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中葉，英國精神分析學家威爾弗雷德·比昂提出，心理治療師接觸來訪者的時候應當「沒有記憶也沒有期望」。在他看來，治療師的記憶更像是個人主觀的演繹，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扭曲，而治療師期望的也可能與來訪者想要的背道而馳。在記憶和期望的共同作用下，會造成治療師對治療抱有偏見（即先入為主的看法）。比昂希望臨床心理醫生進入每一個治療時都專注於傾聽來訪者當下的情況（而不是被記憶所影響），並對各種可能出現的結果保持開放的態度（而不是被期望所影響）。
我實習時的督導非常認同比昂的觀點，於是我要求自己每次治療前都要撇清記憶和期望。我很欣賞這種避免被先入為主的想法或議程帶偏的理念，似乎頗有禪意，就像是佛家所說的「放下我執」。但在實際操作中，我感覺這更像是在模仿神經學家奧利佛·薩克斯的那位著名的病人「」，這位「終身失憶人」由於腦部受創只能活在此刻而記不住剛剛發生的事，對未來也沒有概念。但我的大腦前額葉完好無損，我無法讓自己陷入失憶狀態。
我當然知道比昂的理念是更為細緻入微的觀點，同時我也知道，在治療前肅清不必要的記憶和期望是有實踐價值的。但我在此提到比昂，是因為在開車去見溫德爾醫生的途中，我思考著：作為來訪者的我，如果能做到對男友「撇清記憶和期望」，那我就離功德圓滿不遠了。
那是一個週三的上午，我坐在溫德爾醫生的沙發上，在a和b中間的位置上，剛把我背後的靠墊調整到最舒服的位置。
我打算先跟溫德爾說一說前一天在工作時發生的事。我在公共廚房看到，在一堆該被放去候診室的讀物裡有一本《離婚》雜誌。我想象了一下訂閱這本雜誌的人，在結束一天的工作後回到家，從一堆賬單和商店宣傳單中看到這本雜誌上亮黃色的兩個大字「離婚」。然後我又想象了一下這些人如何走進空蕩蕩的屋子裡，開啟燈，加熱一份速凍食品，或是點個外賣，坐下來吃飯，一邊翻看著這本雜誌，一邊思考著自己的生活怎麼會變成這樣。我想那些已經從離婚中走出來的人應該不會看這本雜誌了，而大多數訂閱者應該是像我一樣的剛開始經歷分手的陣痛，並嘗試要理出個頭緒的人們。
當然我並沒有嫁給男友，所以算不上是「離婚」。但我們本該是要結婚的，所以我覺得和離婚也差不多了，甚至比離婚更糟糕。如果是離婚，那一定是情況已經很糟糕才會走到這一步。如果你要哀悼一次喪失，難道有一堆不愉快的回憶不是更好嗎？——無情的沉默、聲嘶力竭的爭吵、不忠、巨大的失望——讓不愉快的記憶蓋過愉快的回憶不是更好嗎？要釋懷一段充滿幸福回憶的感情不是更難嗎？
對我來說，答案似乎是肯定的。
我坐在餐桌旁，一邊吃著酸奶，一邊翻看著雜誌的標題：「從拒絕中走出來」「管理消極的想法」「創造全新的自己！」……突然，我的手機響了，顯示有一封新郵件。不是男友發來的，雖然我還對此抱有妄想。郵件的主題是：「準備好迎接有史以來最棒的夜晚！」——我認定這一定是垃圾郵件——但轉念一想，我現在的心情這麼糟糕，有什麼理由拒絕這樣的邀約呢？
我點開郵件，發現是一封確認函，是確認我幾個月前為了給男友即將到來的生日準備驚喜而預訂的演唱會門票。這是我倆都很喜歡的一個樂隊，他們的音樂一直縈繞在我們的親密關係中。我們在第一次約會時發現我和他最愛的歌是同一首。我無法想象和其他人一起去聽這支樂隊的演唱會，尤其是在男友生日那天。我應該去嗎？和誰一起去呢？我會不會在他生日的那天掛念他呢？這又引出了另一些問題：他會想我嗎？如果不會，我對他來說算什麼呢？那一刻，我的目光又回到雜誌的標題上——「管理消極的想法」。
我發覺很難管理好消極的想法，因為除了在溫德爾醫生的診室裡，我並沒有什麼渠道可以宣洩負面情緒。分手更像是一種安靜的喪失，對其他人來說看不見摸不著。就像是你經歷了一次流產，但並沒有真的失去一個孩子；當你經歷一次分手，你並沒有失去一個配偶，朋友們會自然地認為你用不了多久就能回到正軌。所以一旦出現像演唱會門票這樣有形的東西，你甚至會樂於把它當作是一種證據——證明你的喪失，不僅是你失去的那個人，也包括你失去的那些時間、陪伴和生活日常，那些屬於兩個人的笑話和隱喻，還有本屬於你們倆的回憶，現在都只有你獨自回味了。
當我把自己舒服地安頓在沙發上，我完全準備好了要把這些話都說給溫德爾醫生聽，但一股腦兒湧出來的竟然都是淚水。
一隻呼嘯著飛來的紙巾盒出現在我模糊的視野中。這一次，我還是沒接住。（看來，被甩之後，我的肢體也變得不協調了。）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痛哭，我既驚訝又慚愧——我甚至都還沒跟溫德爾醫生寒暄問好就直接哭上了——我努力讓自己收住，對溫德爾醫生說「我很抱歉」，但話音剛落，我又控制不住大哭起來。大概有五分鐘的時間，我就不斷重複著：哭泣、企圖停止哭泣、說「我很抱歉」；哭泣、企圖停止哭泣、說「我很抱歉」；哭泣、企圖停止哭泣、說「噢，天吶，我真的很抱歉」。
溫德爾醫生問我：「為什麼要抱歉？」
我指指我自己：「你看看我這副樣子！」然後用紙巾用力地擤了擤鼻涕。
溫德爾聳了聳肩，彷彿在說：「嗯，好吧——但那又怎樣呢？」
隨後，我就把停下來說「我很抱歉」這個環節也給省了，直接進入哭泣和嘗試停止哭泣的死迴圈。
這個死迴圈又持續了幾分鐘。
悲泣的時候，我想到了分手之後的那個早晨，在熬過了一個不眠之夜之後，我是如何起床，繼續我的日常生活。
我想起那天送扎克去上學時的情形，當他蹦躂著下車的時候，我對他說，「愛你哦。」他環顧四周，在確保沒有人能聽見的情況下對我說，「我也愛你哦！」然後便跑去和他的朋友們會合了。
我又回想起自己是如何開車去上班，一路上腦子裡都在重複簡說的話，「我覺得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就結束了。」
我還回想起搭電梯去辦公室的時候，我想到了掩耳盜鈴的故事，那個自欺欺人的人真是好笑。但儘管如此，我還是一樣迅速地捂起了自己的耳朵，對自己說：或許他會回心轉意的，或許這一切只是一個天大的誤會。
這一切當然不是一個誤會，因為我正在溫德爾面前哭個不停，再一次向他承認如此控制不住自己有多傻，但同時卻還是把自己搞得一團糟。
「我們來達成一項協議吧，」溫德爾醫生說，「只要你在我的診室裡，你就得答應我對自己好一點，怎麼樣？一旦你離開這裡，你想把自己怎麼著都可以，哪怕是你想把自己打到鼻青臉腫，行嗎？」
對自己好一點？我倒是還沒想到過這一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