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唔……」
這就是溫德爾在聽完我有關寫書的懺悔後作出的反應。要知道我可是糾結了好一段時間才鼓起勇氣跟他說這件事的。
這兩個星期以來，我已經默默地移到了位置b，準備要向他坦白一切，但只要我們一面對面，在兩張沙發的頂角促膝而坐，我就不由得遲疑了。我開始拖延，顧左右而言他。我聊了關於我兒子老師的事（她懷孕了），聊了我父親的健康問題（他身體不太好），聊了我做的一個夢（很奇怪的夢），聊了巧克力（我承認，這跑題了），聊了我額頭上不斷出現的皺紋（這倒是在正題上），還聊了生活的意義（「我的」生活的意義）。溫德爾試圖讓我保持專注，但我簡直像腳踩了香蕉皮，從一個話題滑到另一個話題，感覺他的戰術節奏都要被我打亂了——至少我是這麼以為的。
突然之間，溫德爾打了個哈欠。這是一個假哈欠，一個戰略性的哈欠，一個大大的、充滿戲劇張力的、張大嘴巴的哈欠。這個哈欠就像是在說：「除非你坦白心底最根本的想法，不然你就會一直耗在這兒。」然後，他就坐在沙發上，端詳著我。
「我要跟你說個事兒。」我說。
他望著我，就像在說：「你最好認真說。」
結果，我把整個故事的原委一股腦兒地都說了。
「唔，」他又說，「所以你並不想寫這本書。」
我點點頭。
「如果你不能交稿，你的財務狀況和專業前途都將受到嚴重的影響？」
「對。」我聳了聳肩，彷彿在說，你明白我的境遇有多糟了吧？「如果當初寫了那本育兒書，那我今天就不會是這個狀況了。」在過去的幾年裡，我每天，有時甚至每小時都會跟自己重複這句話。
此時溫德爾又擺出了他那套「聳肩—微笑—等待」的應對公式。
「我也知道，」我嘆了口氣，說，「我犯下的這個錯誤是巨大的，不可逆轉的。」說著我又感覺到一陣恐慌湧上心頭。
「我在想的不是這個事。」溫德爾說。
「那是什麼？」
他突然開始唱起歌來：「我的人生已經過半，嗚呼。我的前半生已經離我而去。」
我朝他翻了個白眼，他卻依然故我。那首歌的曲風略帶藍調，我嘗試著辨別那是誰的歌，是埃塔·詹姆斯的？還是b.b.金的？
「我想要回到從前，去改變過去。我想要多一點時間，讓一切變好……」
我這才意識到，這不是什麼名曲，這是溫德爾·布朗森的即興創作。他寫的詞真是糟糕透了，不過他洪亮悠揚的歌聲倒是頗令人驚豔。
歌聲仍在繼續，他還越唱越投入了，拿腳打著拍子，手上還打著響指。如果在大街上遇到他，我一定會以為他是個穿著針織外套的書呆子，但此時此刻，他的自信和即興發揮簡直讓我震驚，他正全情投入，完全不在乎別人會不會覺得這很傻，或是很不專業。我可沒法想象自己在來訪者面前做到這個樣子。
「因為我的人生即將走——向——尾——聲。」他終於唱到了尾聲，還張開雙手擺出了一個爵士風格的結尾動作。
結束了演唱之後，溫德爾嚴肅地看著我。我很想告訴他剛才的那段表演很煩人，因為他在戲謔一個本身非常現實的、切身的、令人焦慮的問題。但我還沒開口，就先感受到了一陣不知從何而來的悲傷，而他高歌的曲調還在我腦海中縈繞。
「這就像瑪麗·奧利弗sup/sup的詩，」我對溫德爾說，「‘對於你僅有一次的、狂野而珍貴的生命，你打算做點什麼呢？’我以為我都計劃好了，但現在一切都變了。我計劃好了要和男友在一起，我計劃好了要寫一本對我意義重大的書，但我沒想到……」
「沒想到情況會變成這樣。」溫德爾說著，給了我一個心領神會的眼神。這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經歷了一次又一次對話之後，我們就像老夫老妻一樣，能把對方沒說出口的話說完。
但溫德爾隨即又陷入了沉默，這次似乎不是我已經習以為常的那種，帶有目的性的沉默。我有種感覺，也許此刻溫德爾也被難住了，就像我有時在治療中也會這樣，因為來訪者遇到瓶頸而感覺自己也遇到了瓶頸。他已經嘗試過了打哈欠、唱歌、引導我、問一些重要的問題，但我還是一直回到這條老路上——不斷重複我失去的一切。
「我在想，你來這兒是為了什麼？」他說，「你覺得我能如何幫助你？」
我被他問住了。我不知道他是把我當成一個心理治療師同行來徵詢我的建議，還是把我當成他的來訪者在提問。但無論哪一種，我都不確定答案。我究竟期望從心理治療中得到什麼呢？
「我也不知道。」我說，但這句話一說出口，就讓我自己感到害怕——也許溫德爾確實幫不了我。也許沒有什麼能幫到我。也許我只能學會接受自己所作的選擇。
「我覺得我可以幫助你，」溫德爾說，「但或許不是以你想象的形式。我無法把你的男友帶回你身邊，我沒法讓你從頭來過。還有你現在面臨的寫書的困境，你想要我把你從這困境中解救出來，這我也做不到。」
我對此嗤之以鼻：「我沒有指望你解救我，我是我們家的一家之主，我可不是什麼危難中的少女。」
他的眼睛緊盯著我。我卻轉過臉去。
「沒有人會來救你。」他平靜地說道。
「但我也沒有想要被拯救呀！」我再次重申，但這一次，心底卻有一部分自己提出的質疑：「等等，我真的不想有人來救我嗎？」某種程度上，我們不是都希望被拯救嗎？人們來做心理治療，都是期望能讓自己好過一點，但「好過一點」又意味著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