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醫學院的時候，我經手的大體老師sup/sup名叫哈洛。其實是我們隔壁那組同學先給他們的大體取名為慕德，我和我的實驗室夥伴們才把我們的這具大體叫作哈洛sup/sup。那是大一新生必經的大體解剖學課程，斯坦福大學會給每個學生小組分配一具大體，這得感謝那些慷慨的人為科學捐贈了自己的遺體。

教授在我們踏入實驗室前給了我們兩個指令。第一，要對遺體表示尊重，就好像那是我們祖母的遺體一樣。（有個同學吃驚地回應道：「普通人會劃開他們祖母的遺體嗎？」）第二，解剖是一個令人緊張的過程，在此期間要留意自己可能出現的任何情緒上的反應。

關於大體的個人資訊，包括姓名、年齡、病史、死因，我們全都一無所知。隱去姓名是出於保護隱私的考慮，其他資訊則留待我們在解剖中抽絲剝繭，重點是要從線索中找到原因：這個人為什麼會死？他抽不抽菸？是不是肉食愛好者？是不是有糖尿病？

在一個學期的時間裡，我發現哈洛做過髖關節置換手術（線索是：髖關節的側面還留有鋼釘），他有二尖瓣關閉不全（線索是：左側心臟增大），他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可能由於長期住院臥床造成了便秘（線索是：他的結腸裡還積聚著宿便）。他有一雙淡藍色的眼睛，整齊但泛黃的牙齒，一圈白髮，他手指的肌肉很發達，像是建築工人、鋼琴家，或是外科醫生的手指。後來我得知他九十二歲時死於肺炎，這讓我們所有人都很驚訝，包括我們的教授，因為教授曾判斷說，「從器官來看他像是六十多歲的人。」

那邊廂，慕德的肺裡卻佈滿了腫瘤，精心塗抹的粉色甲油遮蓋了她常年抽菸在指甲上留下的尼古丁汙漬。她和哈洛的情況剛好相反：她的身體過早衰老了，使得她的器官看上去屬於年紀更大的人。有一天，慕德小分隊（這是我們對慕德所屬的實驗室小組的暱稱）取出了她的心臟。組裡的一個同學小心翼翼地舉起那顆心臟，捧在手裡好讓其他人細細研究，但那顆心臟從她的手套上滑了出來，摔在地上，「砰」的一聲裂開了。我們都驚訝地倒抽了一口氣——一顆破碎的心。我不由想到，即使你竭盡全力避免讓別人傷心，但心總是那麼容易受傷。

我們被教導應當關注自己的情緒，但當我們割下大體的頭皮，像切哈密瓜一樣鋸開他們的頭骨時，把情緒封閉起來似乎是更省事的選擇。（在那個課程單元的第二天早上，教授跟我們打招呼時說：「今天又是揮舞鋸子和鑽頭的一天。」一週之後，我們對耳朵進行了「溫柔的切割」，意思就是隻用鑿子和錘子，不動用鋸子。）

每一堂人體解剖學的實驗課開始時，我們會拉開裝有大體的袋子，然後全班都會靜默一分鐘來向這些允許我們切割他們身體的人致敬。我們從脖子以下開始解剖，為了表示尊重我們會把他們的頭遮蓋起來。當我們的解剖進行到臉部的時候，我們還是會把眼瞼蓋住，同樣是出於尊重，但同時也是弱化他們的「人」性——顯得不那麼像個真人。

解剖向我們展示了生命的脆弱，而我們則是盡最大的努力讓自己遠離這個現實。我們用各個班之間流傳的口訣來放鬆心情，就好比為了記住大腦中的各種神經——嗅覺神經（olfactory）、視神經（optic）、動眼神經（oculomotor）、滑車神經（trochlear）、三叉神經（trigeminal）、外展神經（abducens）、面部神經（facial）、前庭耳蝸神經（vestibulocochlear）、舌咽神經（glossopharyngeal）、迷走神經（vagus）、副神經（accessory）及舌下神經（hypoglossal）……我們用其首字母編了一個葷段子：「哦（oh），哦（oh），哦（oh），來（to）觸碰（touch）和（and）感受（feel）弗吉尼亞（virginia’s）豐饒的（greasy）桃花源（vagina），啊（ah）——」在解剖頭部到頸部的時候，全班會齊聲喊出這段口訣。隨後，我們就埋頭於書本中，準備明天的實驗課內容。

我們的刻苦學習得到了回報。每個課程單元我們都完成得很出色，但我不確定我們之中有沒有人曾關注過自己的情緒。

當考試臨近，我們進行了第一次巡房。巡房就是在滿屋子的皮膚、骨骼和內臟之間巡視一番，就像是在檢查一次空難留下的殘骸。不同的是，你需要檢視的不是遇難者，而是分散的身體部件。你不需要確認這個人是不是約翰·史密斯，但要試圖分清楚臺子上擺放的肢體碎片是手還是腳，然後判斷說，「我覺得這是橈側腕長伸肌。」不過即便如此，這也不能算是我們經歷過的最血淋淋的場面。

那天，我們解剖了哈洛的陰莖——冰冷的，像皮革似的，毫無生氣——慕德那桌的同學因為拿到的是女性大體，所以加入了我們的解剖觀察。凱特是我的實驗室搭檔，她在進行解剖時總是一絲不苟，她的教授形容她的專注「就像刀鋒一樣銳利」。但此時，她被圍觀她操作的慕德小分隊發出的叫聲分散了注意力。她每切深一點，喊叫聲就變得更大。

「喔唷！」

「呃！」

「我覺得我要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