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黨的宣傳對人性中的卑鄙完全具有永久的吸引力。

——庫爾特·舒馬赫博士（社會民主黨）：國民議會演講，1932年2月23日

對於社會黨人而言，納粹黨人只有在試圖進行武裝政變的時候，才是一個威脅。嚴肅的政治是一種理性的呼籲和積極的結果。因為國社黨看似兩者都不具備，所以，他們不能構成政治威脅。納粹黨的宣傳似乎說明了這一點，因為它持續給社會民主黨釘上了兩個標籤：「馬克思主義者」和「遠離人民的當權者」（bonzen，大概就是「依附於政客的人」，暗示著腐敗）。這些標籤當然是互相矛盾的，很難想象狂熱的激進分子同時會舒服地貪汙。但是有效的宣傳並不需要符合邏輯，只要它能激發質疑、蔑視或憎惡就行。這兩個詞的選擇不僅是因為對中產階級有影響，而且它準確地總結了社會民主黨所面臨的困境。

儘管社會民主黨使用的表達方式讓它看起來像是「馬克思主義者」，但它並不是。因此，社會民主黨受到了雙重阻礙，當社會革命是捍衛民主的最佳方式時，它並不願意成為革命性的黨派，而另一方面，它的革命傳統註定了只能尋求或者接受工人階級的支援。而且，社會民主黨捍衛民主制實際上就意味著捍衛現狀，而絕大多數的諾特海姆人都認為現狀就是國恥和經濟崩潰。

社會民主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傳統是他們與諾特海姆中產階級相處時最嚴重的障礙。城鎮的階級結構和中產階級對社會的憎惡導致瞭如下情況：諾特海姆人怨恨社會民主黨堅持的階級意識，雖然這種階級意識很大程度上是中產階級意識的反射。與個別社會民主黨人有聯絡的城鎮民眾承認他們是優秀的、有能力的人，但是一般仍舊不信任社會民主黨。

從社會民主黨的角度來看，與諾特海姆的中產階級聯盟似乎沒有什麼收穫。城鎮中一直是右翼佔據大多數，社會民主黨經常受到右翼的壓制。尤其是1930年後，諾特海姆的中產階級分子似乎下定決心要削弱社會民主黨，並且願意支援納粹黨人來完成這件事。對於諾特海姆的工人而言，城鎮的商人們看起來都是納粹分子。從傳統、組織和意識形態來看，工人們認為只能依靠他們自己。為什麼社會民主黨要冒著失去其主要支援者——工人——的風險來吸引中產階級呢？如果社會民主黨放鬆其一貫的激進主義，那麼共產主義者將會吸引持不同政見者。所以，社會黨人和溫和的中產階級都不願意為和解而努力。

隨著大蕭條的加深，讓中產階級與社會民主黨疏遠的不再是激進主義，而是激進主義的詰問特徵。沒人相信社會黨人真的在嘗試進行基本的經濟改變。許多人責備社會民主黨人（在經濟事務上）做得不徹底，同時憎惡他們的社會結構和「調整」目標。這樣一來，社會民主黨就無法阻止中產階級聚集到國社黨的旗幟下，因為納粹黨被稱為真正的激進分子。宣揚對民主或者共和國的忠誠是不夠的。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顯然認為沒有理由來回應這樣的呼籲。削弱納粹黨的方式不應該是盲目的反對，而應該是安排有足夠吸引力的計劃，以此在中產階級的內心中喚醒那些納粹黨能夠喚醒的希望。

相反的是，社會民主黨人專注於保持工人階級的忠誠，而且是從武裝起義的角度來看待納粹黨的。因此，無論諾特海姆的社會黨人多麼努力，他們都無法提供有效的對抗納粹黨的方式。

絕大多數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成員出身於工人階級家庭。他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更多來自家庭背景，而不是代代相傳的堅定不移。一個典型的社會民主黨成員的父親一直在城鎮的鐵路調車場工作，在世紀之交前他成了社會民主黨的追隨者，還把他的孩子培養成了社會黨人。因此，普通的社會民主黨人幾乎是無意識地投入了社會主義，就像普通的美國工人必然會加入工會體制一樣。納粹主義在這些人中幾乎沒有什麼收穫。幾乎所有的諾特海姆人都知道這件事，而投票資料也顯示出來了。諾特海姆的工人們並沒有加入或者支援納粹黨，反而是以極度反對納粹主義而聞名。當一個社會民主黨領袖的妻子詢問他所反對的納粹主義的威脅時，他這樣回答道：「我寧願失去一切，也不願失去自由。」

這種冷靜的決心是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袖的特徵。他們並不是引人矚目的人。從工會幹事、消費者合作社主席再到社會主義政治組織的其他職務，他們在等級和職位上一路晉升，憑藉的是自己的能力和認真，而不是超凡魅力的品性。在他們還年輕的時候，社會主義運動最重要的一個口號是：「知識就是力量！」在常規工作之後的勞累時間裡，有抱負的社會黨人領袖會將自己年輕的精力投入學習經濟學、歷史或者社會福利法律中。那些因自己的社會地位而蔑視無產階級政黨的人，很容易就表現得像「遠離人民的當權者」，他們當然不是革命者。

三個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領袖在他們安靜的同仁中脫穎而出——卡爾·德佩、弗雷德里希·哈澤和市議員卡爾·庫埃爾富爾特。卡爾·德佩是國旗隊領袖，不仰慕他的人稱他為「野蠻和輕率的人」。他個子矮，但很威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遭遇了毒氣攻擊，因而聲音變得嘶啞而微弱。儘管他的正式職業是醫院檢查員（也就是調查城鎮醫院中的保險收款員），但他本質上是政治家。此外，他和國旗隊隊員一起工作，還在社會民主黨的地方和其他工人組織擔任職位，他是城市議會的議長，縣議會的代表。他易怒而好戰，因粗暴而與許多人都很疏遠，但是他非常受工人尊敬，在戰鬥中很冷靜。

他的助手，同時也是國旗隊青年部的領袖——弗雷德里希·哈澤正好相反。他身材高大修長，非常孩子氣，說話時的聲音清晰而動人。他曾經想成為歌手，並且接受了聲樂訓練，但是後來放棄了，成了縣政府中的一名職員。縣長是社會民主黨人的時候，弗雷德里希·哈澤有儘可能多的自由時間，可以為國旗隊工作，不過，1932年，一個保守派人士成為縣長，這樣的情況就結束了。弗雷德里希·哈澤的臉上閃耀著誠實、謙遜和親切；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都喜歡他。

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的真正領袖是卡爾·庫埃爾富爾特。他也是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地方和縣組織的主席。他是諾特海姆城市政府的評議員，縣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多數派領袖。他也是漢諾威省議會的代表，以及其下設12人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對於許多人而言，他就是諾特海姆社會民主黨的化身。

卡爾·庫埃爾富爾特並不是工人。他在舊城區中心擁有一家菸草店。他長得很帥，有著茶色頭髮，面色紅潤。保守派縣長馮·德·舒倫堡將他描述為「具有極高的天賦，但是崇尚暴力；他還將這種暴力的性格灌輸到了整個社會民主黨地方組織中」。

議員庫埃爾富爾特是那種少見的、完全黨派化的人。他能說出那種特別油腔滑調的政治空話，而且能夠成功地讓這些話聽起來直率而真誠。他有著極強的自信、勇氣，並且鎮定自若（他在戰爭中的履歷很優秀），但也會運用精練的抨擊和斥責。具有這些品質的他很善於判斷人的性格，他相信理性和熱愛會取得最終的勝利，不過這只是在模糊的未來，而且在並沒有什麼爭鬥的情況下。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都接受了他本來的樣子——徹底的政治家，而城鎮中的工人們卻將他理想化了。最後，他還擁有兩個特質：完全獻身於民主政治，擁有廣泛的常識。他非常適合領導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但是完全沒有能力建立一個超級社會黨人聯盟。他的對手討厭他，也會對他表示吝嗇的讚賞。很少人會低估卡爾·庫埃爾富爾特。

這就是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是城鎮中唯一的民主制捍衛者，也是反對納粹主義的唯一堡壘。1933年之前的那些年裡，他們沒能通過考驗。然而，他們失敗並不意味著他們缺少勇氣或者不夠高尚。

社會民主黨在1931年1月和2月積極努力過後，不再試圖為了與納粹黨競爭而舉行集會了，不過在諾特海姆縣，他們舉行了16場公共集會，而納粹黨舉行了8場。納粹黨在城鎮中保持著更強的煽動節奏。3月的第一週，他們舉行了不同型別的集會，一場「帶有戲劇表演和德國舞曲的衝鋒隊徵召新人晚會」。這場集會五天後，又一個名人被邀請來發表演講，吸引了800名觀眾：「（國會議員）埃德蒙·海內斯，斯德丁女性謀殺審判中的……第一被告。」20世紀初，海內斯參加了高度民族主義的自由軍團，在一場私設法庭的審判後，他「處決了」一個「叛徒」，在右翼法官進行的審判中，他沒有得到任何懲罰。這次集會是在「1910年代圓頂」舉行的，根據《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所說，當海內斯講他射殺受害者的經歷時，觀眾們都歡呼起來，之後還響起了熱烈的掌聲，整個集會在掌聲、歡呼聲和《霍斯特·威塞爾之歌》中達到高潮。

與這種殺人狂形成對比的是，納粹黨決定接下來激起民眾對傳統猶太人宰殺牲畜方法的反對。於是，他們就這一主題組織了一次演講，以彩色幻燈片的方式，由漢諾威阻止虐殺動物協會主席主講。在演講中，諾特海姆的納粹領袖公開表示他們反對這種做法。

《人民報》很快就指出，頗具諷刺意味的是，「納粹黨人高喊著‘殘忍的猶太人所使用的宰殺方法是20世紀最大的文化恥辱’」，而他們自己也「一直說著‘人頭將會落地’」。但是很明顯，有些人重視了納粹的指控，《人民報》也貢獻了一篇長文，為他們指控城鎮中屠宰場的拉比殘忍地對待動物進行辯駁。文章中也指出「納粹分子經常在屠宰場周圍閒逛，對待猶太人的態度粗魯無禮」。這產生了影響：主管屠宰場的社會民主黨議員控告最開始指責「諾特海姆的屠宰場殘忍地宰殺動物」的納粹報紙，而諾特海姆的參議院對兩名納粹黨人提出警告，如果他們再對猶太人粗魯無禮，將會被禁止進入屠宰場。

在此期間，諾特海姆地方小組也繼續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兩週一次的半公開「夜晚討論會」，目的是教化新成員並徵召新人。話題包括「我們的計劃」「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這樣的內容，討論會的領導者是如恩斯特·吉爾曼那樣的地方納粹黨人，平均每場有85名出席者。到4月末為止，地方小組的成員上升到191人，但是與之前一樣，這些成員大部分都來自諾特海姆縣，而某個單獨的村鎮一達到最小數量的15名成員就會分離出去形成自己的地方小組。因此，諾特海姆地方小組的數目一直在增加，而城鎮中心居民的成員數量卻在縮減。不過，這已足夠他們舉行經常的集會、散發傳單和進行遊行示威了。

接二連三的煽動將其他黨派吸引到了活動中來，尤其是民族主義黨派，他們認為可以利用相似的呼籲方式來獲得納粹黨那樣的成功。早在2月，「鋼盔團」（他們在地方上與德國國家人民黨的關係就像衝鋒隊與納粹的關係一樣）就在諾特海姆舉行了一年多以來的第一次集會，主題是「馮·亨寧·奧夫·舍恩霍特閣下」。幾乎和民族主義黨派的其他集會一樣，這場集會在城鎮中最好的旅館桑尼舉辦，不收入場費。（這家旅館的所有者是德國國家人民黨成員。）演講者除了攻擊自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猶太人和社會民主黨人之外，還宣稱希特勒是「民族主義思想的鼓手」，「俾斯麥是第一個國家社會主義者」。有30名新成員加入了鋼盔團。一個月後，德國國家人民黨舉行了一場以民族主義黨派的國會議員為主角的集會。三週後又舉行了一場鋼盔團的集會，這次是以電影來吸引觀眾。接著，公民協會在3月的時候舉行了一場露天集會，議員馬納在集會上抨擊《凡爾賽條約》，並且預言當內部團結起來的時候，德國將再次成為世界強國。現場的樂隊引導群眾，高唱《德意志高於一切》。

共產主義者也很活躍，他們在諾特海姆舉行了第一次遊行和集會。他們租賃了騎術大廳用於召開集會，這個大廳很大，但並不是真正的會議大廳。來參加共產主義者集會的還不到100人。

諾特海姆被如此多的不同的政治觀點包圍著，以至於很難想象任何近似於共同政治行動的事情。然而，1931年3月，即將發生的一個事件證明共產主義者、納粹黨人、民族主義黨派和人民黨派是能夠攜手合作的——至少在反對社會民主黨方面。

魏瑪德國的民主政治堡壘是普魯士邦，在德國特有的聯邦制中，普魯士邦佔據著德國3/5的人口和土地。普魯士邦由天主教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組成的聯合政府進行統治，前者汲取了羅馬天主教在萊茵蘭各省的力量，後者獲得了魯爾、西里西亞、柏林和漢薩同盟中各港口城市的支援。只要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中央黨聯盟控制著政府，民主制度就是安全的。

渡過了大蕭條的第一個嚴冬之後，納粹黨和共產主義者認為他們已經擁有了足夠多的支援，如果舉行選舉的話，他們能夠終止聯合政府的多數派。然而，要舉行選舉，普魯士的國會就將被解散，掌權的聯合政府拒絕這樣做。《魏瑪憲法》提供了另一種方式。如果有足夠多的人簽名請願，就可以進行公投，而如果公投票數足夠多，就可以不管國會內的政府多數派而強制解散普魯士國會。

納粹黨提出了這個想法，共產主義者很快就支援他們了（遵循著共產國際扭曲的想法，即認為打敗社會民主黨是主要目標）。民族主義黨派、漢諾威的圭爾夫黨派和人民黨派也承諾會幫助，不過至少還有一個諾特海姆的人民黨派領袖拒絕加入這個純粹消極的策略。絕大多數分裂黨派的混亂隨之發生了。公民協會也參與了；議員馬納解釋說他們雖然是為了地方政治而存在的，但是，在普魯士政府中發生的改變應該也會對地方政府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在請願活動中，納粹集會放慢了速度，請願活動吸納了他們大部分的力量。為了發揮作用，這項活動需要實際收集簽名；宣傳還不夠。不管怎樣，納粹黨至少還是找到時間來舉行一場盛大集會，他們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辦了一場演講，主題是「公務員和政府僱員在解散普魯士國會中的立場，以及，結束失業」。演講者是前普魯士公務員，他現在是納粹黨在國會的代表。在請願活動中，公民協會的集會規模更大，是在「1910年代圓頂」舉行的。議員馬納抨擊普魯士的社會民主黨及其政府的「專政」。他希望所有的諾特海姆人都能在請願書上簽名，「削弱社會民主黨的力量」。

社會黨人對請願活動很擔心，主要是因為他們害怕納粹的高壓手段。選民們的家門口站著衝鋒隊隊員，沒有準備投票箱，選民們必須公開回答「贊成」或者「反對」。《人民報》指責納粹黨正在利用請願名單來抵制那些不簽名的商人。社會民主黨特別擔心在某些諾特海姆縣偏遠村莊中的納粹威脅。後來進行公投的時候，《人民報》指出在某些諾特海姆縣的村莊，投贊成票的人比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要少。

社會民主黨對此的回擊是增加了國旗隊的活動。3月24日，在請願活動開始前的一週，國旗隊在市集廣場舉行了一場集會。德佩是主講者，他拼盡了全力。他認為慕尼黑政變中的希特勒是懦夫，他評論了納粹的政治暗殺，譴責殺人犯海內斯，海內斯是在納粹黨中起重要作用的主講者。兩天後，100名諾特海姆的國旗隊隊員進行了穿過整個縣的35公里遊行，隨之又在市集廣場舉行了演講。幾天後，據稱國旗隊增加了22名成員，驅逐了一名納粹黨的間諜。

在簽名請願活動中期，4月10日，國旗隊又進行了一場示威遊行。大約200名國旗隊隊員參與了遊行，由一支軍樂隊領頭。遊行隊伍直接穿過山坡上的住宅區，兩次停留在公民協會辦事處的前面吶喊示威。背後暗含的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對保守派同納粹黨勾結的憤怒。在市集廣場，德佩發表了被《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稱為針對納粹黨和民族主義黨派的「煽動性演講」。另一場演講是在市政廳舉行的，為了慶祝西班牙獨裁者普里莫·德·里維拉倒臺。國旗隊正在製造自己的存在感。

《人民報》也指責納粹黨正在違反制服禁止法令，並且督促政府重申針對褐衫隊的禁令。漢諾威省的社會民主黨省長諾斯克禁止參與政治集會的人乘坐卡車或者公共汽車，因為好戰分子（尤其是黨衛軍）經常被帶到政治集會上，他們比地方部隊更易於發起街頭戰鬥。諾斯克也——在私人理論的基礎上採取行動——禁止除了官方海報之外的其他海報使用紅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