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呢，」我在向溫德爾講述，「那天我帶著兒子和朋友們吃完飯已經很晚了，我和扎克回到家，我叫他去洗澡，但他還想玩，我告訴他不行，因為明天還要上學。他突然表現出一種完全過激的反應，哭著嚷著：‘你真壞！你最討厭了！’——這完全不像他平時的樣子——而我內心的怒火也已沸騰起來了。

「然後我對他說的話大概就是：‘噢，是嗎？那好吧，既然我這麼壞，或許下一次我就不該帶著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吃晚飯了。’——說出口我就覺得自己只有五歲！接著他說，‘隨便！’然後甩手「砰」的一聲關上門洗澡去了——他以前從來沒有摔過門。我走到自己的電腦前，本想回復一些郵件，但腦中卻在與自己交戰：我真的很壞嗎？我怎麼可以這樣跟他講話呢？怎麼說我也是個成年人啊。

「就在這時，我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接到過我母親的來電，談話內容令我非常沮喪。我這才意識到自己不是在對扎克生氣，而是在對母親生氣。真是典型的情緒置換。」

溫德爾對著我笑了笑，彷彿在說，「情緒置換真是一個纏人的魔鬼，對不對？」我們都會利用心理防禦機制來對抗焦慮、挫折，或是某些我們無法接受的衝擊，但最驚人的是，我們在運用這些防禦機制的當下通常是無意識的。生活中有很多常見的例子，比如一個菸民感到胸悶氣短，他會堅信這是因為天氣太炎熱，而不是由於吸菸——其實他是在運用「否認」這一防禦機制。有的人也會用「合理化」的防禦機制來給自己找藉口，讓自己接受一些丟臉的事情，例如在應聘失敗之後，他會說自己一開始就沒有很想要那份工作。有時也會出現「反向形成」的情況，對於無法接受的情感或衝擊會採取完全相反的途徑來釋放：比如一個人明明不喜歡她的鄰居，卻特意要去和她交朋友；或是當一個虔誠的基督徒發現自己喜歡同性的時候，偏要去發表詆譭同性戀的言論。

一些防禦機制被認為是原始的，而另一些防禦機制則是成熟的。「昇華」就是一種成熟的防禦機制，可以幫助人們把潛在的有害衝動轉化成不那麼有害的表現，比如一個有暴力衝動的人選擇去練拳擊。或者甚至可以把不好的衝動轉化成有建設性的結果，例如一個想要動刀傷人的人最後成了一名救死扶傷的外科主刀醫生。

而「置換」——將情緒轉移到一個較為安全的物件身上——則是一種神經性的防禦機制，它並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積極成熟的。一個人即使被老闆罵了也不敢吼老闆，因為怕被炒魷魚，於是他回家可能就會對著自己的狗大吼大叫。同理，如果有人和母親在電話裡聊得不開心，或許就會將對母親的怨氣轉嫁到兒子頭上。

我告訴溫德爾，當我等扎克洗完澡去跟他道歉時才發現他也把自己在別的事情上受的氣轉移到了我頭上——有些孩子在課間休息時不讓扎克和他的朋友們在籃球場上玩，當管理場地的老師對那些孩子說每個人都可以在這裡玩的時候，那些男孩子還是不把球傳給扎克和他的朋友們，而且很顯然他們還說了一些很「壞」的話。扎克對那些男孩子感到很生氣，但相比之下，衝著叫他去洗澡的媽媽發火要安全得多。

「但諷刺的是，」我繼續說道，「我們都選錯了發火的物件。」

我和溫德爾時不時都會聊一下人到中年後的親子關係問題，當人們不再責怪自己的父母，而是為自己的生活負起全責的時候，他們和父母的關係會發生怎樣的演變呢？溫德爾把這稱之為「換崗」。當人們年輕的時候，他們來做心理治療往往是為了理解為什麼父母的行為會和他們的期望有出入，但隨著年齡的增長，人們來做心理治療的目的變成了想要搞清楚該如何面對現實。所以在我面對自己母親的時候，我的問題從「為什麼她不能改變」變成了「我能不能改變」。我問溫德爾，我都四十歲了，為什麼還會因為媽媽的一通電話就如此煩惱呢？

我並不是真的想問出一個答案。無需溫德爾提醒，我也知道人們是會退步的。不管你一路走來多艱辛，一個疏忽就會被打回原形，甚至連你自己都覺得措手不及。

「我們就像是雞蛋。」我說，溫德爾點點頭表示他知道我在說什麼。我曾經告訴過他，我的同事邁克之前講過一個比喻：當我們感到脆弱的時候，我們就像是生雞蛋——如果摔到地上，蛋殼就破了，蛋黃和蛋白四處飛濺。但如果我們的內心變得更富有彈性，那我們就會像是煮到全熟的雞蛋——即使掉在地上受到震盪，也不會完全破裂，不會把周圍搞得一塌糊塗。這些年來，在面對我母親這件事上，我已經從一隻生雞蛋變成熟雞蛋了，但有時還是會回到生雞蛋的狀態。

我告訴溫德爾，那天晚上我母親向我道歉了，我們達成了諒解。但在那之前，我已經陷入了從前和母親的相處模式——她要我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一些事，而我則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或許扎克也會這樣看待我，覺得我在要求他按我的意志行事，以此達到控制他的目的——還美其名曰這都是出於對他的愛，因為父母們都是為了孩子們好。無論我多麼想要聲稱自己和母親有著天壤之別，有時候我還是會發現自己和她驚人地相似。

說回我和母親的那通電話，我並沒有跟溫德爾具體交代母親對我說了什麼，或是我對她說了什麼，因為我知道那並不是重點。他不會把我看作是受害者，也不會把我母親看作是挑釁者。如果早幾年，我或許會這樣解構我倆的關係，以此為困境中的自己博取同情——「你看到了嗎？她是不是很難相處？」但現在，我覺得溫德爾客觀的方法更能安慰我。

今天，我告訴溫德爾，我最近開始陸續把我母親的一些電話留言儲存到電腦裡，我挑選的都是那些溫暖而貼心、我會再想聽到的留言；或是等我兒子到了我現在的年紀，又或是等到我和她外婆都已經不在世上了，當他想念外婆的聲音時可以拿出來聽一下。我還告訴溫德爾，我發現自己對扎克的種種叮嚀與其說是為了孩子，不如說是為了我自己——叮嚀他可以讓我暫時忘記有一天他會離開我，可以抵消我未來的傷心，雖然我也希望他以後能健康地從原生家庭「分離」，實現自己的「個體化」。

我嘗試著想象長成青少年的扎克。我記得當我正值青春期的時候，母親覺得我簡直是個陌生人，或許有一天我也會要面對這樣的扎克。我總覺得不久之前扎克還是個小小孩，那時我的父母身體都還硬朗，我自己也還健康，街坊鄰里的孩子們每天吃完晚飯都會跑出去一起玩耍。那時候，我對未來唯一的期待就是等扎克長大一點，一切就會更輕鬆，我會有更多自由的時間，多一些睡眠的時間。我從來沒想過我會感到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