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第一次懺悔

請允許我先為自己辯護一分鐘。當我跟溫德爾說,直到分手之前我的生活都過得非常順遂,那絕對是真話。至少,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或者說,我想要自己覺得事實就是那樣的。

好吧,現在讓我丟開狡辯:我就是在自欺欺人。

有一件事我沒告訴溫德爾,那就是我現在本該埋頭寫書,但寫作進行得並不順利。「進行得並不順利」具體來說就是:我根本還沒動筆。問題的嚴重性在於我不僅簽了合同,收了預付款,而且預付款已經被我花光了。所以我要是憋不出一本書來交差,就得給人賠錢。但就算我拿得出賠款,還是存在另一個問題:因為我是一個作家——這不僅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一個身份——所以如果我不能從事寫作,就會喪失很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的經紀人說,如果這本書不能如期交付,很可能以後也不會再有人找我寫書了。

我也不是真的什麼都沒寫。事實上,在我本該埋頭寫書的時間裡,我非常用心地遣詞造句,給男友寫了許多妙趣橫生、你儂我儂的電子郵件。但一轉身,我就跟家人和朋友們,甚至跟男友本人謊稱我一直都忙於寫作。我就像一個深藏不露的賭徒,每天西裝革履地佯裝去工作,早上出門前還要跟妻子和家人吻別,但一齣家門便開車直奔賭場。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跟溫德爾聊聊這個情況,但礙於我先要集中精力捱過分手的困境,就一直都沒找到機會。

不過顯然,這也是一個託詞。

我之所以從未跟溫德爾提起那本我該寫還沒寫的書,是因為每當我想起這件事,內心就充滿了恐慌、擔憂、自責和羞愧。每當這件事出現在我的腦海裡(它總是準時出現,就像菲茨傑拉德說的:「在靈魂的暗夜,日復一日,時間永遠停留在凌晨三點」),我的胃就會收緊,感覺人無法動彈。然後我就會質疑自己一路走來,在不同的人生岔路口做過的每一個錯誤的決定,因為我確信自己如今的處境都是因為我做了人生中最錯誤的決定才造成的。

也許你會想,「你是開玩笑吧?能拿到一份出版合同已經夠幸運了,你還不專心寫書?還好意思無病呻吟!你怎麼不想想那些在工廠裡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的工人們!」這道理我也懂。我以為我是誰呀,難道我是《美食、祈禱與戀愛》中因為內心掙扎想要離開愛她的丈夫而躲在浴室裡啜泣的伊麗莎白·吉爾伯特嗎?還是《幸福計劃》中的格雷琴·魯賓——即使擁有愛著她的帥氣老公、兩個健康的女兒,還有比大多數人都富有的生活,還是隱隱地覺得生活中少了點什麼?

這倒是提醒我了,關於這本我該寫還沒寫的書,有一個重點忘了跟大家介紹——書的主題就是:幸福。是的,只有嘲諷從未缺席我的生活:就是這本「幸福之書」讓我一直陷於痛苦。

我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寫關於幸福的書,因為首先,如果溫德爾說得對——我悲傷的癥結是一些更重大的事情——那我就已經處於抑鬱的狀態了。當我決定要寫這本書時,我剛剛開始獨立行醫,還剛為《大西洋月刊》撰寫了一篇封面文章,叫作《如何培養出需要心理治療的孩子:為什麼執著於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可能會導致他們成年後的不快樂》,當時《大西洋月刊》收到了創刊百餘年來最多的讀者來信。我在國家級的電臺和電視臺上談論這個話題,各大媒體都來邀約採訪,一夜之間我成了「育兒專家」。

緊接著,就有出版商想要將《如何培養出需要心理治療的孩子》出版成書。出版商也就是想借勢大賺一筆吧——我也找不出任何委婉的說法了。不過這樣一大筆錢,對於像我這樣一個單身媽媽來說是做夢也想要的。對於只靠我一個人賺錢的這個家來說,這筆錢足以讓我們手頭寬裕好一陣子。出這麼一本書還會為我帶來許多去全國各個學校做演講的機會——而我恰好很喜歡做演講;同時又能為我帶來源源不斷的來訪者——作為一個剛開業的心理治療師,這也將給予我幫助;甚至還有人提出要以這篇文章為題材拍攝電視劇,當然如果有一本配套的暢銷書,這事就更十拿九穩了。

但是,當這個很有可能改變我個人職業和財務前景的機會擺在面前時,我竟回絕了出版商:非常感謝,這份美意我心領了,但……還是算了吧。

我確定我當時腦子沒抽風,但我就是斷然拒絕了。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總有哪裡不對勁。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認為這個世界上不需要再多出一本關於「直升機育兒」sup/sup的書了。市面上已經有許多充滿睿智與思考的書籍,涵蓋了過度育兒的方方面面。兩百年前,哲學家約翰·沃爾夫岡·馮·歌德已經替我簡明扼要地總結了這個觀點:「太多父母費盡心思想要讓孩子過得輕鬆點,到頭來卻讓孩子們過得更辛苦了。」而在近現代歷史上——準確地說,就是在2003年——誕生了一部有關過度育兒的現代先鋒之作,這本書被恰如其分地命名為《操不完的心》。書中敘述道:「優質育兒的基本原則是適度、共情、順應孩子的秉性——這些簡單的原則並不會因為尖端的科學發現而發生改變。」

作為一名母親,我當然也逃不過育兒焦慮。我當初寫那篇文章的時候就是希望它能像一次心理治療那樣使父母們受益。但如果我為了迎合市場的潮流,把那篇文章出版成書,我不就成了市面上那些速成專家中的一員了嗎?那樣的話,我會覺得自己變成了給家長們增添煩惱的那一方。我相信,父母們真正需要的不是再多一本書來告訴他們要冷靜、逃離出來放鬆一下,他們真正需要的是從氾濫的育兒書中徹底逃離出來。(《紐約客》雜誌後來刊登了一篇調侃各種育兒經氾濫的文章,其中寫道:「在育兒這個話題上每多出一本書,都像是在家長們的傷口上撒了把鹽。」)

所以,就像《書記員巴特爾比》中的主角那樣,我說:「我還是不寫了吧。」(其結果也和書中所述一樣悲慘sup/sup)在接下來的幾年時間裡,我就眼看著越來越多鼓吹過度育兒的書問世,我不得不反覆追問自己:當初拒絕這個賺錢的機會,是一個負責任的成年人應該乾的事嗎?當時我才剛結束一段不計薪資的實習期,我還要償還讀研時借的貸款,而且我還是家裡唯一的經濟來源。為什麼我不能迅速地寫完那本育兒書,坐等名利雙收,讓自己樂享其成呢?說到底,又有多少人真的有福分只做他們認為有意義的工作呢?

對於沒有寫這本書,我的遺憾與日俱增,因為每週都有人在來信和講演邀約中問起《如何培養出需要心理治療的孩子》這篇文章。「會出書嗎?」不斷有人問道。「不,不會出書。」我很想回答,「因為我是個蠢貨。」

我確實覺得自己是個蠢貨,因為不想在育兒熱潮中趁火打劫撈一票,於是我答應了撰寫這本如今讓我望而生畏,甚至誘發抑鬱的「幸福之書」。一是因為我剛開始行醫生涯,為了維持生計我還是得靠寫書;二是因為我當時覺得這樣的書能讓讀者受用:我不想通過我的書向大家展現為人父母的我們是如何費力地討好我們的小孩;我希望展現的是,我們其實是在費盡力氣討好自己,結果卻讓自己不開心。至少這個想法似乎更貼近我的初衷。

但每當我坐下來嘗試動筆,卻又覺得這個想法跟自己的生活很脫節,甚至就像我無法對「直升機育兒」的話題產生共鳴一樣。科學研究沒能——也無法——反映出我在心理治療中觀察到的細節。甚至有科學家提出了一個複雜的數學方程式來預測幸福指數。這一公式推導的前提是:幸福的根源並不在於事情發展得有多順利,而在於事情的發展是否好於預期。幸福公式如下:

這個公式可以歸結為:幸福等於現實減去期望。根據這個公式,你顯然可以通過先傳達一個壞訊息,再撤回這個壞訊息來使人們感到開心(如果你這樣對待我,我會氣到爆炸)。

儘管如此,我知道我還是可以找一些有趣的研究來寫一寫,但我覺得那麼做就像是隔靴搔癢,無法切中我想要表達的要害。但對於我嶄新的事業來說、對於我所處的人生階段來說,這些流於表面的東西已經無法滿足我了。可能是因為經歷了心理治療的專業培訓,人生免不了會發生一些改變,即使你不曾察覺,但一定會變得更注重自己的核心。

我告訴自己不要有太多顧慮,趕緊把書寫完了交差。我已經把育兒書的事搞砸了,不能再把這本「幸福之書」也搞砸。但日復一日,我仍然無法動筆,就像我沒法讓自己去寫那本育兒書一樣。為什麼我會重蹈覆轍呢?

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們總是透過單向鏡觀察心理治療的現場。每當我坐下來想寫「幸福之書」時,就會想到自己曾經觀察過的一名三十五歲的來訪者。他來接受心理治療,是因為雖然他非常愛自己的妻子,也被她所吸引,但他還是無法控制自己揹著妻子去偷情。他妻子和他本人都無法理解這件事。他怎麼能一邊深信自己想要的是相互信任、穩定而親密的夫妻關係,同時卻又做出背道而馳的行為呢?他在治療過程中解釋說,他痛恨自己的背叛給妻子和這場婚姻帶來的動盪,他也知道自己沒有成為理想中的丈夫和父親。有一段時間,他一直在說自己多麼拼命地想要停止對妻子的背叛,而他也搞不懂自己為什麼還是不斷地去偷情。

治療師對他說,我們身上不同的部分常會渴望不同的東西,如果其中有一些渴望是我們認為無法接受的,就會被調到靜音模式;但它們還是會另闢蹊徑讓我們聽見。治療師讓這位男士走到房間的另一端,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嘗試聆聽那個平時在內心被排擠的、選擇出軌的自己有什麼要說的。

一開始,這位男士顯得不知所措,但漸漸地,他開始表達他隱藏的自我。這一半的他總是會去挑釁那個負責任、重感情的,作為稱職丈夫的自己,讓他做出違反自己意願的行為。他被兩邊的自我拉扯著,就像我一樣,這一半的我想要供養家人,另一半的我想做自己覺得有意義的事——一些觸動我靈魂的事,也希望能借此觸及更多人的靈魂。

就在自我拉扯的時候,男友走進了我的生活,剛好把我的注意力從內心激戰中轉移到了他的身上。但現在他離開了,我本該專心埋頭寫作,卻每天在網上偷窺他的社交行蹤,以此填補心中的空白。我們所表現出的許多具有破壞性的行為其實都植根於感情上的空虛,這種空虛總是渴求有什麼東西能來填補。但如今,既然溫德爾醫生已經和我討論過不能再上網窺探男友的社交行蹤了,那我就必須對自己負責。我已經沒有藉口不坐下來奮力寫作這本令人痛苦的「幸福之書」了。

或者說,至少我也得向溫德爾坦白這個令我痛苦的真相。直升機育兒(helicopterparenting),是指父母過分介入兒女生活,保護或是干預其生活的育兒態度。這些父母類似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兒女身邊,故稱為「直升機父母」。《書記員巴特爾比》是梅爾維爾(《白鯨》作者)的短篇小說,塑造了一位「拒絕工作」的抄寫員形象,故事中他宣佈自己徹底停止抄寫,最終被解僱,入獄絕食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