民報》接連的攻擊而陷入了絕望。實際上，每次公民協會召開會議時，他都會抱怨這份報紙，並且試圖阻止諾特海姆的商人們去這家報紙上刊登廣告。他強烈地否認自己是國社黨成員，並稱自己是超越黨派的（「代表市民的、中立的」）。他在1932年2月26日召開的公民協會全體大會上說道，啤酒廠會計員已經償還了所有挪用的公款，城市議會一致決定不起訴他。這次說明之後，議員馬納宣佈他再也忍受不了《人民報》的攻擊了，於是決定辭去公民協會的主席一職。他的同伴們都站在他這邊，之後也試圖重選他，但是他拒絕繼續擔任主席。他脫離了戰鬥；之後不再發表任何演講，不再活躍了。
即便是這樣也沒能安撫《人民報》。只要馬納依舊擔任參議員，對他品性的攻擊就繼續著。4月，有指責稱啤酒廠向附近城鎮的納粹衝鋒隊學校提供免費的啤酒。8月，《人民報》指責稱，對啤酒廠汽車的修理有差錯，但是啤酒廠仍舊向車廠主支付了1000馬克。1932年12月，馬納被指責僱用了「有雙份收入的人」做城市工作，而不是那些失業者。
對諾特海姆人而言，這些內容讀起來有趣，很有可能也增加了《人民報》的銷量。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會影響到投票。但是主要的影響是敗壞了政治的本質，破壞了信任的基礎和相互尊重，沒有了這些，民主政治將無法取得成功。政治變成了誹謗和影射，最終人們會對整個程式感到厭惡。人們開始期待著超越狹隘的黨派群體的強人出現。納粹分子充分利用了這種情感，雖然他們大大加劇了黨派間的唇槍舌劍，但是他們也率先提出「政治家」就是要儘可能地利用各種輕蔑和諷刺的語調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