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看起來五十出頭但沒人敢問她年齡的扎拉並不打算買下那套公寓,當然不是因為買不起,她從自己家的沙發墊縫裡翻出來的零錢,隨便湊湊都能輕輕鬆鬆買上一套。(但扎拉認為零錢太髒,是滋生細菌的天堂,不知被多少中產階級的髒手碰過,所以她寧願燒掉沙發墊,也不想把零錢摳出來。不過我們可以這樣說:她家的一張沙發和那樣的一套公寓是等價的。)可想而知,她是皺著鼻子去看那套公寓的,耳環上的鑽石大得能撞翻中等個頭的小孩——假如有那個必要的話——而且不止如此,假如觀察得夠仔細,你還會發現,鑽石的光芒足以掩蓋困擾她內心的憂傷。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扎拉最近正在看心理醫生,因為她從事的職業比較特殊,時間久了,有時候就得尋求專業人士的幫助,提醒自己人生並非只有工作。扎拉的第一次心理諮詢還不算太糟糕,她一上來就拿起桌上的一幅鑲框照片問醫生:「這是誰?」
心理醫生回答:「我媽媽。」
扎拉問:「你和她關係好嗎?」
心理醫生回答:「她最近去世了。」
扎拉問:「她在世的時候,你們的關係怎麼樣?」
心理醫生意識到扎拉的反應不正常,聽到這樣的訊息,正常的反應是安慰對方,但她並沒有當面指出這一點,而是不動聲色地回應道:「今天的討論物件不是我。」
扎拉說:「找技工修車的時候,我先得了解一下她自己的車是不是一文不值的垃圾。」
心理醫生做了個深呼吸,說:「我理解。我只能說,我和我媽媽的關係很好,行了嗎?」
扎拉將信將疑地點點頭,問:「你的病人裡面有自殺的嗎?」
心理醫生心頭一緊,立刻回答:「沒有。」
扎拉聳了聳肩,補充完剛才沒來得及說的後半句:「揀你知道的說。」
對心理醫生來說,這是莫大的侮辱,但她不愧是專業人士,很快就恢復了正常,她平靜地回答:「雖然我從業的時間不是很長,接觸的病人也不太多,可我知道,他們都還活著。你為什麼要問這個呢?」
扎拉望著心理醫生辦公室牆上掛的唯一一幅畫,若有所思地噘起嘴巴,說:「我想知道你是不是能幫到我。」她的語氣卻出人意料地誠懇。
心理醫生拿起筆,露出老練的笑容,說:「幫你什麼?」
扎拉回答說,她「睡不著覺」,雖然此前也找醫生開過安眠藥,但現在醫生不給她開了,讓她先做個心理諮詢再說。「所以我就來了。」扎拉說著拍了拍她的手錶,彷彿她才是那個按時計費的專業人士。
心理醫生問:「你覺得你的睡眠問題跟工作有關嗎?你在電話裡告訴過我,你經營著一家銀行,這似乎是個壓力很大的工作。」
扎拉說:「沒那麼嚴重。」
心理醫生嘆了口氣,問:「你希望通過我們的諮詢解決什麼問題呢?」
扎拉馬上提出自己的疑問:「我的情況屬於精神疾病還是心理疾病?」
心理醫生問:「你認為區別在哪裡?」
扎拉回答:「如果你覺得自己是海豚,那就是有心理疾病;如果你殺光了所有海豚,那就是精神病。」
心理醫生看起來很不自在。第二次跟扎拉見面的時候,她沒戴那隻海豚胸針。
第二次諮詢時,扎拉突然沒頭沒腦地問了一句:「驚恐發作是怎麼回事?」
心理醫生用只有心理醫生這種專業人士才能駕馭的方式回答:「這種症狀很難定義。但是,根據大多數專家的說法,驚恐發作……」
扎拉打斷了她,說:「不,我想知道你是怎麼想的!」
心理醫生不自在地在椅子上動了動,思索著各種備選答案,最後,她說:「我認為,驚恐發作是心理痛苦達到一定程度的表現,焦慮感強烈到引起了軀體的不適,迫使大腦無法……呃,這裡不知道該怎麼說,簡單打個比方吧——大腦沒有足夠的頻寬處理所有的資訊,導致防火牆崩潰。焦慮使我們不知所措。」
「你在工作方面可不怎麼專業啊。」扎拉嘲諷地說。
「為什麼這麼說?」
「我對你的瞭解已經超過了你對我的瞭解。」
「真的?」
「你父母從事的是計算機方面的工作,可能是程式設計師。」
「你怎麼……怎麼可能……你是怎麼知道的?」
「你有時候是不是會覺得丟臉啊?你是怎麼應付這種羞恥感的——你父母做的至少還是跟現實世界打交道的工作,你卻在研究那些虛無縹緲的……」
扎拉突然頓住了,似乎在尋找合適的詞,在某種程度上受到冒犯的心理醫生接話道:「虛無縹緲的……感覺?沒錯,我就是研究感覺的。」
「我本來想說的是‘垃圾’,不過,說‘感覺’也行,假如能讓你感覺好一點兒的話。」扎拉說。
「我爸是程式設計師,我媽是系統分析師,你是怎麼知道的?」
扎拉發出一聲不情不願的呻吟,彷彿在教一臺烤麵包機識字。
「這重要嗎?」
「是的!」
扎拉又對著烤麵包機呻吟了一聲。
「我讓你用自己的話講講什麼是驚恐發作,別扯什麼教科書上的定義,於是你就用了‘頻寬’‘處理’和‘防火牆’這樣的詞,它們不是特別常見的詞彙,可能是從父母那裡聽來的,假如你和父母的關係還不錯的話。」
心理醫生試圖奪回談話的主導權,她問:「這就是你在銀行業工作出色的原因嗎?因為你能讀懂人心?」
扎拉像百無聊賴的貓那樣伸了個懶腰。
「親愛的,看穿你可一點兒都不難。你這樣的人,永遠不會變得跟你們自己想象的那樣複雜。你們這代人其實什麼學科都不願意研究,只喜歡研究自己。」
心理醫生看上去有點兒生氣——也許並非只是「有點兒」而已。
「我們的任務是討論你的問題,扎拉。你說這些又有什麼用呢?」
「我想要安眠藥,我早就說了。配點兒紅酒送下去,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我不能開安眠藥,只有你的醫生才能開。」
「那我還來這裡幹什麼?」扎拉問。
「這個問題最好由你自己來回答。」心理醫生說。
她們就是這麼開始打交道的,毫無疑問,兩人的關係每況愈下,但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怎樣,心理醫生還是輕而易舉地對這位新病人做出了診斷,一點兒都沒費事:扎拉的病因是孤獨。不過她沒有直接說出來(心理醫生還有五六年的學生貸款要還,她借錢學了那麼多東西可不是為了當個腦子裡想什麼就說什麼的白痴的),而是向扎拉解釋,根據症狀表現,扎拉可能得了「神經衰弱」。
正捧著手機看新聞的扎拉頭都沒抬,說:「是啊,沒錯,神經衰弱是因為睡不著覺,所以給我開點兒安眠藥吧!」
心理醫生當然沒有照辦,反而提出了一大串問題,打算幫助扎拉從宏觀的角度觀察她的焦慮,其中一個問題是:「你擔心地球的未來嗎?」
扎拉回答:「不怎麼擔心。」
心理醫生鼓勵地笑了笑。
「這麼說吧,你認為這個世界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她問。
扎拉飛快地點點頭,用「答案顯而易見」的語氣說:「窮人。」
心理醫生友好地糾正道:「你是說……貧困。」
扎拉聳了聳肩:「好吧。要是這麼說能讓你好受點兒的話。」
諮詢結束時,扎拉沒和心理醫生握手。出門之前,她忍不住伸出手來,擺正了心理醫生擱在書架上的一張照片,重新排了排其中三本書的位置。依照職業規則,心理醫生不應該有最喜歡的病人——就算有的話,也絕對不會是扎拉。
直到第三次諮詢時,心理醫生才意識到扎拉是多麼的不對勁。扎拉說:「作為一種制度,民主制註定要失敗,因為只要故事編得好,白痴就什麼都相信。」心理醫生只能儘量無視這些胡言亂語,轉換話題,引導扎拉談談她的童年和工作,反覆追問她有什麼「感覺」:那件事發生時,你有什麼感覺?提到這個,你有什麼感覺?當你回想自己的感覺時,又有什麼感覺?那種感覺很難形容嗎?經過一番努力,扎拉最後終於感覺到了什麼。
她們又討論了很長時間別的話題,突然,扎拉像是在審視自己的內心那樣沉默了一會兒,當她終於再次開口說話時,聲音變得低沉而陌生。
「我得了癌症。」
整個房間陷入可怕的沉寂,連兩個女人的心跳聲都清晰可聞。心理醫生的手指滑落到記事本上,呼吸變得輕淺而急促,每次吸氣只敢填滿肺葉的三分之一。她連大氣都不敢喘,生怕發出一丁點兒聲音。
「我真的非常非常遺憾。」心理醫生終於開口道,她的聲音在顫抖,還帶著一絲經過深思熟慮的矜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