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後，年輕的警察站在訊問室外面的走廊上，他爸爸依然跟房產經紀人待在訊問室裡。他媽媽毫無疑問是對的：他和他的父親永遠不該在一起工作，這樣註定會有麻煩。他沒有聽她的，因為他從來不聽。當她累了或者喝過幾杯酒的時候，偶爾會忘記掩藏自己的情感，她會看著自己的兒子說：「有時候我真覺得你從來沒從那座橋上回來過，親愛的。你還在努力拯救那個站在欄杆上的人，哪怕現在和那時一樣不可能。」這也許是事實，但他不願多想。十年過去了，他還是會做噩夢。警校畢業、考核、輪班、深夜加班……他在警察局的工作贏得了每個人的讚譽——但他的父親除外。於是他更頻繁地深夜加班，用更多的工作淹沒自己，甚至開始厭惡無所事事的狀態。他習慣在黎明時分腳步踉蹌地回家，穿過賬單成堆的客廳，走向空蕩蕩的床鋪，用安眠藥和酒精麻痺自己。在那些一切都變得難以忍受的晚上，他會出去夜跑，在黑暗、寒冷和寂靜中狂奔幾英里，腳步如同越來越急的鼓點，敲打在人行道上，但他從來沒有確定的目的地，也不打算完成任何目標。有的人跑起來像獵手，而他跑得像獵物。筋疲力盡的他最終會蹣跚著回家，開始工作，重複前一天的迴圈。有時候幾杯威士忌足以讓他睡著，早晨洗個冷水澡就能讓他清醒，而在半夢半醒之間，只要能鈍化皮膚的痛感，止住在胸口湧動、尚未抵達喉嚨和眼睛的淚水，他願意拿任何東西來換。然而同樣的噩夢總會重現：風拉扯著他的夾克，男人的鞋底蹭過欄杆，發出刺耳的刮擦聲，男孩的尖叫聲響徹水面，聽上去和感覺起來都不像是他發出的，反正他也幾乎聽不見——當年的他實在過於震驚，甚至現在也依然如此。

今天，人質被釋放、公寓裡傳出槍響之後，他是第一個衝進去的警察。他跑進客廳，踩過沾滿鮮血的地毯，扯開陽臺的門，站在那裡，若有所失地往欄杆外面看，因為無論在別人看來多麼不合邏輯，他的第一個直覺和最大的恐懼是：「他跳下去了！」不過，下面什麼都沒有，只有記者和好奇的本地人，他們正透過手機的鏡頭窺視著他。銀行劫匪消失得無影無蹤，警察獨自站在陽臺上——在那兒，他能一直看到那座橋。現在，他站在警察局的走廊裡，連擦掉鞋子上的血都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