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來越多的同學聚過來圍觀，一群男同學開始手舞足蹈地圍成個圈，並拿著塑封過的課本護住自己的襠部。

「真愛演。」凱特嘀咕了一句。她對這種神經質的表現完全無心理會——她是要成為外科醫生的人。凱特重新集中精神，她用一根探針來確定精索的位置，然後再次拿起手術刀，沿著陰莖的整個根部垂直切開，切口兩邊整齊地被分開了，就像切熱狗一樣。

「好了，夠了，我得離開這兒！」有一個男生宣告說，隨後他和幾個朋友逃離了現場。

在課程的最後一天，我們舉行了一個儀式，向那些貢獻了自己的身體來讓我們學習的人致敬。我們朗讀了感謝詞，為他們演奏音樂、送上祝福，即使他們的身體已經被肢解，但我們期望他們的靈魂仍舊是完好無損的，能接收到來自我們的感激之情。我們多次提到他們是多麼脆弱，赤條條地暴露著，任由我們切開，並取出組織樣本放在顯微鏡下一毫米一毫米地端詳。其實真正脆弱的是我們這些大活人，我們卻不願意承認，而這恰恰更體現了我們的脆弱。我們只是一群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應付這一切的大一新生；一群近距離觀察死亡的年輕人；一群對於有時不經意間垂淚的自己不知該如何是好的學生。

我們被告知要關注自己的情緒，但並不確定自己的情緒是什麼，也不知道該拿它怎麼辦。有些人參加了醫學院的冥想課程；有些人靠做運動來使自己振作；還有些人則選擇埋頭學習。慕德小分隊中有一個成員染上了吸菸的習慣，他總是偷偷溜出去抽支菸偷個閒，並拒絕相信抽菸會讓他像慕德一樣身體里長滿腫瘤。我選擇為一個讀寫專案做志願者，為幼兒園的小朋友朗讀故事——幼兒園的小朋友們是多麼健康，多麼有活力！他們的身體是如此完整無缺！除此之外，我就埋頭寫作。我寫下自己的經歷和體驗，也對別人的經歷和體驗產生了興趣，後來便開始為雜誌和報紙撰寫相關的文章。

有一次我寫了一篇關於醫患關係課的文章，那門課教我們如何與今後的病人相處。在期末考試的時候，每個學生都要演示如何向病人詢問病史，而且整個過程都會被拍攝下來。事後教授告訴全班同學，只有我一個人問了病人的感覺如何，而「這應該是你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斯坦福注重人性化地對待每一個病人，而不是隻把他們當作一個個病例；但與此同時，教授告訴我們，由於醫學實踐的方式正在改變，這正變得越來越艱難。醫生和病人的長期私人來往和重要的診療接觸已幾乎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出現的、被稱為「管控型醫療」的機制，規定看診時間為十五分鐘，設定流水線般的治療流程，以及限制醫生為病人做治療的範圍。在我結束了大體解剖課之後，我認真地思考了一下自己要選擇哪個專科——有沒有哪個專業可以延續以前家庭醫生的模式呢？還是我願意連大多數病人的名字都不知道，更不用去了解他們的生活呢？

我見習了許多不同專科醫生的工作，排除了一些與病人互動最少的科室，包括急診科——非常驚心動魄，但你和病人幾乎只有一面之緣；放射科——你面對的只是醫學影像，而不是活生生的人；麻醉科——你的病人都睡著了；手術外科——同上。我喜歡內科和兒科，但帶我見習的那些醫生提醒我說，這些科室正變得越來越缺乏對個體的關懷——為了維持業務的正常運轉，他們每天都要看三十個病人。甚至有醫生說，如果能從頭來過，他們或許會選擇別的科室。

「如果你能靠寫作為生，為什麼還要成為醫生呢？」曾有一個教授在讀過我為某本雜誌撰寫的文章之後這樣問我。

當我在nbc時，我的工作是寫故事，但我卻嚮往生活中真實的故事。現在我得到了真實的生活，我卻又開始思考，在現代醫學的行醫日常中，就沒有一點空間能留給人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嗎？我發現，將自己沉浸在別人的故事裡令我感到滿足，而越投入記者的工作，我就越發現這個工作的本質就是投入別人的故事裡。

有一天，我和一個教授說起我的困境。她建議我兩樣都做——既從事寫作，同時也行醫。她說，如果我能靠寫作多賺些錢，那我就可以選擇少看一些病人，並用以前家庭醫生的方式行醫。但是，她同時補充道，這樣的話我還是要花大量時間來應付保險公司的各種檔案和手續，這也會減少我能在病人身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聽了她的話，我反思，事情真的到了這個地步了嗎？我真的要靠寫作來維持行醫生活嗎？不應該是反過來的嗎？

但我還是考慮了她的提議。不過那時我已經三十三歲了，醫學院還有兩年多才能唸完，之後至少還要駐院實習三年才能成為進修醫生——同時，我也知道我想要成家。我越是近距離地觀察到「管控型醫療」的效果，就越無法想象自己冒險付出時間成本，完成長年的醫學培訓，然後一邊從事寫作，再一邊摸索我想要的那種行醫方式是否可行。而且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兩者兼顧——至少不確定自己兩邊都能做得好——同時還得留出時間兼顧個人生活。到學期末時，我覺得我必須在兩者之間作出選擇：是從文，還是從醫。

我選擇了從文，在接下去的幾年時間裡，我出版了書籍，為雜誌和報紙寫了不下幾百篇文章。我覺得自己終於找到了天職所在。

至於事業之外的部分——成家的事，我相信一定也會水到渠成的。至少在離開醫學院的時候，我對此非常肯定。「大體老師」是醫學生對遺體捐獻者的尊稱，下文簡稱「大體」。《哈洛與慕德》（haroldandmaude)是美國在1971年發行的一部黑色喜劇，影片講述了二十歲的哈洛和七十九歲的慕德之間發生的奇妙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