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救世主會來救我們，

沒有上帝，沒有愷撒，也沒有護民官。

如果想要從痛苦中解脫，

就只能靠我們自己。

——《國際歌》的德國社會主義者版本

嘴唇裂開、腦袋受傷、參差不齊的割傷和絞痛的腫塊是「公投日打鬥」的結果，但它至少有一個有利影響。它們清除了暴力氛圍，滿足了雙方中暴脾氣的人。8月9日之後差不多三個月再沒發生肢體衝突事件。

這並不意味著所有的緊張都緩和了，因為這場運動所產生的指責和懷疑的後果仍舊存在。公投三天後，《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指控卡爾·庫埃爾富爾特作為投票監督委員會的主席，允許選民在投票間中隨意亂寫選舉標語。城市議會調查了這一指控，發現指控不實，《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隨即取消了指控並且進行了道歉。接著，《人民報》發出了相對溫和的回擊。實際上，《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在辯論中失敗，與其說是因為《人民報》的冷嘲熱諷，不如說是因為一個會進行毫無節制攻擊的競爭對手出現了，即納粹每週發行的時事通訊《聽！聽！》，第一期於8月初發行，每月66芬尼。每一期都包含著各種各樣攻擊社會民主黨的內容，尤其是社會民主黨參議員職權範圍內的城市運作狀況，其中最重要的是「紅色」健康保險辦事處。手段就是《人民報》所熟練使用的那種反問句式，比如：「健康保險辦事處怎麼能派三個人和一臺車去參加會議？他們不能省錢麼？」

《人民報》就其自身而言，主要將注意力集中在議員馬納身上，因為他和納粹合作，致力於解散普魯士議會。《人民報》指責馬納上了納粹的當，選舉當天，公民協會的公用車隊被納粹黨人用於樹立自己的威望了。它還指責馬納為《聽！聽！》所寫的文章以及將公民協會金庫中的資金轉移到納粹手中。這是摧毀馬納運動的開始，這場運動最終成功了。

另一個公投運動所產生的痛苦影響是忽視了每年的憲法日慶祝活動。公共集會只在一所學校中舉行，集會廳裡只坐滿了2/3的人。《人民報》抱怨道，只有極少數人大概是出於對共和國的忠誠才出席了集會。晚上舉行的火炬遊行只有國旗隊和自由工會的成員參加。《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指責，因為社會黨人堅持讓國旗隊帶頭遊行，所以其他俱樂部和工會都不參加了。

還有其他的跡象表明「公投日打鬥」的不良影響。在城市議會接下來的會議上，社會民主黨要求為工人急救協會提供每年25馬克的補貼。諾特海姆已經資助了紅十字的志願急救協會，但是卡爾·庫埃爾富爾特威脅說如果議會不通過他的議案，他就要限制對該協會的撥款。公務員黨無奈地幫助社會民主黨壓過了公民協會，補貼議案通過了。

鋼盔團也採取了預備性措施。9月，一場以兩名黨外人士為主角的集會上，一名鋼盔團領袖宣稱德國將會發生一場內戰，「在布林什維克人和國家反對黨之間」，而且「不會存在中立派」。第二天早上，諾特海姆鋼盔團青年部進行了「防守運動」練習。一週後，1000名鋼盔團成員試圖在諾特海姆進行同樣的活動，但是警方擔心有麻煩，就禁止了該項活動。這時，《人民報》激動地報道：「星期天早上，一些鋼盔團成員在諾特海姆公園練習扔手榴彈，他們將之稱為‘體育運動’。而凌晨2點，他們唱著歌在街上游行。警察會對此採取什麼措施嗎？」

隨著第一縷秋風掃過德國北部平原，這些問題被擱置一旁了，因為又一個蕭條的冬天迫近城鎮了。失業資料隨著季節而變化，在冬天的時候達到了頂峰。到10月為止，每週有9000名登記在冊的失業者來諾特海姆的就業辦事處。城鎮中有418名失業者。這一人數並不比去年的同一時間更多，但是1930年10月時，城鎮中有2/3的失業者仍舊有固定的失業補助，而到了1931年10月，只有1/3的失業者有補助；剩下的人領取緊急救濟金或者福利救濟金。這種重大變化是令人絕望的。

申請去製糖廠工作的人數量眾多。《人民報》報道稱，一個過去20年來每個豐收季都在製糖廠工作的人被拒絕了，因為他擁護共和政體。這名工人說，就業主任告訴他如果想要得到這份工作，必須改變政治派別。

就在失業者日益陷入困境時，出現了通過私人慈善機構來緩和這種情況的嘗試。1931年10月，諾特海姆所有的慈善組織（納粹分子和鋼盔團除外）決定建立一個共同金庫。這個「輔助聯盟」包括路德派、天主教派和猶太慈善團體，以及包括「社會主義工人福利」在內的左派組織和包括「祖國的女子俱樂部」在內的右派組織。它也得到了諾特海姆縣長和市長的支援。輔助聯盟著手組織街頭募捐，並分發食物、衣服和燃料。到11月為止，共募捐了1350馬克。除此之外，商人們捐贈了衣服，食品商、麵包師和屠戶承諾會每週派送食物。城鎮中的猶太商人是捐贈最多的人。自由工會組織了福利晚會，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入場費用是每人75芬尼。人民合唱團和城市樂隊帶來了音樂。各種各樣的當地喜劇演員進行演出，工人體育協會也表演了節目。輔助聯盟只從這項活動中就賺了350馬克，工人福利協會也舉行了自制聖誕禮物售賣活動，收益全部用於幫助失業者。到1931年11月27日為止，有250名失業者申請幫助。他們也要求從自己的階級中選出四名代表來監督援助分配情況，但是被一致拒絕了。

在全體努力下，煤炭經銷商為所有失業者降低了褐炭磚的價格，諾特海姆麵包師行會將麵包價格降低了8%。促使麵包師這樣做的原因並不是利他主義，而是《人民報》無情地攻擊了他們的定價政策，將其與鄰近城鎮的價格進行了不利的對比。1931年12月降價之後，《人民報》並沒有喝彩，只是指出現在麵包房的麵包價格和消費者合作社的價格相同。因為諾特海姆的麵包師「為納粹做宣傳」，因此即便沒有更低的價格優勢，工人們也被建議去合作社的商店裡買麵包。

城市也幫助減少了失業人數。1931年2月開始，免費的「人文」電影在一所公共學校上映。城鎮在第二個秋天開始為年輕的失業者提供職業技能培訓，還把城市擁有的幾英畝園地租給失業家庭。1931年至1932年的那個冬天，貧窮的失業者獲得了每月以低於正常價格30芬尼的價格來購買一袋煤炭的資格，這樣他們每月最多能買200磅煤。

儘管有這麼多的措施，大蕭條還是更嚴重了。1931年有六家公司破產，是1930年的兩倍，1931年12月城鎮中最大的一家公司——一家紙袋廠倒閉了，準備從諾特海姆搬走。冬天結束的時候，諾特海姆有704名失業者。諾特海姆地區就業辦事處有超過13000人，這就意味著每天有2000人徒步穿過諾特海姆，到舊軍營營房。似乎是為了讓經濟形勢創造的苦難更加完整，大自然增加了災難。1931年1月，魯默河洪水氾濫，對鐵路軌道北部區域的工人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甚至在舊軍營營房為流離失所者準備的緊急住所也被洪水沖毀了。諾特海姆縣的全部損失估計有25萬馬克。

銀行業也開始出現收縮的跡象。隨著前年夏天實行銀行假日，城市儲蓄銀行的賬戶損失了5萬馬克。這其實還不到總數的3%，但是足以讓議員馬納要求公民協會成員將錢存在城市儲蓄銀行中，「儘管有惡意的謠言」，但銀行是絕對安全的。他要求對人了，離開銀行的這些人有很大一批賬戶，每個賬戶都超過500馬克。1931年年底，城市議會、縣長和12個經濟組織進行了大規模的宣傳，告訴諾特海姆人不要把錢藏起來，而是要放在銀行裡，這樣才是安全的。儘管並沒有在新聞上報道，但是這種方法奏效了；到1932年年底，不僅很多賬戶重開了，而且又開了許多新的小賬戶，以至於城市儲蓄銀行在大蕭條的三年中實現了淨增長。城鎮人口中至少有1/4的人在城市儲蓄銀行有超過100馬克的儲蓄賬戶，這還不包括放在諾特海姆其他銀行的錢以及投入股票和債券的錢。諾特海姆的中產階級幾乎沒有受到大蕭條的影響，除了在心理上。

為了進行有效的煽動，納粹黨人開始利用日益嚴重的大蕭條。公投結束之後，又開始了舊式集會。8月末，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了一場集會，主角是前軍隊軍官和前共產主義者，他演講的題目是：「我們朝著巨大的勝利前進了一大步！紅色恐怖！」一週後，一個希特勒青年團領袖演講的題目是：「對年輕人的謀殺。」這之後不久，納粹黨人租賃了「1910年代圓頂」，舉行了一場關於戲劇的演講：「國家社會主義正在試著拯救德國藝術，再創造屬於德國的藝術。因此，國家社會主義舞臺團將會表演戲劇‘毒氣506’……」儘管有「著名的演員；低廉的價格」這樣的噱頭，但是出席率依舊不值一提。很明顯的是，城鎮只能承受這麼多的「夜晚活動」，因為9月晚些時候，納粹黨人參加了由鋼盔團舉行的活動而不是他們自己的。

10月，納粹黨人開始致力於城鎮所關注的經濟事務。第一週舉行了一場題目為「冬天將會帶給我們什麼？」的演講。兩星期後，首席納粹黨經濟理論家戈特弗裡德·菲德爾來到諾特海姆，發表了題為「國家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金融和經濟政策」的演講。他吸引了很大一群人到「1910年代圓頂」，包括許多對納粹黨的經濟專案感興趣的中產階級。他們得到的一般性結論是「並不是富有成效的自由經濟的國有化」和「有組織的經濟領導」。不管怎樣，這是納粹黨最有成效的集會之一。

納粹黨在1931年剩下的時間裡進行的都是相當普通的活動：戲劇、慕尼黑政變的每年慶祝活動、福利音樂會和聖誕晚會。唯一的群眾集會是在11月26日舉行的，主角是普魯士議會成員，他指責社會民主黨應該為現在的經濟困境負責，並且承諾如果納粹黨掌權，他們「不會使用軟弱的手段」。

納粹黨也不僅利用大蕭條進行政治宣傳。1931年秋末，他們開辦了賑濟處救濟失業者。賑濟處坐落在一家罐頭公司以前的工廠，這家公司於1929年破產了；其所有人免費提供了場地。希特勒和民族主義黨派於1931年10月結成聯盟——所謂的「哈爾茨堡陣線」。因此，在地方層面上進行更緊密合作的途徑開啟了，賑濟處是納粹黨—鋼盔團的聯合事業。這個聯盟和輔助聯盟是競爭對手，納粹黨試圖讓人質疑城鎮中總體上的救災工作：

100年來最糟糕的冬天！省和國家都拒絕幫助！只有所有人都關注這種強烈的需求時，德國人才能從苦難中解脫出來！每個人都必須儘可能多地付出。以國家反對派為代表的人民中的大多數，只有團結在一起，所有人團結一致，才能控制住不幸。只能捐款給擁有我們卡片的代表。

鋼盔團（陣線士兵聯盟）

國社黨，諾特海姆縣

賑濟處獲得了足夠多的捐款，到12月中旬的時候，每天能救濟200人，包括40個家庭、20個單身人士和數名衝鋒隊隊員。大部分食物都是農民（有時是從他們那裡強取的）以及諾特海姆的食品商、麵包師和屠戶捐贈的。納粹黨聲稱他們只向能拿出食物的人索要，而且不會針對政治派別分發食物，但是至少有一個工人因為「左翼」身份而被拒絕分發食物，《人民報》聲稱只有失業的納粹黨人才能得到救濟。

1932年年底，納粹黨的賑濟處分發了12000次晚餐，但是福利活動並不是賑濟處唯一的功能。有一些房間是專門留給衝鋒隊隊員的（在1932年初，「哈爾茨堡陣線」崩潰後，鋼盔團被排擠出去了），工廠成了諾特海姆衝鋒隊的總部和「營房」。工廠投入使用不到兩個星期，納粹黨旗就飄揚在了最高的煙囪上。因為納粹黨被禁止在普魯士展示黨派標誌，《人民報》很快就要求警方對此展開行動。然而，警方什麼都沒做，直到1932年春末衝鋒隊短暫解散，警方才命令將旗幟降下來，但是隻持續了幾天而已。在一個充滿標誌的國家中，諾特海姆上空持續飄揚的納粹黨旗一定會被視作讓搖擺不定的中產階級確信納粹黨是未來政黨的另一個步驟。

1931年年底，諾特海姆的納粹黨回顧了這繁忙的一年。他們的集會數量並沒有比前一年更多，但是他們的角色改變了。首先，國社黨可以利用前年選舉的國會代表的共同資金，用於地方集會。1931年出現在諾特海姆納粹講臺上的國會代表不少於5名，除此以外還有普魯士議會主席和該機構的納粹黨國會領袖。對於一個有1萬人的城鎮而言，有豐富的可選擇的演講者資源，尤其是也包括戈特弗裡德·菲德爾在內，在普通大眾的眼裡，他是最高的納粹黨領袖。而且，國社黨開始向諾特海姆市民強調軍國主義理想。這一年，他們準備了三名前軍官作為演講者，舉行了五次準軍事遊行。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是納粹黨集會的規模。納粹黨在1930年只租賃了一次「1910年代圓頂」；1931年他們用了不少於10次，每一場都是真正的群眾集會，大約都有1000人。在卡特萊拍賣大廳也舉行了14場集會。換句話說，幾乎每場集會都有很大一群觀眾。最後，1931年也見證了納粹黨「夜晚活動」的開端：像政治盛會一樣，但是有不同的吸引力，節奏變化上明顯不同於通常三到五小時的演講。

當人們發現1933年之前諾特海姆的國社黨實際成員只有60人時，納粹的活動記錄變得更令人震驚了。這些活動得到了縣中很多黨派成員以及很多同路人的援助，但活動核心有嚴格限制。一旦運動受到了大批人追捧，有限制的核心就不是一個限制因素了，1930年年中的諾特海姆很明顯就是這樣。有很多黨派成員就住在城鎮外面。諾特海姆周圍的鄉村地帶依舊是納粹黨成員最強大的來源地，諾特海姆地方小組還包括了那些沒有自己地方小組的縣成員。1931年，瓦爾特·施泰內克花費了相當多的時間（據他自己所說是春天的每個夜晚）將包含15名以上成員的地區轉變為獨立的地方小組。到1931年12月為止，諾特海姆縣有23個地方小組。當年8月，諾特海姆登記在冊的地方小組從184個變為82個，因為新的地方小組蒙受了損失（再加上其他人搬走了或者不再繳納會費了）。納粹黨中有很多農民，所以，施泰內克向大區彙報說，秋天的時候諾特海姆縣的活動必須因收割而終止。並不是所有農民都是因為信仰而成為納粹黨人的；警方有證據證明諾特海姆周圍的農民是受到聯合抵制的威脅才被迫加入納粹黨的，農場工人也被告知如果他們不加入納粹黨或衝鋒隊，將會被開除。農民們也為他們僱用的幫手支付會費。因此，有很大一群外來者可以協助城鎮中地方小組的活動。而且，很少諾特海姆人會質疑城鎮中繳納會費的成員這麼少。城鎮中的人都認為納粹人數眾多，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就年輕的方面而言，這是相當正確的。諾特海姆高階中學的學生們被納粹強烈地吸引住了。絕大部分公開進行的活動都是由衝鋒隊中的年輕人或者希特勒青年團來完成的。一位諾特海姆的希特勒青年團前成員仍舊清楚地記得繪製納粹黨旗、寫人行道和牆上的標語以及分發宣傳單和小冊子。儘管納粹黨依靠口頭語言，但是他們也分發印刷品，尤其是在選舉時期，比如向諾特海姆的幾乎每棟房子投遞黨派報紙、攻擊性的宣傳單和參加他們集會的免費門票。儘管希特勒青年團被安排做這些事情，但是他們所進行的很多活動都不是直接與納粹有關的。一名前成員這樣描述1933年之前的諾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團：

我加入希特勒青年團並不是受到了來自父親或其他人的壓力——我自己獨立決定加入，只是因為我想要加入一個男孩子的俱樂部，在這裡我可以為了民族主義理想而努力奮鬥。希特勒青年團有露營、遠足和團體會議。1930年我加入青年團的時候是諾特海姆的第九個人。這裡有來自各個階層的男孩子，不過主要是來自中產階級和工人的。並沒有什麼社會或階級差別，這是我最支援的。直到後來才出現了直接或明顯的政治教化——在希特勒掌權之後。諾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團雖然沒有努力招納新成員，但是發展速度很快。我認為大部分男孩子加入這個團體的理由和我是一樣的。他們是在尋找一個能夠和其他男孩子一起進行激動人心的活動的組織。這也是因為在大蕭條時期，這些正派的男孩子們想要擺脫來自國外的不良影響。任何情況下，我都認為政治因素並不是男孩子們加入青年團的主要原因。我們確實參加了示威遊行，而且討厭社會民主黨，但是這都是普遍的，並不是特殊的——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正在做什麼，但是我們很高興，而且感覺自己很重要。

1932年年底，諾特海姆希特勒青年團成員增加到了75人。

與希特勒青年團相對應的女性團體是「德國女孩聯盟」，對10歲到18歲的人開放。諾特海姆分支是由納粹黨衛軍領袖赫爾曼·登茨勒的妻子克萊爾領導的。儘管這個組織強調實踐活動，比如急救訓練，但它也被用於宣傳工作：女孩子們在遊行中和公眾集會中列隊。到1932年年底，諾特海姆的德國女孩聯盟有92名成員，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是城鎮中的居民。

納粹也有專門針對女性的組織，是1931年年初建立的，開始時有22名成員。其中大部分的成員是納粹黨人的妻子。內部爭吵不斷是諾特海姆女性附屬機構的特徵，這主要是因為女主席邁耶夫人的個性，因此這個組織從沒有發揮過作用。儘管她不受歡迎，但是邁耶夫人得到了恩斯特·吉爾曼一意孤行的支援，一直擔任這個職位直到1933年年初，他最終罷免了她，是因為她的領導地位所引起的騷動已經威脅到了他自己的地位。

諾特海姆納粹組織真正的主力軍是「風暴部」：衝鋒隊或者「褐衫隊」。並不是所有的黨派成員都是衝鋒隊隊員，也不是所有的衝鋒隊隊員都是黨派成員，雖然有些人是重疊身份的。在諾特海姆，1933年之前，衝鋒隊隊員不超過50人，不過在大多數城鎮人看來，他們的人數比這多三到八倍。每當納粹黨舉行公眾集會時，他們總會從鄉村叫來衝鋒隊隊員負責保衛工作，這給大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衝鋒隊每天大部分的日常工作也是由這些來自諾特海姆縣鄉村的人所做的。每當他們來城鎮時，他們就會聚在賑濟處或者諾特海姆的納粹總部（在寬街上的一家酒吧），除了喝酒和談論政治，他們還可以做任何任務。有個公開的秘密，就是衝鋒隊隊員每週五晚上在卡特萊拍賣大廳接受軍事訓練，拍賣大廳的所有者讓他們免費使用場地。經常能在街上看到他們，他們通過辱罵社會民主黨人或者對其他人大喊「希特勒萬歲！」而讓自己變得顯眼。因此，這裡看起來好像有比實際人數更多的衝鋒隊隊員。

衝鋒隊隊員有很多事情要做。許多納粹集會都是在他們的保護下進行的，幾乎所有的活動都需要他們參與保護，包括音樂會或者娛樂活動。張貼海報也是他們的工作，基本上還要進行宣傳。衝鋒隊也會採取各種各樣的行動，要麼是因為無聊，要麼是因為野獸般的精力。因此1931年，兩個衝鋒隊隊員爬到一名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家裡，在他家的門上畫了納粹黨旗，還寫下了如下的話：「在這個標誌下，你將會流血，你這頭紅色蠢豬。」諾特海姆人很快就看到了牆上或者電線杆上的標語，「讓猶太人滾出去！」或者「猶太人是我們的災難！」這些也是衝鋒隊的非正式工作。

如果衝鋒隊沒什麼事情做，他們就會設法說服潛在的親納粹分子。納粹黨會緊密關注那些來參加他們集會的人，之後就會努力說服這些人加入納粹，為納粹作貢獻或者至少為國社黨投票。

許多衝鋒隊隊員都是粗野的人，有些人至少之前是共產主義者。諾特海姆的工人很可能痛打了他們，而且，衝鋒隊的訓練經常造成無政府主義暴行。衝鋒隊還總是把武器藏在他們的制服中。皮革肩帶是可拆卸的，帶扣增加了重量。許多衝鋒隊隊員會隨身攜帶金屬棍棒、指節銅環或者鋼刀。最後還有一種巧妙的武器，是一端開口的短管子，裡面有一個連線著鋼球的彈簧。短管握在手裡，彈簧和鋼球組合成武器。旋轉的時候，鋼球會被彈簧彈出來，利用延伸長度來攻擊，整個精巧的裝置可以靈巧地放到口袋裡。這群粗魯、全副武裝和煩人的衝鋒隊隊員大部分來自諾特海姆外，他們是城鎮中暴力行為的主要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