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懼怕的邪惡必定會體現在你所做的事情上。

——歌德：《艾格蒙特》

大規模的極端主義、黨同伐異、對激進改變的極度渴望——這些是使穩定的民主政體變得不可能的因素——是難以被喚起的。在社會穩定的情況下，政治煽動者發現自己只能在附近空曠的大廳內發表激昂的演說。是揮之不去的恐懼、突然意識到目前為止從未懷疑過的危險，吸引了某些將煽動者視為拯救者的觀眾來到這個大廳。

普通的諾特海姆人將自己視為小市民：冷靜、對重大問題視而不見、對生活滿足、有充足的食物、適度的願望和一種簡單的秩序感。星期天下午，諾特海姆人常常和家人一起在城鎮周圍齊整而古樸的森林中散步，漫步於整潔的小路上，他們可以眺望萊納河河谷及迷濛的西部山丘。星期天消化完晚餐之後，他們會回到有中世紀房子的舒適城鎮。這裡的環境給人一種延續性生活的感覺；可以信賴舊的方式；穩定既是眾人期望的，也是一直傳承的。

但是在1930年，新的恐懼縈繞著城鎮，世界大蕭條蔓延開來，紐約證券交易所一落千丈的行情甚至影響了德國中部這個遙遠的谷地。正是大蕭條，或者更加確切地說是對大蕭條持續影響的恐懼，導致諾特海姆人更為激進，而不是因為城鎮受到了大蕭條的嚴重損害。唯一受到直接影響的團體是工人；工人們失業了，在街角無所事事，靠失業救濟金生存。不過，與此矛盾的是，工人階級仍舊支援現狀，而受到經濟收縮打擊很小的中產階級卻致力於革命。

諾特海姆的經濟結構讓中產階級免於經濟拮据。商人們只損失了小部分生意。除了建築業之外，工匠們獲得了充足的工作。公務員的薪水減少了，但是並沒有失業，他們的支付能力下降了，而物價也相應地下降了，這樣一來他們的相對位置並沒有被削弱。在經濟大蕭條期間，諾特海姆的總儲蓄額緩慢增長，儲蓄賬戶的數量也增加了。到1933年為止，諾特海姆超過一半的成年人有儲蓄賬戶，這些賬戶中差不多有一半是穩定的賬戶：從100到500馬克不等。

但是大蕭條引發了恐慌。自己的生意經營得很好的商人們擔心德國的總體情況。收集貸款毫無困難的銀行開始減少所有的信貸配額。只有工人受到了直接傷害，而城鎮中的其他人面對著失業壓力，開始自問：「我會是下一個嗎？」「什麼時候會結束？」因為並沒有確定的答案，所以，絕望在蔓延。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開始聽取納粹的聲音。諾特海姆之前忽視了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正如在主要是外來者發起的德國年輕騎士團鬥爭之後，諾特海姆忽視了其他的極端主義組織一樣）；1928年的國家選舉中，納粹黨在諾特海姆總共獲得了123張選票，相當於總選票數的2.33%。1929年的諾特海姆地方選舉中，納粹黨收穫了5133張選票中的213張。在大蕭條之前，他們在諾特海姆處於無關緊要的邊緣位置。

實際上，1929年初，諾特海姆的納粹黨只有5名成員，人數太少了以至於難以建立「地方小組」，這是國社黨最底層的正式單位。這些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騷亂事件的遺留物。

諾特海姆和德國其他地方一樣，在魏瑪共和國初期，有很多人難以接受德國的戰敗、革命以及由此而來的民主。他們都反對新式的東西：自由主義、世界性文化、開放的社會、有競爭性的工業化經濟、有影響力的工人運動。總體上，這些人構成了激進的右翼，但是並沒有能發揮作用的組織來表達他們尚未形成的，甚至是自我矛盾的不相容理論。更準確地說，他們有太多的組織——其中沒有一個是能發揮作用的——作為激進的右翼主義群體在整個國家蔓延開來。在眾多的組織中，納粹黨還處於初期，在德國南部迅速發展，但是在北部，包括諾特海姆地區幾乎沒有任何發展。

在城鎮北邊，漢諾威的一個工業城市，一名駐紮在波蘭的前警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變成了反猶太人的偏執狂，在發現希特勒的想法和自己類似之後，加入了國社黨。一名失業的商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待在中立的西班牙，回到漢諾威之後成了狂熱的民族主義者，1921年夏天，他加入了那位前警察建立的納粹地方小組。在諾特海姆的南邊，哥廷根的大學城區，一個後來成了庸醫的人帶領一群學生在1922年2月成立了納粹黨的一個分支。納粹主義的另一方面內容吸引了哥廷根的徵募活動：納粹主義有關新社會的模糊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中，愛國的團結一致將會取代德國嚴格的階級界線。所有的分支都由堅定的中產階級組成，都瀰漫著傳教士般的熱情。1921年和1922年，來自哥廷根和漢諾威的納粹鼓吹者們沿著萊納河邊的鐵路遊走，尋找皈依者。有些人在諾特海姆停留，雖然他們並沒有徵召新成員，但是他們說服了一些城鎮居民，讓他們相信在德國各種各樣的激進右翼組織中，納粹黨是最為堅定不移的（也就是說，納粹黨會極端地去實現他們的想法）。

也許來自附近城鎮的納粹傳教士們可以只靠說教就逐漸在諾特海姆收穫一批永久的橋頭堡。那些年正趕上德國的過度通貨膨脹、國恥和不斷的政治動亂。一系列的地方危機引發了大事件。

1922年，德國政治光譜的兩個極端觸發了魏瑪共和國的第一次大危機。激進右翼組織中的好戰者受到了傳統保守派的公開支援。哥廷根的納粹黨從之前沉默的右翼人士那裡獲得了資金和宣傳支援；漢諾威的納粹黨得到了傳統的「泛德意志聯盟」的資金支援。更為重要的是，原來的相當一部分的右翼也支援由「自由軍團」的恐怖分子秘密執行的針對共和國領導人的一系列政治暗殺。

同時，共產主義者領導的極端左翼進行了一系列失敗的起義，而這些起義令中產階級感到恐懼。原來中立的工人們發現他們1918年革命的成果消耗殆盡，而且共和國的領導人們被右翼惡鬼殺害了，也變得瘋狂起來。早期的漢諾威納粹黨中許多人受到了工人們敵意的威脅，還有些納粹黨則變得更加瘋狂了。

這場對立的高潮出現於1922年6月，當時自由軍團的槍手謀殺了共和國的外交部長瓦爾特·拉特瑙。整個諾特海姆地區的工人們都憤怒了。對於他們而言，在多樣化的德國右翼組織中存在的良好的意識形態內容是無關緊要的；整個右翼看起來都像是暗殺的同盟。隨著拉特瑙被殺害，萊納河河谷陷入了反對右翼的私刑氣氛中。在諾特海姆附近的城鎮裡，保守派領導人被打、被死亡威脅，不得不逃到警察局尋求保護。而在諾特海姆，正如第一章所提到的，來自艾恩貝克的工人們和來自哥廷根的學生們在街上發生了激戰。戰鬥之後，一些納粹黨人開始隨身攜帶手槍。一些諾特海姆人做出了最極端的選擇，他們組織了城鎮裡的第一個納粹黨「地方小組」——成立於1922年秋天。

這是一小群年輕的中產階級男性。出現在諾特海姆的領袖恩斯特·吉爾曼是首批納粹黨中的典型代表。按照城鎮中人的通常看法，他是一個「外來者」，因為他父親（一個五金店老闆）出生在黑爾姆斯泰特。吉爾曼於1896年在諾特海姆出生，接受的是男子高中的高水平教育，但是他並沒有去大學，而是接受了商業培訓。他接受的真正教育是戰爭。他從19歲到22歲（1915—1918年）在法國、加利西亞和俄羅斯為德國服兵役；他胸部中過槍，獲得了二等鐵十字勳章；戰爭結束後，他成了中尉。1919年，他加入了德國年輕騎士團和民族主義黨派。他接受了路德派的洗禮，但後來將自己描述為「神的信徒」。當時的照片顯示出他凹陷的下巴、薄唇、閃亮的灰色眼睛，有一張充滿怨恨但年輕的臉龐（他在26歲時加入納粹黨，成了在諾特海姆的納粹領袖）。他的暗金色頭髮梳成中分，整齊而光滑。他掌控著4294名成員。

恩斯特·吉爾曼的哥哥卡爾（比恩斯特大三歲）也和他一起加入了納粹黨；還有書商威廉·施潘瑙斯（35歲）、會計海因裡希·伯梅（19歲）和小商人魯道夫·恩斯特（33歲）。他們還徵召了一兩個其他成員，但是沒有記錄。

諾特海姆的第一個納粹組織剛剛建立起來，整個黨派就於1922年11月17日被普魯士取締了。當然，納粹黨仍舊在秘密集會，但是不再收集會費或者公開宣傳，於是，整個黨派開始收縮。1923年11月，希特勒的啤酒館政變發生了，納粹黨在整個德國境內都成了非法組織。希特勒被關進監獄，黨派四分五裂，各派別之間互相競爭，花費了很多時間來討論無聊的學說分歧而不是採取實際行動，更糟糕的是，德國從諸多危機中恢復過來了。通貨膨脹結束了，恢復了政治穩定，魏瑪共和國開始進入穩定時期（1924—1929年）。來自漢諾威的納粹領袖曾經於1924年6月在諾特海姆進行過兩次演講，第一次是「作為納粹計劃的根基的責任」，之後是「專家見證的德國的物物交換」，但是並沒有引發任何反響。其中一個派別的領袖（來自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黨）於1924年6月參觀了諾特海姆，他報告說納粹黨在恩斯特·吉爾曼的嚴格控制下（原文如此）。

1925年2月，希特勒出獄了，重建了納粹黨。不久之後，諾特海姆地方小組進行了重組，有12名成員。但是地方小組已經沒有了最初的熱情，陷入了停滯狀態——不僅是在諾特海姆，而是整個區域。1926年1月1日，漢諾威的大區有1860名成員；一年後總數為2441。整個1927年和1928年，大區成員數目實際上沒有增長，徘徊在2500人左右。平均一個月有100人加入，但是加入的人只有退出的人的一半：1927年11月，34人加入和65人退出。歸根結底是沒有增長，或者至少沒有實現納粹主義相信的稱霸願望。

諾特海姆的情況是一樣的。隨著時間流逝，成員在減少。吉爾曼不再是地方小組的領袖；他被另一個小商人——魯道夫·恩斯特取代了，恩斯特精神衰弱，瀕臨破產，並且從諾特海姆搬到了柏林（1930年）。當時的照片顯示他肥胖、粗脖子、禿頭、圓腦袋，留著希特勒式的鬍子。他沒什麼活力。對於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而言，納粹黨幾乎銷聲匿跡了；他們的偶爾出現只是過去騷亂的殘餘，這就是正處於魏瑪共和國平和年代的國社黨的真實模樣。

然而，在平靜繁榮的背後，刺激這一區域內納粹主義重生的條件正在發展中。即便是在大蕭條之前，中產階級尤其是小農們就感覺自己陷入了麻煩中；稅賦增加、信貸緊縮、現代化經濟的競爭以及政府掌控在左翼手中是這些情緒產生的原因。而且，傳統的中產階級政治黨派陷入了混亂。在諾特海姆周邊地區，從傳統政黨脫胎的最大一部分保守派選民是圭爾夫派，即德意志—漢諾威黨。這是州內的右翼，可能是分裂主義分子，是自19世紀開始的運動的殘餘。圭爾夫派的支援者主要是「鄉村的中產階級——農民、店主和工匠，尤其是處於舊圭爾夫領地的人」（這一區域包括諾特海姆周邊地區）。令人驚異的是，他們獲得了相當大的支援：1924年，漢諾威省的全部選民中有大約1/4的人支援他們，當時圭爾夫派發起了將漢諾威王國從普魯士分離出去的公民投票，在1928年的德國國會選舉中，圭爾夫派在諾特海姆縣獲得了20.4%的選票（1930年，他們獲得了5.3%的選票，而1932年，獲得了0.5%）。「圭爾夫」黨派逐漸變得無關緊要了，但是其追隨者的怨恨卻一直存在著。他們的選民準備著戰鬥。因此，至少在諾特海姆周圍的村鎮，到1929年為止，潛在的納粹黨支援者出現了。

而且，納粹黨在沉寂的這些年裡，調整了他們的宣傳機構，再次指向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現在為激進的政變做好了準備。1925—1928年的絕大多數時候，納粹宣傳的主要目標是工人階級，內容上主要是反猶主義。這有助於徵召那些偏執的人，但是成員的數目表明並沒有足夠多的人可以發動真正的大規模運動。1928年的國家選舉是自1924年以來對這些策略的第一次真正的考驗。在下薩克森，國家社會主義黨得到了4.5%的選票。在諾特海姆縣，他們獲得了4.2%的選票，而在城鎮中，獲得了2.3%的選票。

徵募成員和投票資料或許反映了各種各樣的因素，而出席會議和響應演講則是對會議和演講主題所產生效果的相當明確的檢驗。納粹有精確的出席人數記錄，只有持門票者才能進入。演講者引發的熱情程度可以通過每次籌款的收益來評估。1928年選舉運動之後，南部漢諾威—布倫瑞克大區發現會議的收益微薄。某位地方領袖在他所在的城鎮進行了五場演講。其中四場都虧損了，第五場盈利了，但只有2馬克50芬尼（扣除廣告宣傳、場地租賃和支付給演講者的費用）。寫稿人要求113.22帝國馬克的津貼，令大區覺得可惡的是，他們本期望從地方小組收錢，而不是給錢。

因此對於納粹黨而言，在1928年年底，他們有足夠的理由去改變宣傳的目標和內容，在希特勒的命令下，他們也確實是這麼做的。儘管他們仍舊試圖爭取工人的支援，儘管反猶主義並沒有被遺棄，新的重點已經轉向了響應納粹主義的群體和會產生影響的宣傳主題。那就意味著主要是吸引小商人、商店店員和鄉村人口，主要內容除了反馬克思主義外，還要加上對魏瑪共和國經濟政策的抨擊。

至於使用的方法，是在重點上而非在基本技巧上發生了改變。在集會上，演講依舊是主要的宣傳工具；自1925年以來，在整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方法就是讓演講者在觀眾面前發言。大區提供一群潛在的演講者，每個人都有一系列特定的話題，安排他們在地方領袖要求的日期到達指定地點。地方領袖選擇一位演講者，並且根據他們的估計來選擇會吸引很多觀眾的話題。地方領袖必須為演講者的交通、食物和住宿付費，而演講者的酬金是每場演講10—20帝國馬克，他們非常樂於進行一場成功的演講。集會的收益損耗是衡量成功與否的要旨。

這一體制為地方提供了機動性，保持了資訊暢通，這樣一來，教條主義的納粹運動變得靈活性極強。幾乎每一件事情都依賴於能幹和精力充沛的地方領袖。納粹黨的省黨部領袖管理「演講者辦事處」，但是除了偶爾召開地方組織領袖的會議之外，他們並不會提供其他的直接幫助。大區主要管理地方小組和地區內的內部機構，並且從他們那裡籌款。在集會上演講的整個宣傳策略運轉順利：這是自我調整。

如此一來，從1929年開始，由於新加入的樂於傾聽的選民，指向他們的宣傳重點，以及在艱難中進行調整的宣傳體系，納粹黨的漢諾威—布倫瑞克南部大區逐漸發展壯大。1929年的前六個月，大區僅僅失去了184名成員，卻徵召到了1166名成員，淨增加982名成員——在總人數上有了實質性的增加（從2268人增加到3250人）。

在諾特海姆，納粹黨的復興開始於1929年夏天。5月22日，有4名成員決定主動出擊，而不是等著遲鈍的魯道夫·恩斯特做些什麼。他們僱用了一個來自哥廷根的納粹黨人，每週一在諾特海姆的卡特萊拍賣大廳的半公開集會上發表演講，這個大廳的業主同情這些人，於是免費將房間租借給他們。恩斯特領導著他們，但實質上是集體的努力。從5月27日開始，一直到7月29日，共舉行了八次「夜晚討論會」。起初只有15人參加，後來出席者增加到平均40人，其中有15人申請加入黨派，而更多的人訂閱了大區的報紙。這些集會的主題基本都是有關納粹意識形態的：

5月27日：「我們為什麼稱自己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6月3日：「納粹黨的計劃，第一部分。」

6月10日：「納粹黨的計劃，第二部分。」

6月17日：「打破利益農奴制。」

7月1日：「超國家力量。」

7月8日：「錫安智者的規約。」

7月22日：「納粹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

7月29日：「楊格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