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遲來的新年大掃除中，我找出了以前讀研究生時的一些學習資料，那門課研究的是奧地利心理學家維克多·弗蘭克爾。我翻看著自己當時做的筆記，想起了弗蘭克爾的一些生平故事。

弗蘭克爾生於1905年，少年時代就對心理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上高中的時候，他開始和弗洛伊德有了頻繁的書信來往。後來他研讀醫學，並將心理學和哲學相結合，四處講學，探討精神醫療裡的意義與價值問題，他將其稱為「意義療法」。弗洛伊德認為，人類總是趨向於尋求快樂和避免痛苦（也就是他著名的「快樂原則」），而弗蘭克爾則堅信人們最主要的驅動力不是以快樂為導向的，而是趨向於尋找生命的意義。

在他三十多歲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身為一個猶太人，弗蘭克爾陷入了危險的境地。雖然得到了美國簽發的移民簽證，但弗蘭克爾不想拋下自己的父母，於是放棄了移民。一年之後，納粹強迫弗蘭克爾的妻子進行人工流產。幾個月後，他和他的家人們一起被送進了集中營。三年之後，當弗蘭克爾終於重獲自由，他才得知自己的妻子、哥哥和父母都已經被納粹殺害了。

在這種環境下，自由可能會讓人感到絕望。畢竟對弗蘭克爾和那些和他一起獲釋的人來說，他們所抱的希望都在重獲自由的那一刻幻滅了——他們在乎的人都死了，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都消失了。但弗蘭克爾重獲自由之後撰寫了有關適應性和精神救贖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義》。在書中，他不僅通過自己在集中營裡的恐怖經歷闡述了他建立的「意義療法」，還分享了「意義療法」在更為平凡的生活中的應用。

他寫道：「一個人可以被剝奪任何東西，除了這個人最後的自由——在既定的環境下選擇自己抱持什麼態度的自由。」

事實上，在經歷了人生劫難之後，弗蘭克爾選擇了再婚，還生了個女兒，在學術上辛勤筆耕，發表了大量論文，並在全球各地進行演講，直到他九十二歲離世為止。

在我的線圈筆記本上潦草地寫著一行字：「‘反應’與‘回應’，前者是條件反射，後者是有意識的選擇。」看著這些筆記，我想到了自己和溫德爾的談話。正如弗蘭克爾所說，即使是在面臨死亡的威脅時，我們還是可以選擇如何回應。也就是說，當約翰面對他母親和孩子的去世，當朱莉面對絕症，當瑞塔面對遺憾的過往，當夏洛特面對自己的成長經歷，他們也都有自由可以選擇如何去面對。不管是面對極端的痛苦經歷，還是要和某個難相處的家庭成員進行交流，我想不出有哪個來訪者的情況是不適用於弗蘭克爾的觀點的。「意義療法」創立已經超過六十年，在今天依然適用，正如溫德爾對我說的，我也可以選擇——那個囚禁我的牢籠，欄杆兩邊都是敞開著的。

我尤其喜歡弗蘭克爾書中這樣一句話：「在刺激和回應之間還留有一些空間，這個空間允許我們以自己的意志去選擇我們的回應方式。我們所作出的回應包含了我們的成長和自由。」

我以前從來沒有為了預約治療時間之外的事給溫德爾寫過郵件。但此刻，這意外的發現就像我的現實處境在平行世界中的映象，我被震驚了，忍不住想要跟溫德爾分享。我找出了他的郵箱地址，寫道：「這不正是我們那天所聊到的嗎？我想關鍵就在於要找到那個難以捉摸的‘空間’。」

幾個小時之後，他回信了：

我一直都很欣賞弗蘭克爾。你引用的句子非常美妙。我們週三見。

這個回答非常溫德爾——熱情誠懇，但又清楚地表明心理治療僅限於面對面的前提下。我想起了我們第一次打電話時他幾乎沒說什麼話，但第一次見面的時候卻出乎意外地健談。

但他的回覆還是在我的腦中縈繞了一整個星期。我完全可以把我發現的這個句子摘抄給其他朋友，他們一定會對其大加讚賞，但效果一定和現在不一樣。溫德爾和我處在不同的世界裡，所以他能看到一些我身邊的人觀察不到的東西。當然同樣的，我向家人和朋友展現的那一面溫德爾也不可能看得到。但就那封郵件來說，沒人能像溫德爾那樣準確理解其背後的潛臺詞。

在這之後的那個星期三，溫德爾在治療時提起了那封郵件。他告訴我，他也跟他妻子分享了這段話，他還說，他妻子準備在之後的一個演講中引用這段話。在此之前他從未提及他的妻子，我當然在很早以前已經從網路偵查中獲知了有關她的一切。

「你妻子是從事什麼職業的？」我問道，假裝從未在領英的網站上看過她的職業檔案。溫德爾告訴我她在一家非營利機構工作。

「噢，有意思。」我回答道，但「有意思」三個字音調高得有些不自然。

溫德爾看著我。我很快換了個話題。

有一個瞬間，我想了一下如果此刻我是治療師那我該怎麼做。有時候我很想說「我不想那麼做」，但這就像是你坐在汽車後排，方向盤並不在你的手裡。我還是得安心當一名來訪者，這就意味著我要放棄控制的慾望。雖然有時候看上去像是來訪者在控制治療的內容，決定說什麼或不說什麼，確立治療的內容和主題。但事實上治療師會以自己的方式掌控大局——選擇說什麼，或不說什麼；是作出回應，還是暫時擱置；注意哪些細節，或不去注意哪些細節。

在當天的治療中，我還說起了我的父親。我告訴溫德爾他又因為心臟的狀況住進醫院了，雖然他現在情況穩定了，但我還是很害怕會失去他。我對他生命的脆弱有了新的認識，我開始真切地認識到他不會永遠都在我身邊。

「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他的世界，」我說，「我無法想象我不能再給他打電話，不能再聽到他的聲音，不能向他諮詢建議，無法想象我倆再也不能一起為有趣的事情開懷大笑。」我覺得這世界上沒有什麼事能比得上跟父親一起開懷大笑。他幾乎在任何話題上都那麼博學，他是那麼愛我，又是那麼慈祥——不僅是對我，他對每個人都非常善良。儘管父親既睿智又風趣，但每當人們說起他，總會首先提到「他真是一個可親的人」。

我告訴溫德爾，當年在東海岸上學的時候，我非常想家，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不是該留在那兒。父親從我的聲音裡聽出了我的苦楚，於是坐上飛機，飛越三千英里，就為了和我在宿舍對面公園裡的長凳上坐坐，在寒冷的冬天裡聽我傾訴。他就這樣陪我傾訴了兩天，等我感覺好多了，他才飛回家。我已經有好久沒想起過這件事了。

我還跟溫德爾說了上週末我兒子打完籃球比賽之後發生的事。當男孩子們跑去慶祝勝利的時候，我父親把我拉到一旁，跟我說他前一天剛去參加了一個朋友的葬禮。在葬禮之後他走到那位朋友的女兒身邊，那個女兒現在三十多歲，父親走上前對她說，「你的父親為你感到非常驕傲。每次我們聊天他都會說：‘我為克里斯蒂娜感到驕傲。’然後他會向我細數你所有的成就。」事實確實如此，但克里斯蒂娜卻大為吃驚。

「他從來都沒親口對我說過那樣的話，」她說著，瞬間淚流滿面。我父親也感到非常驚訝，但後來他意識到，其實他也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跟我聊過類似的話題。他有表達過嗎？或者說他表達得足夠多嗎？

「所以，」我父親在我兒子的體育館外對我說，「我想讓你知道我為你感到驕傲。我想明確地讓你知道。」他害羞地說道，顯然這樣的交流讓他感到不自在，因為他總是習慣聽別人講，而把自己的情緒保留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知道。」我說，因為父親已經用數不清的方式表達了他為我感到的驕傲，雖然我在傾聽這方面做得還不夠好。但那天，我忍不住揣測父親背後的潛臺詞：「我已經時日不多了。」我倆站在原地，相擁而泣，儘管路過的人群禁不住要打量我們，我們也不以為意，因為我倆都知道，這是我和父親告別的開始。

「當你正要睜開眼看世界，他的眼睛卻即將閉上。」溫德爾說道，我覺得這句話苦中帶著甜，卻又千真萬確。我的覺醒正發生在一個恰當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