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同事邁克在治療一對夫婦和他們十幾歲的女兒，在同一時段裡，我在為一對夫妻進行伴侶治療。每次治療開始二十分鐘之後，我和我的這對來訪者就會聽到從邁克辦公室裡傳來一陣嘶吼，那是女孩兒在衝著她父母尖叫，隨後她會奪門而出，再「砰」的一聲把門關上。緊接著，那對父母會咆哮著叫她回來，她則叫嚷道：「不要！」隨後邁克就會去哄她回來，然後安撫所有人。起初幾次發生這個情況的時候，我很擔心這會不會令我房間裡的這對夫婦感到不安。但事實上，這反倒讓他們感覺更安心。他們想的是，幸好我們沒有像他們那樣。

但其實我很討厭這種干擾，因為它總會分散我的注意力。同理，此刻我也非常討厭這群蜜蜂。繼而我又想到了十個街區之外，躺在醫院病床上的老父親。難道這些蜜蜂正是所謂的天有異象？是什麼不祥的徵兆？

「我曾經想過要當一個養蜂人。」夏洛特說道，打破了屋裡的寂靜，不過她這個想法不如她說要暫停心理治療更令我意外。危險的境遇一向都能讓她感到興奮——高空彈跳、跳傘、和鯊魚一起潛水。所以當她向我訴說如何幻想當一個養蜂人的時候，我認為這背後的寓意簡直太貼切了：養蜂人這個工作需要從頭到腳穿上防蜂服，這樣她就可以在保證自己不被蜇到的前提下控制這種本可能會傷害到她的生物。然後，最終她還能從它們身上收穫一份甜蜜。我能想見這樣一種對危險的掌控對夏洛特來說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因為她在成長過程中從不曾體會過這樣的感覺。

我可以想象，無論誰被莫名其妙地晾在候診室裡，都會有衝動想說出「要暫停心理治療」這樣的話。究竟夏洛特是已經計劃好了要離開治療，還是在剛才那等待的幾分鐘裡因為害怕而作出的衝動反應呢？我開始猜測，她是不是又開始喝酒了？有時人們突然放棄治療是因為治療會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不想承擔的責任。所以如果他們開始重蹈覆轍，又開始喝酒，或是又開始偷情——但因為他們現在會對自己所做的這些事（或是沒能做到某些事）而感到慚愧了——所以他們會寧願躲著治療師（同時也躲過自己）。但是他們忘記了，其實心理治療才是最安全的場合，在這裡，人們可以安全地探討那些讓人羞於啟齒的事。當他們要選擇是繼續瞞著治療師，還是要直面羞愧的時候，他們很可能會直接逃走，將所有問題拋之腦後。

「我在今天來之前就已經決定了，」夏洛特說，「我覺得我現在狀態還不錯。我仍然保持滴酒不沾，工作上挺順利，也不那麼經常和我媽媽吵架了，而且我再沒有和那小哥見面——甚至還在手機上拉黑了他。」隨後她停頓了一下，問我，「你會因此對我生氣嗎？」

我會生氣嗎？我確實覺得很震驚——我以為她已經克服了害怕自己對我上癮的那層顧慮。同時我也覺得很沮喪——我承認，這對我來說就是「生氣」的一種委婉說法。但在這生氣背後是我替她感到擔憂，甚至是過分的擔憂。我擔心她會一直在生活中掙扎，錯失她真正想要的東西。她需要真正開始一段健康的感情生活，需要更平和地面對她父親飄忽的行蹤，而現在，她不是假裝她爸爸不存在，就是在他突然出現又突然消失之後又傷心欲絕。我希望她能在二十幾歲的時候解決這些問題，不要拖到三十歲之後，我不希望她揮霍自己的時間，不希望她有朝一日驚醒——「我的前半生已經過完了」。但同時，我也不希望阻止她獨立面對生活。這就像父母養育孩子，總有一天孩子將要離開父母，治療師的工作最終還是要送走來訪者，而不是把他們留住。

不管怎麼說，我還是覺得夏洛特的這個決定有些倉促了，就像還沒背好降落傘就要從飛機上往外跳，但或許這正是她所習慣的危險程度。

很多人以為來做心理治療是要從過去發現一些什麼，並把它們交代清楚，但其實治療師工作的重點在於「當下」，要讓人們意識到他們每天都在想些什麼，感受到些什麼。他們是不是很容易受傷？是不是覺得自己經常受到責備？他們是否迴避眼神的交流？他們是否執著於看似並不嚴重的焦慮？我們洞見這些細節，把我們的見解與來訪者分享，並鼓勵他們在現實生活中進行實踐。溫德爾曾說過：「我們在心理治療中所做的就像是在自家的籃板下練投籃。雖然這是必不可少的練習，但總有一天來訪者還是得走出去，到真正的比賽中試試身手。」

有一次夏洛特差一點就要開始一段真正的戀情了，那時她來治療已經有一年了。但突然，她就不再和那個男生見面了。她不願意告訴我是為什麼，也不願意告訴我為什麼她不願意談這件事。其實我並不太在意究竟發生了什麼，但我想知道這件事背後的誘因是什麼。她告訴了我那麼多關於她自己的事，但對最關鍵的事卻「不予討論」。我不知道今天她決定要離開是不是也和那個原因有關。

她曾經解釋過為什麼不想談論這些。她當時說，「我平時很難對人說出個‘不’字，所以今天我就權當是在這裡做實踐了。」我說撇去討論分手這個話題不談，平時要她說個「好」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一個人要是很難對別人說「不」，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尋求認同——覺得如果說了「不」字，別人就不會再愛自己了。而如果一個人很難對別人說「好」——無論是對一段親密的感情、一個工作機會，還是一個戒酒療程——這都是因為對自己缺乏信任。他們會想，我會不會搞砸？搞砸了會不會更糟糕？我留在原地會不會更安全一些？

有時還會有另一種可能性，說「不」的時候其實是在撇清事情和自己的關係——以說「不」作為一種搪塞，反過來避免作出承諾。對夏洛特來說，她要面對的挑戰是克服恐慌，願意作出承諾——不僅在治療中如此，更重要的是對她自己負責。

我看著窗外玻璃上的蜜蜂，又想到了我的父親。有一次我向父親抱怨有個親戚跟我說的話讓我產生愧疚感，我父親打趣地說：「愧疚這個東西，他往你手裡塞你就接呀？」我又想到了夏洛特的狀況，我不希望她離開時也帶著愧疚，覺得她辜負了我。我能做的就是讓她知道，無論怎樣，如果她需要我，我一直都會在這裡，和她分享我的觀點，也傾聽她的說法，幫助她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志生活。

「你要知道，」我對夏洛特說，一邊目睹著蜜蜂開始散開，「我也認同你所說的，你的生活正在發生許多積極的改變，而且這是你努力的結果。但同時，我覺得你還是無法親近別人，這可能是你生活中的某些經歷造成的，可能是你的父親，也可能是那個你不想談起的男生，或許談論這些對你來說還是太痛苦了。你會認為如果你避而不談，或許還能讓自己相信事情會有轉機。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想法。有的人期待心理治療能幫助他們找到一種方法，讓那些以前錯待他們的人能聽到他們的心聲，然後那些人——大多是他們的愛人或親戚——就會像接收到什麼訊號一樣，突然變成他們想要的樣子。但事實上這種情況發生的機會微乎其微。在某一個時刻，做一個合格的成年人就意味著要對自己的人生負責，並且意識到需要自己為自己做決定了。你必須挪到前面的駕駛座來，自己成為駕駛汽車的那位狗媽媽。」

我講話的時候夏洛特一直低頭看著自己的大腿，但當我講到最後一句的時候她抬頭偷偷瞄了我一眼。房間裡現在已經亮堂多了，我才發現大多數蜜蜂已經飛走了，只剩下幾隻掉隊的，有的趴在玻璃上，有的在空中相互環繞著飛舞了一陣，然後也飛走了。

「如果你繼續進行心理治療，」我輕聲說，「或許你就不能抱有幻想，覺得還能改變自己的童年——但只有這麼做，你才能去創造更好的成年生活。」

夏洛特低著頭沉默了好久，然後她說：「我知道。」

我倆又一起沉默地坐了一會兒。

最後她開口說道，「我和我的鄰居上床了。」她說的那個人和她住在同一棟公寓樓裡，那個人經常和夏洛特曖昧不清，又說他並不想正經談戀愛。但夏洛特下定決心只跟想交女朋友的人約會。她不想再和她父親的翻版約會了。她不想重蹈母親的覆轍。她希望自己能對這些事說「不」，她不想成為她父母中的任何一個人，至於究竟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她也還在摸索。

「我想著如果我離開治療，那我就能接著和那個人發生關係。」她說。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我說，「這與你是否在進行心理治療無關。」我望著她，我知道我說的她其實心裡早就清楚。她確實放下了酒精，還有那小哥，也開始放下和她母親的對抗，但行為轉變的階段就是這樣的，你不會一下子完全放下你所有的防禦。相反，你要逐層逐層卸下防禦，慢慢接近最柔軟的核心，最終觸及你的悲傷和羞愧。

她搖著頭說：「我不希望自己五年之後醒來發現還是從沒擁有過任何親密關係，」她說，「五年之後，像我這個年紀的很多人肯定都已經不再是單身了。而我可能還是現在這個樣子，跟某個候診室裡的‘那小哥’眉來眼去，或是跟自己的鄰居搞上，然後在某個派對上把這些事當作一次冒險來講，假裝自己完全不在意的樣子。」

「你是在假裝自己是個很酷的女孩，」我說，「彷彿沒有渴望，沒有感覺，隨波逐流——但其實，你是有感覺的。」

「是的，」她說，「做一個酷女孩感覺糟透了。」她以前從未承認過這一點。她正在慢慢脫下她的「防蜂服」。「糟透了算是一種感覺嗎？」

「當然是啊。」我說。

於是，夏洛特真正的蛻變終於開始了。她沒有放棄治療。相反，她堅持了下來，直到她學會了如何自己掌握方向盤，更安全地在這個世界裡行駛，看清來路和前方。雖然她還是會走很多彎路，但總能靠自己回到正途，駛向她真正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