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正在剪頭髮，一邊跟髮型師科裡交代我的近況——我跟出版商取消了出版合同。我告訴他，欠出版商的違約金我可能要努力好幾年才能還清，而且我這麼遲才說不幹，可能以後都很難再有機會拿到寫書的合同了，但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如釋重負。

科裡點點頭，我瞥見他在鏡子裡注視自己文了刺青的二頭肌。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做了什麼嗎？」他說。

「什麼？」我說。

他梳理了一下我前面的頭髮，檢查了一下層次是否整齊。「我看了一部紀錄片，講的是肯亞人無法獲得乾淨的水源。」他說道，「那些人都活在死亡的邊緣，他們中有很多人都受到過戰爭和疾病的摧殘，被趕出自己的家園和村莊。他們四處遊蕩，就為了尋找一些喝了不會要他們命的水。他們也不會去看心理醫生，也不會欠出版商的錢。」他停頓了一下，接著說道，「反正，這就是我今天早上做的事。」

接下來是一段尷尬的沉默。直到科裡和我的目光在鏡子中相遇，隔了一會兒，我倆都笑了起來。

他是在笑我，我也在笑自己，同時也是在笑人們對痛苦的分級。我想到了朱莉，她以前總是說：「至少我的癌症沒有復發。」健康的人有時也會說「至少我沒得什麼絕症」，以此來減輕自己的痛苦。我還記得約翰一開始來治療的時候，他的治療就排在朱莉的治療後面。而我一直要努力提醒自己：痛苦並沒有高低等級之分——這也是我在心理治療師的專業培訓中學到的最重要的道理之一。人們所受的折磨不應該被拿來比較，因為痛苦並不是一場比賽。夫妻之間常常會遺忘這一點，而這往往會使他們更痛苦——你或許聽過夫妻間這樣的對話：「我已經照顧孩子們一天了。」「我的工作比你的工作要辛苦。」「但我比你孤獨。」——在這場痛苦的較量中，究竟誰贏了、誰輸了呢？

然而痛苦就是痛苦。我自己也犯過同樣的錯誤。我也曾經向溫德爾道歉，因為我覺得自己只不過是經歷了分手，又不是離婚，我為自己如此小題大做而感到羞愧。當我因為反悔了出書的合同而面臨嚴重的經濟和職業危機的時候，我也感到抱歉，因為我的痛苦肯定不會比那些肯亞人要面對的問題來得嚴重。我甚至曾經還為談論自己的健康問題而道歉——當一位來訪者注意到我在發抖，我卻不知道該對他說些什麼——因為說到底，我都還沒有被確診，我的狀況能差到哪裡去呢？更比不上某些在「尚可承受的健康問題」中較嚴重的病症了。我的病症尚未明確，但至少我知道，我得的不是帕金森症（老天保佑），也不是癌症（老天再次保佑）。

但溫德爾對我說，當我輕視我自己的問題時，我是在評判自己，也是在評判其他那些遇到的問題在我看來不夠痛苦的人。他提醒我，輕視問題是不會幫助你解決問題的，唯一的方法只有接受痛苦，並想辦法解決它。你無法改變你否認或輕視的東西，而且，那些看起來微不足道的煩惱，背後必然藏著一些更深層的煩惱。

「你還在堅持你的交友軟體療法嗎？」我問科裡。

他揉了些髮蠟在我的頭髮上，說道：「噢，當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