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社會民主黨而言,除了宣傳活動和闖入教會政治,還有工作要做。10月,城市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一派提出了大量的公共工程計劃,可以讓失業者不再流落街頭。這個計劃包括修繕諾特海姆的公園和街道,納粹黨人掌權後使用了這個計劃的部分內容。這個計劃的主要特徵是提供很多工作,工具或材料的支出卻很少。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中只有一項措施通過了——在城鎮擁有的森林中拓寬林中小路,而這是第一個只僱用失業工人的工程。
在縣議會中,社會民主黨佔據著21個席位中的10個,由於和兩個「中間黨派」代表結盟,社會民主黨控制了議會,全部的社會民主黨計劃都被投票了。到10月為止,已經對工程專案投入了18萬馬克。但是這個計劃並沒有成效,到12月為止,因失業而引起的福利成本上升讓縣負債累累,以至於什麼也無法實施。接下來的兩年,縣議會因財政衰弱而無能為力。自社會民主黨的聯盟形成後,投票一直是可預測的,議會成了參與政治家們的參謀。比如,1930年12月,右派對《人民報》提出忠告,而在隨後的辯論中,卡爾·庫埃爾富爾特猛烈攻擊納粹黨人,以至於全體右翼分子離席抗議。增加稅收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僅僅是提到這一點就在1930年12月引發了一次公民協會的抗議集會,他們宣稱更高的稅收是「難以忍受的」。在這次集會上,諾特海姆的一名教師,同時也是納粹黨員的海因裡希·沃格在公民協會發表了長篇演講,證實《凡爾賽條約》是諾特海姆財政問題的根源。
對於社會民主黨而言,日益增加的納粹威脅同大蕭條一樣令人擔憂。11月22日,國旗隊舉行了一場人潮擁擠的集會,主題是「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演講者將德國的民主與義大利的獨裁進行對比,直接針對納粹的計劃。許多諾特海姆人都感到了危險。國旗隊報告說在9月選舉前他們總共有100名成員,而其間有70名新成員加入。幾周後,一個陰沉的星期天下午,國旗隊又舉行了一場集會,這次是在市集廣場。有五面旗幟和一個軍樂隊的遊行隊伍吸引了很大一批觀眾。演講者的主題是納粹的口號:「人頭將會落地。」他宣稱國旗隊準備好了為保衛共和國而戰鬥,但是並不會率先動手。兩天後,一場成員集會宣佈過去幾周新加入國旗隊的有39人。到1931年年初為止,諾特海姆的國旗隊總共有300名成員,包括青年部的56名成員。諾特海姆的民主將不會不戰而退。
社會民主黨的決心既不能阻止納粹黨的意圖,也不能緩解自新年以來逐漸加劇的政治緊張局勢。1931年元旦發生了第一起暴力事件。三個明顯喝醉了的納粹黨人,將卡爾·庫埃爾富爾特十幾歲的兒子拖進其中一人所住的城鎮賓館的房間裡,毆打了他。幾個國旗隊的人衝進去救他,但是賓館的老闆足夠冷靜,由此才避免了一場混戰。也是在1931年的第一週,社會民主黨舉行了一場大規模的集會,強調納粹黨的威脅。「1910年代圓頂」擠滿了人,他們聽到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強調要想盡一切方法讓納粹黨人無法進入政府。他準確地預言道:「一旦這群人進入政府,民主就將不復存在。」
諾特海姆納粹黨人的1931年是以在卡特萊拍賣大廳的一場星期天下午的集會開始的。演講者來自漢諾威,話題很有代表性:「受束縛的司法——黨國束縛下的德國法律?」經歷過前一年的大量觀眾以及社會民主黨最近的集會之後,這種規模的集會已經很難令諾特海姆的納粹黨人滿意了。能夠填滿大廳的是對民族主義的號召。1931年1月16日,《諾特海姆最新訊息》激動地報道:「國社黨會邀請著名的u型潛艇艇長赫辛來諾特海姆發表演講。赫辛是世界大戰期間第二有名的u型潛艇英雄,擊沉了很多艘船隻。」納粹的宣傳也是興高采烈的:
德國人民清醒一下!
來諾特海姆!
1月25日,星期天
下午三點在「1910年代圓頂」,將有同志發表講話:
1.海軍上校(已退役)赫辛,u-21號潛艇的指揮官。
2.著名的(奧格登堡)農業革命家布蘭肯邁耶。
費用:在施潘瑙斯的書店預售價是50芬尼,售票處售價是60芬尼。
自由討論!
與大眾一起!
國社黨,諾特海姆地方小組。
為了給這個事件新增一些趣味,納粹黨告訴一位諾特海姆的社會民主黨主要人物,他可以在納粹集會上進行45分鐘的演講,並且國旗隊的人可以隨行,只是他們必須交30芬尼的入場費。集會召開前,整個諾特海姆縣的衝鋒隊進行了穿過城鎮的遊行,國旗隊的遊行隊伍緊隨其後。在納粹集會開始前的10分鐘,150名國旗隊隊員出現在了「1910年代圓頂」。納粹領袖瓦爾特·施泰內克負責赫辛的集會,他對此有點兒震驚,聲稱他只能允許20名國旗隊隊員付30芬尼的入場費——其餘人必須支付全額。這引發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在此期間突然又出現了150名國旗隊隊員。納粹黨人趕快讓警察關閉了大門,於是社會民主黨就到市集廣場去了,並且舉行了一場反示威遊行。兩場集會都終止後,人們的情緒仍舊高漲,衝鋒隊和國旗隊之間的鬥毆勉強被阻止了。
接下來的兩週,國旗隊隊員試圖阻止納粹黨的遊行時,又險些爆發了兩場爭鬥。2月8日,社會民主黨又舉行了一場群眾集會,以埃裡克·內爾廷教授為主角,主題是「國家社會主義:其開始和終結」。1000多名擁護共和國的人擠滿了大廳,聽他們詳細講述希特勒的意圖:「想要在德國成功發動政變的人也必須掌握國家權力。所以,希特勒想要進入政府,並且不想再離開了。」
納粹黨人開始感受到社會黨人的戰鬥狀態所帶來的壓迫感。內爾廷教授的集會之後不久,一個納粹黨人撕掉了一個「年輕旗幟隊」成員帽子上的帽徽,他立即被旁邊一個國旗隊的人擊倒了。在就業辦事處也發生了一連串事件,受害者是來自其他地方的納粹黨人,他們來諾特海姆領取他們的補償金。在城市議會中,社會民主黨提議城鎮上不再通過威廉·施潘瑙斯的書店購買所需的教科書了,因為施潘瑙斯是一名納粹。對於他來說,幸運的是,公務員黨在一定程度上和公民協會聯合起來了,因而阻止了這項提議。一個保守派議員對這一提議甚為遺憾,「因為在我們的世界,政治每天都在發生改變」。
為了回應內爾廷的集會,納粹黨人將之前計劃的集會題目由「陷入困境的政客,進入豬圈的人們」,改為「對內爾廷主題的糾正,也就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開始,社會民主黨的終結’」。而且,他們降低了失業者的入場費,由15芬尼降到了免費。但是,這次集會以及一週後直接指向「動手又動腦的年輕工人」的集會都沒能吸引很多觀眾,於是納粹黨人轉而利用了諾特海姆的特殊性——高比例的政府僱員——召開了一次群眾集會。主題是「行政機構和國家社會主義」,而演講者是一個鐵路工作者,「著名的老戰士、機車司機德雷埃爾,國民議會的議員」。租賃的場地是「1910年代圓頂」,而入場費用降到了30芬尼。
集會吸引了超過1200人。一支強大的衝鋒隊小分隊就在現場,因此氣氛變得緊張起來了,而這時一群國旗隊隊員以緊密的列隊進入大廳,高舉著他們的旗幟,質問演講者,尤其是針對他並沒有談及事先宣佈的主題這一點上。《諾特海姆最新訊息》在一篇呼籲政治穩健的社論文章中談及此事,「隨即發生了一場大騷亂,但是,雙方領袖的理性維持住了秩序」。
在忙碌的2月,社會黨人的政治活動和納粹黨人的同時進行。國旗隊在忙於挫敗納粹的政變。在上述事件發生前不久,在國旗隊的地方指揮官突然造訪諾特海姆時,進行了一次警報測試。只提前一小時接到通知,就有100名國旗隊隊員聚集到市集廣場,聽從指揮官那鼓舞士氣的講話,並且舉行了宣傳遊行。第二週,社會民主黨的縣組織開會,說現在是戰勝納粹黨人的時候了。每個社會黨人都被勸告要再招募新人。幾天後,國旗隊的整個縣組織聚集到一起,慶祝其成立7週年。這支遊行隊伍有900名國旗隊隊員,全部來自諾特海姆縣,他們準備了20面旗子、兩支樂隊和兩支軍樂團。他們還在市集廣場和馬戲場舉行演講,在「1910年代圓頂」舉行了一場舞會。集會主題表達了對納粹政變的普遍恐懼:「為了保衛共和國,國旗隊將會變得足夠強大。」好像是為了強調這一點一樣,一小隊衝鋒隊隊員衝進了舞會,在被警察驅逐之後,他們將椅子腿扔出了大廳的窗戶。這些天以來,社會黨人也並沒有忘記他們對資本主義的反感。這是情人節時由自由工會上演的一齣戲劇的主題,共吸引了400名觀眾。
納粹黨人也不甘示弱,2月26日,他們在「1910年代圓頂」舉行了另一場大規模集會,一個前陸軍中衛和另一個演講者發表了題為「共和國的12年——自由在哪兒?」的演講。城鎮中充滿了政治活動。自納粹黨舉行以u型潛艇英雄為主角的那次集會31天以來,這裡已經發生了12次不同的政治事件:遊行、集會、會議——6次是由社會民主黨進行的,6次是由納粹黨進行的。差不多一直在使用「1910年代圓頂」,大部分事件都帶有暴力或者至少是極度緊張的色彩。對政治上翫忽職守的指控也出現了。2月27日,《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引用了納粹報紙的一篇文章,指責道:「諾特海姆城市建設辦事處醜態百出。」文章聲稱不想參加社會民主黨遊行的工人們受到了「難以置信的恐嚇」,有個工人為了保護自己而放棄了工作。城市建設辦事處在一名社會民主黨議員的職權範圍內,因此,《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要求進行調查和停職。對於民族主義者而言,不幸的是,城市議會已經調查了這件事,發現納粹的指責缺乏事實依據。在《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那篇社論文章發表之後的第二天,《人民報》高興地報道了這件事情,接著給這篇社論文章貼上了「另一場無恥的中產階級騙局」的標籤。
到1931年2月為止,毫無疑問的是,社會黨人已經成功地應對了納粹的挑戰。衝鋒隊的傲慢自大與國旗隊的好戰相互映襯。納粹的指責被反駁了,納粹的陰謀被揭露了。每次納粹會議或者集會都會被社會黨人的集會反擊。但是自9月選舉的半年內,城鎮的整個政治氛圍已經改變了。政治變得激進了,除了選舉運動期間,群眾集會、示威遊行和街道衝突代替了原本在諾特海姆常見的相當乏味的地方政治活動。
這種轉變必然會對採取觀望態度的市民有所影響。時代在急劇地變化。在將激進主義和納粹黨人相匹配的博弈中,社會民主黨並不指望能獲勝,因為他們沒有對手那麼殘酷無情和缺乏理性。而且,行動中的每個步驟只是增加了諾特海姆中產階級的不安情緒,讓他們更易受極端主義呼籲的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