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洛特今天遲到了，因為當她把車子從停車場裡開出來時，被一輛車給撞了。雖然只是個小擦撞，人也沒受傷，但夏洛特說，撞擊導致杯架裡滾燙的咖啡都灑在了她的筆記型電腦上，裡面有她為明天開會準備的講演報告，而且這份檔案她沒有另外備份。

「你覺得我應該跟同事們說明一下這個意外嗎？還是應該連夜趕工把檔案重新做好？」她問我，「我希望能把這件事做好，不希望讓別人覺得我不靠譜。」

上星期，夏洛特在健身房裡不小心把一個啞鈴砸到了自己的腳趾上。那些淤青越來越嚴重，到現在還是很疼。「你覺得我是不是應該去拍個x光片？」她問道。

再早些時候，大學裡她最敬愛的一位教授在一次露營中遇到事故意外身亡了。那時夏洛特問我：「你說是不是就算會惹老闆生氣，我還是應該飛去參加葬禮？」再早些時候，她還被人偷走了錢包，只好花了好幾天時間採取各種措施，防止有人冒用她的身份。她對我說：「我是不是應該從現在開始，把駕照鎖在副駕駛座前面的儲物格里？」

夏洛特堅信她是在經歷一輪「因果報應」的打擊。似乎每隔一個禮拜都會出現一些新的問題——例如交通違規、與轉租人之間發生小摩擦——我起初還為她感到難過，並試圖幫助她應對這些問題，但漸漸地，我意識到我們根本沒在進行任何治療。我們怎麼能這樣呢？我們忙著關注一個接一個出現的外部災難，卻忽視了夏洛特生活中真正的問題：內在的危機。有時，「給自己加戲」可以是一種自我治療的方式，不管加的是不是苦情戲，都可以讓我們不去面對內心正在醞釀的危機，讓自己自欺欺人地獲得片刻安寧。

夏洛特在等著我告訴她該怎麼處理那份講演檔案，但她現在應該也能猜到，我不會給她任何指令性的建議。我當治療師以來感到十分驚訝的一件事就是，人們常常期望由別人來告訴自己該幹什麼，就好像別人手裡有標準答案似的，又好像我們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做的那麼多選擇真的都有對錯之分。我在自己的檔案堆旁邊貼了一個字條，上面寫著「好為人師的假博識」（ultracrepidarianism），意思就是「習慣就一個人知識或能力範圍以外的事情發表見解或提供建議」。我以此提醒自己，作為一名心理治療師，我可以理解別人，幫助他們釐清自己想做的事，但我不能替他們作出人生抉擇。

剛踏入這一行的時候，我的確偶爾會感到出於善意的壓力（至少我自己是這樣相信的）要給別人提供一些建議。但後來，我意識到人們其實討厭被告知應該要做什麼。雖然人們會重複地、不厭其煩地要你告訴他們該做什麼，但一旦你屈從了，給出了建議，他們卻不會釋懷，而是感到怨恨。而且即使後續發展一切順利，也無法避免人們心中的怨恨，因為人們最終還是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掌控話語權。這也就是為什麼兒童從幼年開始就祈求父母讓他們自己做決定的原因。（然而等他們長大以後，卻祈求我剝奪他們自己做決定的自由。）

有時，來訪者會預設治療師心裡有答案，但就是不告訴他們——我們就是在故意隱瞞。但我們並不是要讓來訪者受折磨。我們遲遲不給出答案，不僅因為來訪者們其實並不真的想聽到那些答案，還因為來訪者常常會曲解自己聽到的內容。（有時候治療師會想：「我可從來沒建議你要跟你媽媽說這些！」）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支援來訪者獨立思考。

不過當我坐在溫德爾醫生辦公室裡的時候，我也會把這些都拋到腦後，我會忘記自己在這些年裡學習到的有關提供建議的一切知識：來訪者提供給你的資訊都是透過自帶濾鏡渲染後呈現的效果；資訊的呈現方式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時間越久，資訊中渲染的成分也越少；來訪者真正的困境和他提供的資訊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可能還尚未被提及；來訪者有時會試圖讓你支援他某個特定的選擇，隨著你們關係的發展，這一點會變得更為明顯；來訪者希望別人為自己做決定，那樣即使結果不利，他也不用承擔責任。

我問過溫德爾醫生以下幾個問題：「一臺冰箱用了十年後壞掉是正常的嗎？我該留著它還是花錢修理一下呢？」溫德爾的回答是：「你真的要來這兒問我這些人工智慧就能替你回答的問題嗎？」我又問：「我該給我兒子選這個學校還是那個學校呢？」溫德爾回答：「我認為如果你能想清楚為什麼這個抉擇對你來說這麼艱難，那你才更能從這個思考中獲益。」有一次他說：「我只知道如果是我，我會怎麼做，但我不知道你該怎麼做。」我當時並沒有去領會他這麼說的意義，而是隨即問道，「那你就告訴我你會怎麼做。」

在我這些問題的背後隱藏著這樣一個假設：溫德爾是一個比我更有能力處理問題的人。有時我會想，我憑什麼在自己的生活中作出重要的抉擇呢？我真的有這個資格嗎？

每個人在某種程度上都會在內心進行這樣的鬥爭：我要當個孩子還是大人？我要安全還是自由？人們在人生連續的變化中作出的每一個抉擇都基於兩個因素的考量：恐懼和愛。治療師要做的就是努力教你如何區分這兩者。

夏洛特有一次跟我講了一個她看到的讓她落淚的電視廣告。

「那是個汽車的廣告，」她說，然後淡淡地補充道，「我不記得是哪個牌子的車了，所以顯然這個廣告的宣傳效果不怎麼樣。」

她說，那個廣告的場景是在晚上，有一條狗在開車。我們看到那條狗開車駛過一個近郊的住宅區，然後鏡頭移到車內，後座上坐著一隻小狗，小狗在汪汪地叫著。狗媽媽繼續開車，它透過後視鏡觀察小狗，直到小狗在平穩的行駛中睡著了。最後狗媽媽到家了，它把車開上自家的車道，充滿愛意地看著熟睡中的小狗。但它剛一熄火，小狗就立刻醒來，又開始吵鬧起來。狗媽媽的臉上露出了寵溺的表情，它又繼續把車發動起來，開出車道，它打算在附近多轉一會兒。

夏洛特講完這個故事時已是淚流滿面，這對她來說可不常見。夏洛特通常很少流露出真感情，她的臉是她的面具，她的話通常只是消遣。她並不是隱藏了自己的感受，而是她無法觸及那些感受。像這樣的情感盲症有一個專有名稱——「述情障礙」。她不瞭解自己的感受，或是無法用語言來表達這種感受。她會用呆板的語氣向我講述她的老闆如何表揚了她，我需要深究、再深究，才能品味出一絲自豪的感覺。她會用同樣的語氣向我講述她大學時受到性侵的經歷：她當時在一個派對上喝酒，後來卻發現自己在一間陌生的宿舍裡，一絲不掛地躺在床上。當她複述她和母親的一段充滿爭執的談話，聽上去就像是在背誦一段效忠誓言。

有時候人們在童年時期所受的管教會造成他們成年後無法判斷自己的情緒。例如當孩子說「我生氣了」，家長會說：「真的嗎？就為這麼一件小事嗎？你太敏感了！」當孩子說「我很難過」，家長會說：「別難過，看，這兒有個氣球！」或者，當孩子說「我害怕」，家長又會說：「沒什麼好怕的，你又不是小寶寶。」但沒有人能永遠把深刻的情感封存在心裡。最終，情感還是會不可避免地找到出口——或許是在你最想不到的時候，就好比，在你看電視廣告的時候。

對於那個汽車廣告，夏洛特說：「我也不知道這個廣告為什麼讓我這麼難過。」

看著她哭，我不僅瞭解了她的痛苦，更懂得了她一直逼我為她做決定的理由。對夏洛特來說，前排的駕駛座上缺少了一位狗媽媽。她的母親沉浸在抑鬱中，總是在深夜的派對上喝到爛醉，回家後倒頭就睡；而她的父親經常因為「出差」不在家；父母的生活都一團糟，兩人還會肆無忌憚地爭吵咒罵對方，有時大聲到連鄰居都上門抱怨。於是夏洛特只能被迫早早地開始扮演成年人的角色，就像是一個不夠年齡的無證司機把控著自己人生的方向盤。她很少看到她父母能像她朋友的父母那樣，活得像個大人的樣子。

我想象夏洛特的童年：「我什麼時候該出門去上學？今天有個同學說了些很刻薄的話，我該怎麼辦呢？我在爸爸的抽屜裡找到些禁藥，我該怎麼辦呢？為什麼已經半夜了，我媽媽還沒回家？我該怎麼申請大學？……」這些問題她都只能自己找答案。她必須自己照顧自己，同時還要照顧弟弟。

然而，沒有一個孩子會真的想要早當家。所以夏洛特才會希望我能暫時擔當她母親的角色，這也不奇怪。我可以扮演一名「正常」的家長，平穩地、充滿愛心地為她駕駛那輛汽車，讓她能體驗那種她從未體驗過的被呵護的感受。但為了讓我能勝任這個強者的角色，夏洛特認為一定要把自己塑造成無助的弱者，讓我只看到她的問題，「用她的痛苦召喚我」——溫德爾有一次也這樣形容我對他的所作所為。來訪者們常常都會這麼做，以確保治療師不會忘記他們有多痛苦——即使他們偶爾也會提到一些積極的內容。就像夏洛特的生活中也會有好事發生，但我卻很少聽她提起，即使有也只是一筆帶過，或是等我聽說時事情已經過去好幾個月了。

我開始思考夏洛特用痛苦來召喚我的這個行為，以及她小時候給父母施的「苦肉計」。不管夏洛特做什麼，喝醉也好，逃夜不回家也好，私生活不檢點也好，都沒有達到她預期的效果。夏洛特的行動就是無聲的呼喊：「這裡出問題了，那裡出問題了，快來關注我呀！你們到底能聽見我說話嗎？」但依舊沒有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