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經常被煽動者的傲慢無禮所腐蝕。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第五卷）

1930年9月的每個星期都有大約6000人來諾特海姆。他們來自四個縣，都是來找工作或者來諾特海姆地區就業辦事處領救濟金。就業辦事處位於城鎮北部舊軍營的一處營房裡，其他營房充當著絕大多數貧窮的諾特海姆公民——「流離失所者」——的應急住房。這些軍營的營房形成了一個四方院子，在這片小區域中，痛苦的失業者們在就業辦事處的窗前時常漫無目的地亂轉，等著輪到自己。難以避免的是，這裡會發生碰撞、爭吵，那些閒散人員壓抑已久的情緒會突然迸發出來。絕大多數無業者屬於社會民主黨，但也有很多納粹分子和共產主義分子，必然經常發生爭鬥。在高壓的政治氛圍中，軍營的營房每天都會湧入大量飢餓和焦慮的人，對於諾特海姆人而言，這是日益加深的大蕭條所帶來影響的明證。

那些看著失業者們穿越諾特海姆的市民們不只是將他們視為經濟災難和潛在社會退化的象徵。比起同情，失業者們的不幸更容易激發出質疑和厭惡。某個教師回憶起的主要是「大量的年輕人無所事事地站在角落裡，發出很大的噪聲，經常辱罵經過的行人」。某個家庭主婦也有相似的反映：「有很多失業者懶散地站著，他們中很多人只是懶惰，不想工作而已。他們令人感到不快。」

不過，有些人確實是在找工作的——例如，每年秋天收割穀物後，諾特海姆的製糖精煉廠都還另外需要200人。1930年9月，900多人申請了這些工作。《人民報》宣稱精煉廠偏向於納粹的支援者們，因為他們沒有加入工會。《人民報》沮喪地預測精煉廠之前在薪酬和工作條件上的改善都將不復存在了。即便薪酬更低了，工作仍舊搶手，因為他們恢復了工人獲得常規失業救濟金的權利。一個工人能夠獲得失業救濟金的最長期限是一整年——取決於他之前工作多久。在常規救濟金用盡之後，失業者還可以再領取35周的「緊急」救濟金。之後，失業的工人還可以接受城市的福利辦事處的照管，福利辦事處通常是幫助孤兒、殘疾人和老年人的。工人名列福利辦事處名冊上的時間沒有限制，只要他沒有其他收入即可。

半熟練工人的正常工資大約是一週30馬克；常規失業救濟金是每週15馬克，「緊急」救濟金只是略少而已。但是已婚者的福利救濟金只有每週8.75馬克，而單身者則只有一半。1930年9月決定「緊急」救濟金只可以發給能夠「證明需要」的人，於是，形勢惡化的程式加速了。沉悶而靈活易變的概念是首要的權宜之計，主要目的是緩解失業對國家和地方財政預算造成的壓力。至於失業者，1930年秋天在他們之中已經形成了階級結構，那些領取常規失業救濟金的人成了不安的精英階層。

商店店主和其他以前從事個體經營的人在形勢惡化階段被排除在外了。如果沒了收入，他們可以直接領取福利救濟金。1930年，諾特海姆的三家工匠商店倒閉了，其中兩家大約是在9月選舉的時候倒閉的。雖然每家商店本來都是邊緣店鋪，但是每一件事都會引發城鎮人的反思。工匠聯盟認為其成員們的困境是因為失業熟練工們的非法競爭。1930年11月，工匠聯盟刊登啟事，請求與諾特海姆人就他們正在計劃中的修理工程簽訂合同，並且不要僱用非法工人。

社會民主黨並沒有同情這些市民們，反而是利用了這些倒閉事件。一個鎖匠是9月破產的人之一，他碰巧成了一名納粹分子。《人民報》偏愛殘酷的細節。根據其描述，鎖匠的「財產狀況很糟糕。有大量的非法債務」。當鎖匠的一個僱工和一個年輕的女士偷走了店裡剩餘的錢時，最後的打擊來了。《人民報》將整個事件描述為「納粹商業手段的最佳例證」。

社會黨人還通過其他方式在中產階級的傷口上撒鹽。在軍隊逗留諾特海姆期間，他們刊登廣告，有償徵用宿舍，但是幾乎沒有接受者。9月選舉之後不久，《人民報》揭露了這件事。《人民報》覺得奇怪的是，「擁有大房子的右翼分子」並沒有為士兵們提供額外的房間，許多士兵都不得不住在大廳裡。《人民報》問道：「戰士聯盟的400名成員在哪裡？民兵和預備役軍人俱樂部的400名成員在哪裡？無數的歡呼著的愛國者俱樂部在哪裡？」社會民主黨也毫不猶豫地公開抨擊主要的民族主義者，後者不負責任地否認了這一點。有個事例是，來自諾特海姆縣的一個民族主義領袖馮·施特拉倫海姆伯爵在1930年9月寫信給《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說他在莊園裡只僱用了幾個外國的工人，他在戰爭中受傷而獲得的撫卹金卻很少，社會民主黨應該為高稅收和失業負責。諾特海姆人也不喜歡社會黨人受到攻擊時易怒的表現。比如，1930年，市議員庫埃爾富爾特將《禁止制服法令》的油印副本寄給諾特海姆縣所有的衝鋒隊隊員，從一位衝鋒隊隊員那裡，他收到了尖刻的回覆。庫埃爾富爾特將其告上法庭，法庭判定這是侮辱性言論，他因此而獲得了50馬克的賠償。

因此，許多諾特海姆人認為出現了反對社會民主黨的好理由，有一些理由是明顯而合理的，還有些則源於對危險經濟形勢的普遍不安。如果市民們想要社會黨人下臺，他們就會辯稱他們只是在恢復傳統秩序。在普魯士，1918年之前，像諾特海姆這樣的城鎮是由封閉的富人圈子掌管的。排除其他人參與的手段是「三等級」投票制度，按照這種制度，那些支付最高稅收的人控制著城市議會。1918年革命清除了所有金錢選舉權上的差別，引入了直接的、公平的和秘密的投票制度。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擁有大量支援的社會民主黨突然在諾特海姆城市議會獲得了主導權，這在城鎮歷史上是首次。

在納粹主義崛起之前，使用政治工具去對抗社會黨人的是「公民協會」。如果各種各樣令人眼花繚亂的國家政黨可以在地方選舉中獨立競選的話，擁有大量固定投票的社會黨人就會完全控制住城市政府。為了阻止這種情況，所有支援中間偏右翼的人都加入了支援平民候選者的行列中。但是公民協會不只是一個地方政治聯盟，它同時也是一個獨立的實體，有自己的人員、財政和按職業劃分的候選人：工匠、零售商等。不過，這一組織的鞏固引起了社會民主黨的反感。

公民協會的主席是市議員馬納，他是一家小企業的老闆和德國國家人民黨的成員。他是堅定的路德派教徒和不加掩飾的反對改革者。從1924年到1929年，公民協會在諾特海姆的城市議會中擁有最多的代表，當時的城市議會包含8名公民協會的市議員、7名社會民主黨人和5名來自公務員黨的成員。1929年11月，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增加到了9名，而其他兩個團體各丟失了一個席位。如果社會黨人再獲得兩個席位，他們就會佔絕大多數。

在1930年9月舉行的國民議會選舉中，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再次小幅增加了一些選票。領袖們開始考慮活動的新區域，但是他們所作出的選擇加深了城鎮裡中產階級對他們的厭惡。10月即將舉行諾特海姆路德教會長老選舉。像城鎮中其他人一樣，9/10的社會民主黨人是路德派教徒。但是，他們一直以來在教會執事會中都沒有代表，而且覺得諾特海姆的牧師們過分強調民族主義。因此，社會黨人為長老會選舉準備了候選人名單。

市民們將這看作無法容忍的挑釁。公民協會在10月23日召開了一次集會，市議員馬納在會上抨擊社會民主黨人是反宗教的。他要求以大量的選票來擊敗「馬克思主義者」。公民協會和福音派俱樂部的宣傳控訴道：「這是第一次，反教會的社會民主黨想要將黨派政治的仇恨和騷動拖入教會中……」

絕大多數社會黨人對這次攻擊感到難堪。在他們自己的集會上，也就是選舉之前不久舉行的集會上，演講者一開始就表達了他對將政治帶入教會中感到遺憾，政治是不屬於教會的。然而，他堅稱因為絕大多數社會民主黨人都是路德派教徒，所以他們是有代表權的。如果右翼人士願意和社會民主黨列出一個折中的候選人名單，那麼就可以避免激烈的競選了。他希望將來不會發生類似的事情。

如果說社會黨人感到難堪，右翼分子感到憤怒，那麼納粹黨人就會感到高興了，因為這給了他們將自己描述為「馬克思主義」的有效對手的新機會。自從9月中旬贏得選舉以來，他們絕不是無所作為的。那場選舉結束10天后，他們就舉行了一次夜晚討論會；5天后，一名國家議會的成員被邀請過來發表演講。幾天之後，放映了兩場《國家社會主義的成長》，每場電影后都有一位演講者發表演講。最後，10月12日，舉行了一場以之前選舉的主要候選人為主角的集會，他現在是國家議會的議員。因此在選舉後的那個月，諾特海姆的納粹黨人像選舉前的那個月一樣，儘可能多地舉行公共集會——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證明了他們持續的競選活動策略。

持續的騷動至少部分是受到了納粹大區辦事處的鼓勵。9月15日，納粹大區的宣傳部門指示地方小組繼續前一天已經結束的競選活動，不要有任何停頓。地方小組被要求至少每月舉行一次集會，否則就要遞交詳細的解釋說明他們為什麼沒有做到。

9月的競選活動教會諾特海姆的納粹黨人，他們手中最吸引人的王牌是宗教信仰和民族主義，最好是將兩者結合起來。這一經驗現在被應用於利用中產階級對社會民主黨加入教會長老選舉的不滿中。選舉前一天，國社黨舉行了一次以路德派牧師為主角的集會，他同時也是國民議會中的納粹黨成員。公開的主題為「謀殺德國人民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被敵人收買了」。納粹黨相信會有大量的觀眾，於是租賃了「1910年代圓頂」，這裡可以容納1200人。入場費是50芬尼，由於這場集會的直接目標是中產階級，所以沒有提供給失業者的低價。

納粹黨人的期望是完全合理的；來參加集會的人非常多，以至於只有站著的地方。牧師的主要話題是國社黨的性質，他將國社黨比作舊式帝國陸軍，因為這兩者都是代表全部德國人民而非特定群體的。在演講接近尾聲的時候，他詳細論述了諾特海姆的長老選舉，他所說的是要證明社會民主黨的專制動機。他規勸大家投票支援「無黨派人士」。

第二天是星期天，這一天舉行了選舉。在更早的教會選舉中，只有17%的路德派團體投票；這一次有大約60%的人投票。大量的投票得到了公民協會的運輸機構的幫助，他們將投票者帶到投票地點。社會民主黨只鼓動了它平常投票力量的1/4，其候選人以5：1的劣勢被打敗了。一群堅決的保守派長老當選了。

儘管納粹黨人並沒有參加競選的候選人，但是他們對這個結果相當滿意。競選運動加重了公民對社會民主黨的厭惡。納粹黨人可以聲稱他們的集會對社會黨人的失敗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這也是他們在諾特海姆進行的第一次真正的群眾集會。最好的一點是，市民們知道了社會民主黨是可以被打敗的。為了反覆強調這一經驗，衝鋒隊隊員們自那之後每週四和週日都會舉行穿越城鎮的遊行。

1930年剩下的時間裡充斥著納粹黨人頻繁但相當普通的集會，所有的都是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的。11月9日，納粹黨人紀念那些在希特勒於1923年發動的失敗的啤酒館政變中喪生的人們。四天後，舉行了一場夜晚討論會，兩天後，舉行了一場演講，題目為「9月14日的選舉在外國的反響」。12月初，一場關於經濟的演講強調納粹依靠下層中產階級，聖誕節之前的一週舉行的另一場演講攻擊了社會民主黨。1930年結束的時候，納粹為孩子們舉行了一場聖誕晚會，為成年人舉行了「娛樂晚會」。

到1930年年底，納粹黨的高層官員們為更廣泛和更精練的競選宣傳策略做準備，他們9月的選舉勝利所帶來的資金資助和群眾支援對此起到了刺激作用。大區宣傳部門每月的定期通知現在向地方小組提供協調活動的指導方針、可用的演講者（以及話題）清單，還有滿足各種各樣具體要求的宣傳單和小冊子的總目錄。也可以租賃幻燈片和電影，包括一部有聲電影。所有這些都是直接從位於慕尼黑的全國總部訂購，需要預先付款。

而且，「演講者辦事處」系統加強了。1931年1月1日開始，在納粹的集會上，沒有大區發的特別身份識別卡就無法成為正式的演講者，只有通過測試的演講者才能獲得識別卡。通過測試的演講者的標準費用是每場演講7馬克（在大蕭條年代算是高薪了），再加上交通和住宿費用，許多納粹黨人都努力獲得官方認證，而大區會仔細挑選。只有不到1/3的申請者能夠合格。當然，這之後無論他們是否希望經常演講，他們未來的僱傭都取決於在巡迴演講中的成功。所以，納粹黨久經考驗的宣傳系統需要進一步地打磨。此外，印刷的宣傳材料以合理的價格不斷地增加。一份4頁的小冊子只花了地方小組1芬尼，量大的還可以打折。海報的數目已經增加到了只印刷海報目錄就要花費地方小組1馬克的地步。最後，大區宣傳部門會向地方小組提供對手黨派最新觀點的簡短摘要，以及推薦的反駁觀點。

諾特海姆地方小組到此時為止已擁有了自己的宣傳專家：一位成員負責收集、整理並且進一步傳達大區宣傳部門下發的資訊。在諾特海姆，納粹黨人表示特別需要對抗社會民主黨人的演講者和海報，他們想要舉行持續的宣傳遊行，而且不僅在諾特海姆，也在附近的其他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