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一次集會之後的第二天，魯道夫·恩斯特向大區領袖傳送了一份令人欣喜的報告，索要宣傳冊子、申請表格以及恢復作為地方小組的身份（因為諾特海姆現在超過了最小值的15名成員）。在華爾街股票市場崩潰的三個月前，依靠成員們的積極主動，納粹主義在諾特海姆活躍起來。

新成員中除了兩個人（一個是火車司機，一個是汽車司機），其他人都是小商人或者工匠，絕大多數都是二十多歲。他們為黨派帶來了自己的中產階級技能和年輕活力。對演講者的需求和對如何運轉納粹黨地方小組的資訊需求讓省黨部領袖焦頭爛額。省黨部領袖回覆說演講者馬上會到位，他們解釋說因為需求日益增加，所以日程排得很緊，他們承諾會給出建立地方小組所需要的包含指導說明和形式結構在內的檔案。演講者們來了，但是直到秋季末期檔案才到，那時地方小組本身就很活躍了。到10月為止，諾特海姆地方小組已經徵召了超過24名新成員，只有一小部分人離開或停止交會費。11月，又有了16名申請者，地方小組瘋狂地索要宣傳海報。（大區已經沒有了，於是就讓他們自己即興創作。）11月11日舉行了一場公開集會（「馬克思主義對德國工人的背叛」），吸引了120人，他們每人付了22.9帝國馬克。觀眾中有6人決定加入納粹黨。但是這一次也是一樣的，地方小組的檔案混亂，其成員請求省黨部領袖安排一些常駐人員來擔任演講者和組織者。豬一樣的魯道夫·恩斯特很明顯無法勝任，而其他人都有全職工作。

因此，與前一年的12月只有5名納粹分子並且沒有集會相比，1929年，情況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即便是這樣，諾特海姆的納粹運動仍舊達不到群眾組織的規模；儘管一場集會有120人確實是值得注意，但是很明顯這並不能將希特勒的想法帶到其他諾特海姆人面前，當時的人仍舊在很大程度上輕視納粹分子。

這並不是因為納粹不努力，因為新的地方小組一直在將納粹意識推到公眾面前。在1930年的頭幾個月，國社黨基本上每隔一週就召開一次集會，宣傳標題如「德國工人是大國際資本家的利益農奴」或者「拯救民族社會主義國家的中產階級」。像絕大多數納粹集會一樣，外來的演講者在每場集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們承諾在每場演講後進行討論，並且索要大約30芬尼（相當於兩條麵包的價格）的入場費。集會在諾特海姆的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根據社會黨人所說，這無非證明了納粹的口號「各得其所」。但是這個大廳很好地滿足了納粹的需求；租賃費用低，強調了納粹和鄉村人的聯絡，足夠小，這樣一來，出席的人不會特別顯眼。這很重要，因為在1930年的頭幾個月，出席集會的觀眾年齡仍舊相當小。

但是，集會並不是沒有用的，這些集會為納粹分子樹立了一種形象。對普通的諾特海姆人來說，納粹黨是精力旺盛的、有奉獻精神的和年輕的。一位家庭主婦清楚地說道：

國社黨的隊伍中都是年輕人。那些嚴肅認真的人都加入了進來，因為他們支援社會正義，反對賦閒。納粹分子給人的感覺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你常常可以看到街道兩邊畫著納粹黨黨徽，或是發現他們散發的小冊子。我被納粹黨的這種力量吸引住了，即使其中有很多值得質疑的地方。

納粹活動的功能之一是向諾特海姆人證明他們真的相信自己所宣揚的那些思想。但是哪些人是納粹分子呢？1930年，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發現這個問題還難以回答，因為納粹分子個人很少出現在公眾視野。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至少能識別出一名希特勒黨派的成員：威廉·斯潘瑙斯，寬街上一家書店的所有者。威廉·斯潘瑙斯來自古老的諾特海姆家庭；他的父親擁有了鎮上的第一家書店。他的一個兄弟上戰場，並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陣亡了，另一個兄弟成了大學教授。威廉成了南美的一家德國學校的高中教師，從1912年到1921年，他一直居住在那裡，之後決定回家接手書店：

正值「斯達巴克斯團」在萊茵蘭起義後不久；實際上我乘坐的開往德國的火車，每個窗玻璃都被打破了，通貨膨脹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

我離開德國的時候，魏瑪共和國正值權力和榮耀的頂峰。我回來的時候卻發現社會黨人共和政體統治下的祖國處於混亂之中。

在旅居海外的那些年，斯潘瑙斯很欣賞休斯頓·斯圖爾特·張伯倫的作品。他聽說在慕尼黑政變不久前，張伯倫在一次文學茶話會上提及希特勒，「他是一個我閉著眼睛都可以追隨的人」，所以斯潘瑙斯成了諾特海姆第一個加入國社黨的成員。

威廉·斯潘瑙斯在諾特海姆非常討人喜歡。他是一個寬容而有活力的人，溫柔又親切，對每個人都很友好，而且他體貼入微，值得擁有大家的尊敬。他的書店是城鎮裡的知識文化中心，他和鎮上許多受人敬仰的作家、詩人都熟悉，他是諾特海姆演講協會的主席。除此以外，他還是路德教會的傑出教徒。「威廉·斯潘瑙斯擔負著重大的責任，他是引領更多人加入國社黨的榜樣，」諾特海姆人評論道，「人們說：‘他參與其中的一定是正確的事情。’」

當時，諾特海姆人對絕大多數其他的當地納粹分子都不熟悉。到1930年1月為止，地方小組有58名成員，但其中大多數是諾特海姆附近鄉村的居民。這幾個月中，鄉村地區是納粹發展起來的真正地點：1930年1月，諾特海姆縣有超過230名的納粹成員，但他們並不隸屬於地方小組，而是演講者們的支援者。也就是說地方小組的成員是不固定的。每個月都會增加20名成員，但又會失去一半，因為許多人拒絕交會費，還有住所變動等。記錄一切超出了地方小組領袖魯道夫·恩斯特和其志願者助手們的能力。1930年2月，為了回應狂熱的需求，大區最終派了一名納粹「事務主任」到諾特海姆縣（諾特海姆的納粹分子必須每月向其支付100帝國馬克），但是他能力不足，4月就被開除了。最後，諾特海姆人自己選出了一個人——瓦爾特·施泰內克，大區領袖於5月委任他為縣領袖和地方小組的代理領袖。恩斯特·吉爾曼作為施泰內克的助手介入諾特海姆的事務，讓城鎮組織有效地運轉起來了，而施泰內克主要專注於獲利更多的縣。

瓦爾特·施泰內克也是「外來者」（他在1889年出生於多特蒙德）。1929年6月，地方小組在諾特海姆復興期間，他成了一名納粹。他是農業用具經銷商，因經常銷售出差，對鄉村腹地很熟悉。因此，他非常適合成為縣領袖，他的商業經歷讓他成了有效率的集會組織者、納粹宣傳材料的批發商以及成員名單和會費記錄的保管者。大區和地方小組對他的工作都很滿意；除此以外，他自己的生意有足夠的收入，這樣一來他就不需要國社黨支付報酬了。另一方面，諾特海姆人卻幾乎不瞭解施泰內克。他們從吉爾曼父親開五金店時起就認識吉爾曼，他們還認識在1930年加入的另一個地方商人——赫爾曼·登茨勒。登茨勒30歲，在寬街上擁有一家小型紡織品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年，他在著名的警衛團服役，成為一名納粹不久之後，他成了衝鋒隊隊員，並且成了諾特海姆地區的納粹領袖。之後，他成了納粹黨衛軍領袖，最終加入了蓋世太保。他的舉止行為像個暴徒，諾特海姆人將其和恩斯特·吉爾曼聯絡起來，吉爾曼的暴力性格也讓城鎮人很不舒服。諾特海姆人認為他們屬於典型的納粹運動的邊緣人物。但是由於納粹主義在城鎮中迅速發展，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最初並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的納粹分子。將這場運動與如威廉·斯潘瑙斯那樣嚴肅認真的人等同起來是最容易的，因為每個人都知道他。

是什麼樣的思想吸引了威廉·斯潘瑙斯那樣的人加入納粹運動呢？對絕大多數諾特海姆人而言，國社黨首先是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政黨。諾特海姆人想到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很可能不會想到共產主義者，1928年，這些共產主義者在城鎮選舉中僅僅獲得了5372張選票中的28張。諾特海姆的「馬克思主義」黨派就是社會民主主義黨派、社會民主黨或者社會黨。社會黨人是諾特海姆佔統治地位的政治力量。1928年的選舉中，他們幾乎獲得了45%的選票，多於排在其後的三個黨派的總和。

社會民主黨是非革命政黨（實際上，它支援維持現狀），「馬克思主義」只是理論上的，對於絕大多數城鎮市民而言很可能根本沒什麼重要的。社會黨人舉著紅色旗幟。他們高唱《國際歌》。在德國輝煌的時期，有專門針對他們的法律。他們和1918年的政治大變動相關。他們代表無產階級、下層民眾、躁動不安的失業者。他們宣揚馬克思主義和階級鬥爭。他們那些坐在城市議會中的領袖都從事著聽上去荒唐的職業：「塗油工」「工會幹事」「巡道工」。人們從未在社交場合見過他們，而坐在市政廳裡的他們是易怒的、好鬥的、苛刻的。在蕭條的環境中，對抗這些宣揚公平的激進分子是至關重要的一件事情。

中產階級的思想中有一個因素是納粹分子能夠清楚理解的。就社會黨人而言，他們很早就重視了納粹的威脅。1930年3月，他們的國民衛隊國旗隊在諾特海姆縣議會上通過了一項決議，號召「激烈地反對……國社黨的暴行」，要求採取行動，「否則的話，同志們會用自己的方式解決」。一個月後，國旗隊和其他工會、社會民主黨以及小型民主黨派一起發起了反對納粹分子的盛大集會。計劃要求進行一系列遊行，在市集廣場舉行示威，在開闊的射擊館「1910年代圓頂」發表演講，主題是「獨裁還是民主？」，並計劃於4月27日星期天實行。這也是納粹分子一直等著的，在社會黨人釋出宣告的三天後，國社黨的諾特海姆地方小組宣佈他們會在同一天舉行一場集會，由一支樂隊領頭進行遊行，在市集廣場發表演說，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由一個納粹的國民議會代表主持的盛大會議。而且，納粹的計劃是直接準備好與社會民主黨發生衝突；兩場遊行都是在下午1點開始的，兩場在市集廣場的示威都定在2點。

對於警察來說，聚會的人實在太多了。因為之前爆發了暴力衝突，普魯士已經有三個月禁止了所有的公開集會和政治人物的遊行示威，禁令剛剛於1930年3月30日結束。在釋出了兩個宣告的這周，諾特海姆已經爆發了兩次暴力衝突。其中一場衝突發生在寬街的啤酒館前，10個納粹分子和社會黨人打架，其中一人受傷，被救護車送到了醫院。另一場衝突發生在城鎮上方的樹林裡，11人被捲入，其中一人被打傷了鼻子。鑑於形勢緊張，警方禁止了4月27日的兩場集會。

這給納粹提供了另一個機會。在宣傳中使用了這樣的文字：「就算有禁令——並沒有什麼用！」他們宣稱會按照計劃示威遊行，不過地點是在離諾特海姆大約兩英里的鄉村。納粹帶領了大約2000人來參加集會，吸引了整個地區的人。800名衝鋒隊隊員進行的遊行被《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稱為「非常具有納粹意識」。遊行過後，三輛卡車的衝鋒隊隊員在諾特海姆四處散發傳單。通過明顯的組織靈活性，納粹黨不僅阻礙了社會黨人的集會，而且控制了輿論，給諾特海姆人留下了他們的規模和決心「強有力的印象」。他們的情緒高昂好鬥，第二天的縣議會上，他們激烈地質問社會黨發言人，幾乎演變成了一場爭吵。納粹將自己的形象投射到諾特海姆。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他們全體出動慶祝1930年的國際勞動節。來自各個地區的工人，尤其是鐵路工人，結成緊密的隊伍參加了穿越城鎮的遊行示威。他們喝了很多酒，舉行了很多演講，當然還悲壯地唱著《國際歌》。

諾特海姆人在初期就清楚地認識到納粹主義的另一個觀點是宣揚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極端的軍國主義。正如城鎮中的民族主義社會組織的數量和種類所顯示的，這是邁向體面之門的一步。諾特海姆人接受這些價值觀的程度通過1930年5月的大事件——陸軍元帥馮·馬肯森訪問諾特海姆——表現出來了。當時正值諾特海姆「民兵和預備役軍人俱樂部」成立40週年之際。

陸軍元帥於5月17日早上乘坐專列抵達，在諾特海姆火車站有大約1000人列隊歡迎他。諾特海姆的城市樂隊演奏著激昂的進行曲，一個小女孩將一束鮮花獻給了他。在地方退伍軍人俱樂部視察之後，陸軍元帥在站臺上整合隊伍，騎上一匹白馬，穿越寬街，他的身後跟著樂隊和俱樂部成員，包括來自鄰近城鎮的隊伍。人群列在道路兩旁，許多房子都裝飾著舊的帝國裝飾，市集廣場上灑滿了玫瑰花瓣，人們熱情地歡迎著他。他關於強大軍隊的重要性的直率演講引發了民眾高呼「德意志高於一切」。隨後進行了三天的慶祝遊行和歡慶活動。

仍舊沉迷於4月27日戰勝了社會黨人的納粹分子幾乎不可能和這樣的場面相匹敵。陸軍元帥到達的前一天，納粹分子在卡特萊拍賣廳舉行了一場小型集會，主題是「諾特海姆怎麼了？令人疑惑的新聞報道、故意的錯誤和4月27日禁止示威遊行」。在5月和6月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裡，納粹分子一直就失業、「錫安智者的規約」和德國青年等主題舉行集會。但是這些集會沒能引起爭論，也沒有給公眾留下有關盛會的深刻印象。

1930年，普魯士內政部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權宜之計，試圖限制侵蝕德國的暴力活動。街頭暴力的主要參與者是希特勒的「褐衫隊」，也就是衝鋒隊。襯衫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它鼓勵著穿著的人，同時挑釁著其他人。因此，1930年，普魯士禁止政治團體穿這樣的統一服裝。這為納粹分子提供了新的宣傳工具。6月的最後一個星期，諾特海姆的國社黨再次鼓動周圍地區發起針對普魯士統一服裝禁令的抗議遊行。大約400名衝鋒隊隊員參與了遊行（所有人都穿著白色襯衫，而不是褐色的），來自距諾特海姆大約10英里的大城鎮的軍樂隊跟著他們。市集廣場上，一個納粹分子進行了一場諷刺性的演講，他引入了具有漢堡特色的口號：「人頭將會落地。」下午的其他時間在卡特萊拍賣大廳舉行了公開演講。

這鼓舞著社會黨人的反對行動。6月26日，社會民主黨在寬敞的「1910年代圓頂」發起了一場關於「國家社會主義者的罪行」的集會。超過1000人聽取了《諾特海姆最新訊息》所稱的關於納粹主義的「客觀和冷靜的」分析。有一些不滿之聲，但並沒有出現暴力行為，據《諾特海姆最新訊息》所說，當一個納粹分子試圖反駁的時候，「提及他的個人記錄，很容易就把他解決了」。這一經歷一定傷害了納粹分子，第二天，他們就分發了攻擊社會民主黨演講者的單頁傳單。

由納粹反對統一服裝禁令的示威遊行引發的另一個事件證明了社會黨人是多麼認真地對待納粹威脅的。諾特海姆的副警察局長是議員威廉·馬納，他是市議會中右翼組織的領袖。他出席了市集廣場上納粹演講者希望「人頭將會落地」的集會。諾特海姆的社會黨人認為議員馬納本應該讓警察逮捕煽動暴力行為的演講者。馬納沒有采取行動，這證明他偏愛納粹主義。接著，國旗隊召開了一場特別的公眾集會，決定向普魯士內政部和州長（幸運的是，這兩人都是社會黨人）遞交訴狀。馬納被州權力機構剝奪了警察權力，市議會中社會民主黨派的領袖議員卡爾·庫埃爾富爾特接任了副警察局長的職位。

大約同時，《人民報》開始報道一些事件，暗示納粹分子是暴力和惡毒的。例如，據報道，一個納粹領袖對其衝鋒隊隊員說，要暗殺那些嘲笑他們在諾特海姆的遊行像「一群羊」的旁觀者。後來，來自諾特海姆的一個納粹分子搭便車去城鎮時，向司機展示了自己的左輪手槍，朝空中開了兩槍，在司機叫來警察之前他就逃跑了。因此即便是在1930年議會選舉之前，諾特海姆的政治氛圍就很緊張，納粹分子和社會民主黨人劃清了界線。

社會黨人早就逐步形成了一種競選活動的方法；他們自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就在諾特海姆從事競選運動。方法就是通過大型的、引人矚目的遊行和集會來努力將工人階級融合成一個牢固的團體，同時讓外圍選民相信社會民主黨是可靠的、有效的和負責任的。1930年8月，針對9月議會選舉的競選運動開始了，對社會民主黨有利的是競選運動開始的時間正好是一年一度的憲法日假期——8月8日。這是魏瑪共和國的主要節日，也是社會民主黨極為認同的節日。

早在1930年6月，國旗隊就宣佈為了支援這一節日會舉行火炬遊行，並且在「1910年代圓頂」舉辦舞會。除此以外，他們還強迫其他組織支援憲法日，對拒絕參與的組織進行公開批判，向那些參與慶祝的組織承諾會給予他們「榮譽證書」。為了保證有大批觀眾，學校的老師和學生被要求一定要出席。火炬遊行有800多個火炬和21個組織，包括軍事俱樂部和海軍協會。用《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的話說，這是「諾特海姆第一個真正成功的憲法日慶祝活動」。

社會民主黨在立法方面也很活躍。1930年6月，諾特海姆登記在冊的失業者有272人，這是社會黨人最關切的問題，因此他們向市議會提出請願，並針對有限的公共事業專案提出明確的計劃。8月，這些努力獲得了回報，議會採納了社會民主黨的專案，並且針對擴充套件某些街道、建設操場和為「流離失所者」另外建立兩棟應急住房的投資問題進行投票。社會民主黨現在進行的選舉活動與針對納粹煽動行為的建設性行動相對立。

這對於納粹分子而言很重要，受競選活動的刺激，他們變得越來越活躍了。8月10日，他們舉行了第一次競選集會，有一個外來的演講者，主題是「11年的共和國——11年的大苦難」。一週後，納粹分子的第二次集會上，一個大區領袖論及「抽稅直到最後一分錢」。這次吸引了很多觀眾，以至於很多人難以擠進卡特萊拍賣大廳。五天後的一場集會由一名普魯士議會的成員主導，在只能站著的房間裡舉行，那之後又過了一個星期舉行了另一場。

社會民主黨人舉行的競選集會更少，但是他們努力地讓這些集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8月24日，社會民主黨人舉行了縣黨派紀念活動，有600名國旗隊成員參加，他們分成四隊，在市集廣場會合。發表了幾場演講之後，1200名參與者和5個軍樂隊進行了第二次穿越諾特海姆的遊行。遊行的終點是露天啤酒花園，他們在那裡進行了演講、歌唱、雜技表演，晚上還舉行了舞會。10天后，社會民主黨人在「1910年代圓頂」又舉行了一次群眾集會。入場費只有20芬尼（失業者免費），大廳裡都擠滿了人。一系列演講捍衛了社會民主黨人的政策，攻擊了那些隨時詰問他們的納粹分子。

其他黨派遠沒有這麼努力。德國的民族主義黨派舉行了一次集會，規模很小。《哥廷根—格魯本哈根報》是他們的主要競選工具；投票前的最後兩週，該報一天至少刊登五則關於阿爾弗雷德·胡根堡及其德國國家人民黨的宣傳廣告。在選舉前夜，報上幾乎充滿了民族主義政黨的宣傳。比如，第一頁上有一整幅胡根堡的照片、一首讚揚黨派的詩歌以及為德國國家人民黨投票的號召。人民黨派也廣泛利用《諾特海姆最新訊息》進行選舉宣傳，投票選舉前的三週至少每天一次。德國人民黨的總路線是「秩序、法律、道德和團結」，這讓他們可以自由地攻擊社會民主黨（因為「造成了蕭條」）和納粹黨（因為「破壞性的激進主義」）。這也是競選運動中德國人民黨一次集會的主題，在這次集會上，他們用嚴苛的措辭指責納粹分子，同時讚美人民黨派是已故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澤曼的精神的傳承者，也是中產階級的可靠核心。這次集會進行得順利，其參加者很剋制。另一場選舉運動集會是在國家黨的主持下進行的，國家黨是僵化的民主黨的保守派繼承者。演講者號召有序的、中產階級議會統治，呼籲制定相關法律，「根據猶太人的品性和成就授予公民資格」。但是這次集會的出席率很低。

競選運動的高潮發生了一個事件，不過並不是直接和選舉相關的，這次事件的目標是援助民族主義事業，很可能也是援助納粹分子。8月的最後幾天，德國的小型國防軍的分支機構之一——第17步兵團在去秋季演習的途中經過諾特海姆。一個連隊在城鎮中駐紮一晚，兵團軍樂隊在市集廣場召開了一場音樂會，吸引了一大批觀眾，贏得了很多喝彩。各家報紙都對這一事件進行了大量的描述，《諾特海姆最新訊息》狡猾地報道士兵們和地方的女孩子們相處得很好。第二天早上6點，很多孩子起床去看軍隊行軍，樂隊仍舊進行了演奏。

競選運動的最後一段日子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所有的黨派都在張貼海報，分發傳單。不可避免地，爆發了暴力事件。在投票的五天前，三名共產主義者痛打了一個國旗隊隊員，因為這個人不接受他們分發的傳單。這之後不久，另一個國旗隊隊員被兩名納粹衝鋒隊隊員打了。氣氛如此緊張，以至於領袖們堅決要求國旗隊在示威遊行時不能攜帶棒子。州權力機關也釋出命令要求所有的集會只能進行到10點鐘，如果發現參加競選集會的人隨身攜帶小刀或者棒子，就會對其進行嚴格的懲罰。

選舉前夜，社會民主黨在「1910年代圓頂」舉行了最後的群眾集會，直接號召其追隨者投票給社會黨人，讓「非社會的資本家集團內閣」去死。納粹分子在最後的集會上找來了一位路德派牧師，讓他進行演講，以吸引諾特海姆的有信仰者。卡特萊拍賣大廳人潮擁擠，演講者向聽眾們保證納粹分子既不是經濟上的激進分子，也不是反宗教的極端人士。

1930年9月14日，星期天，諾特海姆人進行了大蕭條時期的第一次投票。投票非常激烈：6235人投票，其中94%的投票是有效的。在諾特海姆，和整個德國的其他地方一樣，最令人驚異的就是納粹力量的迅速崛起。在國民議會中，納粹代表從12個席位增加到107個。諾特海姆的國社黨所獲票數從123張（1928年）增加到1742張，獲得了所有選票中的28%。納粹的收穫並沒有損害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黨實際上獲得了2246張選票）和人民黨（人民黨獲得了788張選票，相比1928年選舉只淨損失了46張選票），但是投了805張「新的」選票，各種各樣的小黨派損失了1000多張選票，結果就是納粹得到了支援。新選民中至少3/4的人投票支援國社黨，納粹分子所獲得的選票中至少一半來自那些之前投票給其他黨派的選民。這些選票尤其是來自民族主義黨派和國家黨。因為新的有資格投票的選民不足350人，所以納粹分子的收穫必然來自那些不僅年輕，而且在1928年投票支援其他黨派或者根本沒有費心去投票的選民。

無論投票的來源是什麼，很明顯的是，國社黨的支援率增加了15倍。諾特海姆超過1/4的成年人現在寄希望於阿道夫·希特勒。激進分子、極端主義者、專制政權的擁護者已經大批登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