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炸彈。

那是一盒聖誕彩燈，有位鄰居把燈泡串起來掛在自家陽臺上。他本來打算等新年過後再把它們收起來的，但後來他和妻子吵了一架，因為她覺得：「燈泡的顏色有點兒多，不是嗎？別人家都用白色的燈泡，我們為什麼要用這麼多彩色燈泡？還一閃一閃的，把家裡弄得像個妓院。」他忍不住嘀嘀咕咕地說：「你去過有一閃一閃小彩燈的妓院嗎？」妻子揚起眉毛，出其不意地拷問道：「這麼說你去過妓院？要不然怎麼這麼瞭解妓院是什麼樣的？……」最後他走到陽臺上，關掉了該死的彩燈，這場爭吵才結束。但他不願意費事把箱子搬進地下室的儲藏間，所以就把它們留在了公寓門外的樓梯平臺上，然後和妻子去了她的父母家慶祝新年，繼續爭論妓院的事。裝彩燈的箱子留在門外，擺放的地方恰好就在銀行劫匪劫持人質那套公寓的樓下。故事的開頭，郵遞員走上樓梯時，突然看到拿著武器的銀行劫匪闖進了大門敞開、供人看房的公寓，郵遞員嚇了一大跳，慌里慌張地往樓下跑，結果被裝彩燈的箱子絆了個趔趄，還把箱子裡的一根電線給帶了出來。

這箱東西看起來不像炸彈，實際上也並非炸彈，就是一箱被翻亂了的聖誕彩燈而已。可高度戒備的吉姆看到它時，卻覺得它可能就是炸彈，尤其對只聽說過炸彈卻沒見過真東西的人來說，那就更像了。對沒見過妓院的人而言，道理也是一樣的。又比如說，一個怕蛇的人坐在馬桶上，突然感到後背竄過來一小股涼氣，八成會自動聯想到——「有蛇！」當然，這樣的推斷既不合邏輯，也沒有道理，但假如各種奇奇怪怪的恐懼症既符合邏輯又很講道理的話，就不能叫作恐懼症了。比起聖誕彩燈，吉姆顯然更怕炸彈，而且你的大腦和眼睛有時也會打架，這或許就是老警察把彩燈當成炸彈的原因。

所以，兩個警察一直在街上站著，守著可能有炸彈的公寓樓。吉姆在谷歌上查資料，傑克給公寓的賣家打電話，打聽公寓裡大約會有多少看房的人。賣家是個年輕的媽媽，跟家人住在另一個城鎮，她說這套公寓是自己繼承來的，她已經很久沒來這邊看看了。對於看房的詳細情況，她一無所知，「完全由房產經紀人負責」。然後傑克打電話給警察局，跟去那兒報警的咖啡廳的那個女人通話，她是看見劫匪的那個郵遞員的妻子。遺憾的是，傑克沒得到多少線索，只聽說銀行劫匪「蒙著臉，小矮個。但也不是很矮，只是一般矮！也許不能說矮，只能說個頭一般！至於什麼叫‘一般’？我也說不準」！

根據這一點點資訊，傑克試圖制訂一個計劃，可沒等有什麼進展，他的上級就來電話了——因為傑克沒能馬上向上級提交一份計劃——電話裡說，上級已經給上級的上級打了電話，對方又聯絡了上級的上級的上級，所有的上級一致同意，最好的辦法就是立刻請求斯德哥爾摩派人支援。只有傑克不同意這麼做，因為他平生頭一次想要自己處理好這樣的事。他建議上級派他和吉姆進入樓梯間，到樓上的那套公寓裡去，看看能不能跟銀行劫匪搭上話。儘管疑慮重重，上級們還是同意了，因為傑克是那種受到其他警察信任的警察。不過，站在一旁的吉姆聽到電話裡傳出上級的咆哮，說他們應該——「非常非常小心，確保樓梯間裡沒有炸藥和別的什麼垃圾，因為這件事可能不止跟劫持人質有關，還可能涉及恐怖活動！你們見沒見過攜帶著可疑包裹的人？還有留著大鬍子的傢伙？」傑克聽了沒當回事，因為他還年輕，但吉姆非常在意，因為他是做父親的。

電梯壞了，於是他和傑克走了樓梯，爬樓的過程中，他們敲響了沿途的每一扇門，察看是否還有待在公寓樓裡的鄰居。沒有人在家，因為這是新年的前兩天，該上班的都得上班，不用上班的出門做更好的事了，其餘的人不知是聽到了警笛，還是從陽臺上看到了記者和警察，總之他們紛紛跑到了樓下，看看出了什麼事。（他們中的有些人其實是擔心大樓裡有蛇，因為最近網上有傳言說，附近城鎮的某座公寓樓的廁所裡出現了一條蛇，由此可以推測，一座公寓樓裡出現蛇的機率差不多與出現劫持人質事件的機率相當。）

爬到樓梯平臺上擱著裝聖誕彩燈和電線的箱子那一層時，傑克和吉姆看到了箱子，吉姆害怕極了，一下子閃到了腰（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吉姆最近打噴嚏時已經閃到過一次腰，這回竟然又閃了一次），但他還是忍住疼痛，猛然把傑克往身後一拉，從牙縫裡噴出氣來說：「炸彈！」

傑克以做兒子的特有方式翻了個白眼，說：「那不是炸彈。」

「你怎麼知道的？」吉姆狐疑地問。

「炸彈不是那樣的。」傑克說。

「也許人家制造炸彈的就打算這麼迷惑你呢。」

「爸爸，冷靜點兒，那個真的不是……」

假如傑克是別的同事，吉姆很可能早就催促對方繼續爬樓了，也許這就是有人覺得父子之間不適合做同事的原因。他對兒子說：「不，我要給斯德哥爾摩打電話。」

因為這個，傑克永遠都不會原諒他。

上級和上級的上級——總之就是那些比他們權力大的傢伙——立刻命令兩個警察回到街上，等待支援。然而即便是在大城市，支援都很難馬上來到現場，因為誰會在新年的前兩天搶銀行？還跑到看房現場劫持人質？「還有，誰又會在新年的前兩天安排客戶看房？」兩個警察的某位上級心想。一群警察拿著對講機互相掰扯了一通之後，一位斯德哥爾摩的談判專家給傑克打來電話，說由他來負責整個行動，他正在車上往這邊趕，還有幾個小時才能到——但傑克必須知道，在談判專家抵達之前，對方究竟希望他怎麼「遏制局勢」。聽談判專家說話的口音，那傢伙絕對不是斯德哥爾摩來的，不過這倒沒關係，因為如果你問吉姆和傑克，他們會說，「斯德哥爾摩人」這個身份只是某種心態的象徵，而不是地理來源的界定。「不是所有白痴都是斯德哥爾摩人，但所有斯德哥爾摩人都是白痴。」警察局的人經常這麼說。這顯然極其不公平，因為白痴有可能變得不那麼白痴，斯德哥爾摩人卻沒法變成非斯德哥爾摩人。

跟談判專家談過之後，傑克甚至比他上次和寬頻客服打交道時還要生氣，而吉姆感到自己責任重大，因為兒子現在還沒有機會證明他有能力逮住銀行搶劫犯。因此，這一天餘下來的時間裡，父子倆做出的選擇完全是由這兩種不同的感受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