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主人公辛克萊經歷過暴力行為（被比他大的男孩敲詐），但這沒能讓他更好地認識世界。在他看來，「惡的」就是「墮落的」（這就是傳教士語言）：代表惡的不是仇恨，不是矛盾，不是每個人身上都帶有的並且辛克萊也親身經歷過的殘暴，而是奇奇怪怪的瑣事，比如說在酒館喝酒。

黑塞小時候從父母那兒學到了「把惡視為墮落」這種特別的觀念，但是這個觀念並沒有紮根於他的人格之中，而是像一個異物。因此在小說中「糅合了神性與魔性」的阿布拉克薩斯神出場之後，發生的所有事情都離奇地變得疏遠了，不再觸動我們了。惡在此「藝術地」與善結合在了一起。這似乎對辛克萊來說是陌生的、危險的、不熟悉的東西，但是他沒有從中走出來，因為「墮落」早已和恐懼與罪惡感捆綁在了一起，也從情感上被佔據了。他想消滅內心的惡：

「又一次，我發自內心深處地，試圖從崩塌的生命階段的廢墟中建立一個光明的世界；又一次，我整個人只有一個願望：消除我心中的黑暗和邪惡，完全沐浴在光明中，跪在諸神面前。」

在1977年於蘇黎世舉辦的紀念黑塞百年誕辰的展覽上，人們可以看到一幅掛在黑塞床頭並伴隨他長大的圖畫。畫的右邊是一條通往天堂的「正確的」道路，路上充滿了荊棘、困難與痛苦。左邊是一條舒適愜意的道路，卻不可避免地通向地獄。在這一條路上，酒館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大概虔誠的女性想借此威脅她們的男人和兒子，好讓他們少去這種地方。這些酒館在小說《德米安》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這非常荒誕，因為黑塞從沒想過在酒館喝得酩酊大醉，但是他想要突破父母狹隘的價值觀。

每個孩子最初的關於邪惡的設想都來源於父母所禁止的、忌諱的、害怕的東西。他必須經歷一段很長的過程，才能真正從中解脫，才能發現自己內心的「邪惡」，並且不再把它們視為「墮落的」「有害的」東西，而是把它們當作一個鮮活生命身上的某一面。沒有人能夠完完全全擺脫邪惡，即使他們通過堅決否認來幻想自己能夠做到這點。或許黑塞在青春期時也不得不過著像他父親那樣被否定的、分裂的、「墮落的」生活，並嘗試在他的書中描繪這種生活。或許正是因為這樣，他小說中的許多地方才不那麼容易理解。但通過閱讀他的小說，我們瞭解了黑塞小時候所忍受的那種家庭氛圍，而且他還無法從中解放出來，因為他很小的時候就必須將這種氛圍內化到心裡去。失去愛的客體的威脅在多大程度上阻礙了黑塞尋找真實自體？讀了《德米安》中的下面這段話，就會知道答案：

「有時候我們並非出於習慣，而是憑著最本真的衝動獻上愛和崇敬，我們全心全意地願意充當追隨者和朋友，但就在這些地方會產生一些苦澀而可怕的瞬間——我們突然認識到，自己內心情感的洪流想要把我們從所愛之人那裡沖走。每一個拒絕朋友和老師的想法都將毒針刺向我們自己的心靈，每一次反抗都是抽自己的耳光。所有自認良心未泯的人心中此時都會響起羞恥的呼喊，給自己打上羞恥的烙印：‘不忠！’‘忘恩！’受到驚嚇的心靈充滿恐懼地逃到童年道德的可愛的峽谷，不敢相信，自己竟然違背了它們，竟然想要毀掉這樣的紐帶。」

在《童心》一文中，黑塞這樣寫道：

「如果要追溯所有的情感和情感之間痛苦衝突的根源，並用一個詞來描述它，我覺得沒其他詞比恐懼更合適。就是恐懼，恐懼與不安，這是我在每一個童年幸福幻滅的時刻所體會到的：懼怕懲罰、懼怕自己的良心、懼怕被我視為違禁的情感衝動。」

在小說《童心》中，黑塞帶著理解，溫情脈脈地敘述了一個11歲男孩的情感。這個男孩為了能讓自己身邊有一些屬於父親的東西，就從父親的房間偷來了一些無花果乾。罪惡感、恐懼與絕望折磨著孤獨的他，最終，當他的「惡行」被揭發後，他感受到了深刻的恥辱與羞愧。黑塞講述的這個故事非常生動，讓人忍不住猜測這是發生在黑塞童年的真實的故事。而他母親於1889年11月11日寫下的一張便籤更是印證了這個猜測，上面寫著：「赫爾曼偷無花果的事情被發現了！」

從他母親的日記以及自1966年起公佈的父母與其他家庭成員之間大量的信件往來中，足以看出小黑塞艱難的生活歷程。黑塞和許多他這一類人一樣，因為自己豐富的內心世界而讓父母難以忍受。孩子的天賦（強烈的情感、深刻的體會、好奇、聰慧、靈敏）通常會讓父母面對矛盾。他們一直想用規章制度來約束孩子的天賦，不惜以孩子的成長為代價來換得規則的維護。這就導致了一個看似矛盾的情況——他們一方面為天資聰穎的孩子感到驕傲，甚至羨慕孩子，另一方面卻出於無奈而去反對、壓抑甚至摧毀孩子身上最美好、最真實的東西。黑塞的母親說過的兩段話展現了這種摧毀的行為是如何與親切的關懷糅合在一起的：

1.（1881年）「赫爾曼上幼兒園了，他的暴脾氣簡直讓我們難堪。」那時黑塞三歲。

2.（1884年）「教育黑塞這小子勞神又費力，不過他現在的表現好多了。從1月21日到6月5日，他一直在男生宿舍待著，只有禮拜天才和我們在一起。他在那兒很乖，但回來的時候臉色蒼白，瘦不拉幾的，還很消沉。效果還是非常好的，他現在比以前更容易對付了。」這時黑塞7歲。

更早以前，在1883年11月14日，黑塞的父親約翰內斯·黑塞（johanneshesse）曾寫道：「赫爾曼被認為是男生宿舍的道德模範，可有時候他真不好對付。我認真考慮過是不是要把他送到一個教育機構或者其他家庭去，但這樣對我們來說太羞恥了。我們對待孩子太緊張了，無法震懾住他，家裡也沒有個規章條例。他似乎對一切事情都有天賦，他會觀察月亮和雲朵，即興演奏風琴，用鉛筆和鋼筆畫出美麗的圖畫，想唱就唱，並且句句都押韻。」

從《赫爾曼·勞舍爾》（hermannlauscher）一書中，我們看到黑塞將他的童年與父母完全理想化了，拋棄了原本叛逆、難對付、讓父母討厭的自己。他無法與自體中這一重要的部分共存，不得不將它驅逐出去。或許正因如此，他對真實自體強烈、真誠的渴望從未得到過滿足。

黑塞的作品以及許多信件，特別是他在斯特滕精神病院寫的那封信，都表明了黑塞並不缺乏勇氣、天賦和體會的深刻性。但他父親對那封信的回覆、他母親寫下的便籤以及從《德米安》和《童心》中摘錄的片段都讓我們看到了，父母留給他的沉重的內心投射已經成了他的命運。儘管他收穫了巨大的成功，得到了諾貝爾獎，卻在成年後飽受與真實自體分離而導致的痛苦折磨，而醫生將這簡單稱為憂鬱症。

在孩子生命的最初幾年中，母親是他認識社會的媒介

如果我們告訴病人，他的反常行為在其他社會中根本不被當成是問題，只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是病態的，會導致束縛和壓迫，那麼我們雖然講出了部分事實，但是這對於病人沒有多大幫助，因為病人覺得自己身為一個獨一無二的個體被忽視和誤會了。他真實的悲劇甚至可能會因為這樣的解釋而被低估。真正需要被理解的，是他的強迫性重複和這種行為背後所表明的情況。這種情況是由社會的束縛所造成的，但是它不會作為抽象的認知留在內心，而是通過孩子與母親之間最初的情感體驗銘刻在心中。因此，它不能通過言語來解決，而是隻能通過體驗，且不僅僅是通過成年後帶有糾錯性質的體驗，更主要的是體會到小時候所害怕的來自自己深愛著的母親的鄙視，以及由此產生的憤怒和悲傷。僅僅靠言語，就算解釋得再好，也只會保持甚至加重病人的分裂。

因此，如果我們只是告訴病人，我們的社會多麼荒謬、病態、充滿剝削，並且這導致了他的神經症和反常行為，那麼我們幾乎無法使病人擺脫他嚴重的內心投射。就算我們講的是實話，也不會起作用。弗洛伊德有一位病人因為看不透這個社會對性的虛偽而患病。我們自己就能夠識破的東西，並不會讓我們生病，但可能會引起我們的憤怒、悲傷或者無助感。使我們患病的，都是那些看不穿的東西，是我們從母親的眼中看到，並吸收進自己內心的社會約束，並且我們無法通過閱讀與學習讓自己從中解脫。換言之，我們的病人都很聰明，他們從報刊和書籍中瞭解到了擴軍備戰的荒唐、資產階級的剝削、外交的虛偽、權力的傲慢與操縱、弱者的迎合以及個體的無助，並對這些問題有自己的見解。但他們無法看見的，是在他們還小時，他們深愛的母親所做的荒謬的事。我們不可能記得父母的這種態度，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是他們的一部分。只有在精神分析中，當時的那種互動才能被體會到，父母的約束才能被逐漸地被看透。

被虐待、囚禁、剝削、約束、馴服的孩子產生的無意識憤怒可能促成一次政治行動。在與機構的鬥爭中，這種憤怒可以得到部分的發洩，但在這個過程中對於童年時自己母親的理想化卻不一定會被放棄。以前的依賴會轉移到一個新的客體上去。但如果病人在精神分析中體會到了幻想破滅以及隨之產生的悲傷，那麼這就不會導致反社會或反政府行為，而是隻會讓病人從強迫重複的行為中解放出來。

當病人瞭解到自己的事實真相後，就沒有必要為了逃避它而不斷地陷入幻想與否定中。然後我們就會明白，我們一生都在害怕和抵制一些根本不會再發生的事情，因為這些事情在我們毫無抵抗能力的生命初期早就發生過了。創造力也是如此。創造力的前提是體會悲傷，而不是我們經常認為的神經症。許多藝術家都相信，精神分析會奪走他們靈感。

假設一個精神分析師試圖通過把患者嚴苛的超我歸因於服務某種資本利益的社會規則，來讓病人擺脫他的罪惡感。這種解釋沒有錯，社會不僅壓制我們本能慾望，還壓抑我們的某些情感（比如憤怒）和（對於尊重、鏡映的）自戀需求。如果成年人能夠體會這些情感，如果孩子的自戀需求能夠得到滿足，那麼他們就能獨立自主，獲得情感的力量。然而，這會損害當權者的利益。這類壓制或者被迫的迎合不僅僅存在於辦公室、工廠或者黨派中，我們從出生後的幾周內就能感受到這些。隨後，它們會被內化和抑制，根據它們的特點，用任何論證都無法動搖它們。因為迎合與依賴的本質不會發生任何改變，而僅僅是迎合或依賴的客體變化了。

如果病人嚴苛的超我可以被分析師寬容的超我替代，治療就會取得短暫的效果。但是精神分析的意義並不是要糾正病人的命運，而是讓病人認識到自己的命運，併為之感到悲傷。病人必須在移情中、在內心中找到他童年時期的父母，並有意識地體會到父母的操縱與鄙視，這樣才能從中解脫。只要他一直帶著分析師寬容的替代性超我過活，父母鄙視他的內心投射還是一成不變，因為這些內心投射仍然藏在潛意識之中。它雖然會表現在病人與自己和他人的關係中，並不斷折磨病人，但是卻拿它毫無辦法。正如弗洛伊德所說的，無意識的內容是永恆的，一成不變的。只有當這些內容變成有意識的，才會發生改變。

鄙視者的孤獨

自戀障礙的病人可能在生活中鄙視過許多人，例如「愚蠢弱小的」弟弟妹妹或者沒有教養、什麼都不懂的父母。所有的鄙視都有一個共同的作用，那就是抑制自己不願表現出來的情感。鄙視弟弟妹妹，常常是因為嫉妒他們；鄙視父母，能夠幫助病人逃避無法理想化父母形象的痛苦。鄙視也可以保護其他的情感，但當這些情感被體會到時，鄙視就不再起作用了。比如說，追求異性遭拒而感到羞恥，在與同性父母的競爭中感到自己敗下陣來，最主要的是體會到無法支配客體而產生的自戀性憤怒。只要我們鄙視他人，高估自己的成就（「我能做的，他做不了」），那我們就不會為「得不到成就，就得不到愛」這一事實而感到悲痛。可是，逃避這種悲痛就意味著我們實際上是被鄙視的人。因為我需要鄙視一切在我看來不偉大、不夠好、不聰明的東西。如此一來，我就在內心裡一直保持著童年的孤獨：我鄙視無助、弱小和不安——總之，就是我自己和別人心中那個無助的孩子。

病人在治療初期很少直接地表達他對分析師的鄙視。一開始，他的鄙視都有意識地針對其他人。例如，他想：「我才不需要任何孩子氣的情感，那些是弟弟妹妹才有的，因為他們沒有我的聰明才智。本來這些也就是感性的東西，真是可笑。我是成年人了，會思考，會行動，也能夠影響到我周圍的人。我不需要體會無助感、依賴感。要是我感到害怕，我可以做些事來讓自己不那麼害怕，或者我可以試著理性地理解害怕。我的理智就是我可靠的伴侶。」

看上去一切都很正常。但是病人接受精神分析，是因為儘管他有如此明顯的優越感，他仍覺得孤獨，仍然飽受溝通障礙、強迫症或者變態行為的困擾。一旦他開始接受精神分析，我們就會明白，鄙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保護了他，讓他不用面對自己的情感。似乎病人對分析師的鄙視很早就開始了，但是直到他尋找到自己整個情感世界的廣泛根基，並能接受自己的矛盾情感，我們才能接觸到他對分析師的鄙視。十分重要的一點是，分析師不能因為自己受到侮辱而向病人展現自己的優越感，進行挑釁。自大的成功人士目空一切，甚至鄙視自己的真實自體。因為他們的鄙視表明他們認為：「一個人如果不具備我的品質，那這個人就一無是處。」這也意味著：「假如沒有這些成就和天賦，我根本無法得到愛，也不會被愛過。」因此，弱小無助、任人擺佈、討人厭、難對付的孩子就只能遭人鄙視。自大也維持了「我是被愛的」這一幻想。

一些人在自大的虛偽自體中裝出一副被愛的樣子，他們會被抑鬱型自戀障礙患者羨慕嫉妒，儘管後者會受到前者的鄙視。然而，我們並不能依據這一點對病人進行分組歸類，因為自大和抑鬱本質上表現的是同樣的問題。

當病人開始為那些無法挽回的東西感到悲傷時，鄙視就逐漸開始消失。鄙視也是用來否定既往的事實的。畢竟如果認為因為別人太愚蠢，所以無法理解我們，這樣我們會少一些痛苦。我們還可以盡力向他們做出解釋。這就是科胡特所說的，理想化自體客體失敗之後，自大的自體必須被佔有的過程。至少在幻想中可以找到出路。藉助自己的自大，病人可以挽救自己的權威，自己得到理解這一幻想也會儲存下來（「只要我能夠恰當地表達自己」）。

如果放棄這一努力，就不得不體會到，另一面的東西是如此之少，以及人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投身於其他事情。人們體會到，理解本身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的命運和童年都有各自不同的烙印。很多父母有時無論如何也無法理解自己的孩子，因為父母受到與他們父母在一起的生活經歷的影響，並且與孩子是不同的一代人。如果他們在不理解孩子情感的情況下，依然能夠尊重這些情感，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但是「理解的不可能性」並不是要去鄙視什麼，而是一種促成妥協的認知，當然這種認知是很難獲得的。讓我們來看一個具體的例子。

一位病人因為折磨著他的強迫行為而尋求第二次精神分析治療。他反覆夢到自己站在一個瞭望塔上，這個瞭望塔在他喜歡的城市邊緣的一攤沼澤地上。在那裡，他能把整個城市盡收眼底，但他感覺很傷感，很孤獨。塔裡有電梯，但要登塔卻極為困難，要麼沒有門票，要麼障礙重重。現實中，這個城市沒有這座塔。毫無疑問，這是病人夢中的景色，並且病人對它瞭如指掌。在上一次的治療中，這個夢的陽具崇拜的含義已經被顧及到了，從這個方面去考慮也不算錯。但這樣明顯還不夠，因為這個夢和孤獨感反覆出現。用本能衝突來解釋完全沒有效果，強迫症的症狀在病人身上依然存在。

在我們嘗試了很多治療方法之後，病人的夢才開始有變化，並最終發生了決定性的改變。一開始，病人很驚訝自己在夢中得到了一張門票，但是這座塔卻被拆除了，再也看不到全景了。相反，他看見了一座連線沼澤地和城市的橋。他可以徒步去城裡，雖然看不到全景，但也能看到一些近景。這位有電梯恐懼症的病人覺得輕鬆了很多，因為他在夢中也很怕乘坐電梯。他覺得，他現在不再依賴於那種看到全景、俯瞰一切、高高在上、比別人聰明的感覺了，他終於可以正常地用腳走路了。

病人在治療快結束的時候，夢到自己突然坐在了瞭望塔的電梯裡，像坐著纜車一樣往上升，然而他並沒有感到恐懼，這讓他非常意外。他很享受，出了電梯之後，外面很奇怪，圍繞著他的是五彩斑斕的生活。這是一片高原，放眼望去，可以看到山谷。但是高處也有一座城市，街上的市場售賣著各式各樣的商品；學校裡孩子們在練習芭蕾，他也可以參與其中（這是他童年的夢想）；一群人談笑風生，他與他們坐在一起，侃侃而談。他覺得自己作為真實的自我融入了這個集體。這個夢令他印象深刻，也讓他感到愉悅。他說：「以前我關於瞭望塔的夢展現的都是我的孤立與孤獨。我是家裡兄弟姐妹中的老大，凡事都要衝在前面。我的父母還沒我聰明，在涉及才智的方面，我總是孤苦無依的（病人深愛的那座有塔的城市也是歐洲的智力中心）。一方面，我不得不展現出我的知識，好讓自己被認真對待；另一方面，我又要把我的知識藏起來，以防父母說：‘你讀書讀得昏了頭腦了。你以為自己上了點學就比別人優秀了？要是沒有我們的辛勤付出，你哪會有今天的成績？’這讓我有種罪惡感，我想把我的過人之處、興趣天賦都隱藏起來。我想和旁人一樣，但這樣是對我自己的不忠誠。」所以，病人尋找著他的塔，與各種障礙（登塔之路、門票、恐懼等）鬥爭。當他登上了塔頂，也就是說，當他比別人聰明時，他覺得自己很孤單。

一對常見的矛盾是，大人出於嫉妒對孩子採取競爭的態度，同時又鼓勵孩子取得更高的成就，併為孩子的成功感到驕傲。所以病人不得不尋找自己的「塔」，也不得不面對各種障礙。在治療中，他體會到了針對成績壓力的反抗，於是在治療後的第一個夢中，那座塔消失了。他放棄了俯瞰一切的自大幻想，並能接近那座「他喜歡的城市」（他的自我）中的各種東西。當他第一次成功地在藝術行業中表現自我，感受自我，並得到熱烈的回應時，他做了第二個夢。這一次，父母不再是以他害怕的那種嫉妒、驕傲的形象出現，而是自己真正的夥伴。他的那座「塔」消失了，隨之而去的是對他人的鄙視。

直到現在他才明白，因為鄙視別人，他自己孤立了自己，也與他的真實自體（至少是自體中無助、不安的部分）分離了。將人格中的這一面融入自身，幫助他勇敢地換了一份讓自己愉快的職業。經過五年的精神分析治療，病人懷著豐富、強烈的情感意識到了他俄狄浦斯期的命運，而這種情感的強度和豐富程度，是別人在以前那個目空一切、冷淡清高、理智聰明的他身上所看不到的。

擺脫鄙視的內心投射

性變態行為與強迫症並不是延續當初被鄙視的悲劇的唯一可能，還有無數種有細微差別的形式。孩子因為無法支配母親，因為母親否定他的自體而產生自戀憤怒，其表達方式跟母親否定他的方式是一樣的。

一個人可以有多種方式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把自己童年遭受的歧視傳播給別人。例如，有些人從不破口大罵，出口成「髒」，顯得友善高雅，然而他們總是傳遞給別人這樣一種感覺，好像別人都很可笑、很蠢、很吵鬧，反正與他們相比都太平庸。他們自己並不知情，也肯定不想這樣，但他們的確散發著這種感覺。這背後的原因肯定是父母的態度留在他們心中的投射，而他們從沒有意識到這種投射。在精神分析治療中，這類父母的孩子總是感覺指責別人很困難。

還有些人十分友好，甚至有時候會擺出一副恩人姿態。有他們在場，大家會覺得自己像空氣一般。他們給人的感覺是，似乎只有他們是存在的，只有他們講的事情是有趣的或者重要的。其他人只能站在一旁羨慕著他們，或者悲嘆自己的無用，卻無法在他們身旁表現自己。這些人可能是自大的父母的孩子，他們小時候在與父母的競爭中沒有任何勝算。長大後，他們無意識地向周圍的人散佈這種競爭的氛圍。

還有的人小時候比他們的父母還聰明，因此雖然被父母羨慕，但是遇到問題卻只能自己解決，因為父母比不上他們。這類人雖然能夠讓別人感受到他們的潛能，卻也讓人感覺自己被敦促著用智慧去化解無助感。在他們身邊，大家感覺自己的困難沒有被看見，就像這些人的父母看不到他們的困難一樣，他們不得不時刻保持強大，不能去展示自己的苦惱。

由此我們也可以理解，有些教授明明可以清楚地表達自己，卻偏偏用一種複雜難懂的語言去表述自己的觀點。而學生要理解得花費很大工夫，卻也沒有多大用處。或許學生能體會到他們的老師小時候在父母身邊不得不壓抑的情感。要是學生以後也當了老師，他們可能會把這些無用的知識當作珍寶（因為學到這些知識要付出很多）再教授給他們的學生。

如果病人可以意識到他內心活動的客體，這將有助於精神分析治療取得成功，同時這也是與內心投射分離的前提。讓我們來看一個例子：曾有位病人在治療的某一階段突然開始輔導她聰明的十歲大的女兒寫家庭作業，儘管她女兒完全可以獨立完成。她這麼做的動機是老師在家長會上給出的一般性建議。但是很快，孩子在學習方面不再主動、自覺，她感到不安，學習成績也受到了影響。現在母親完全有理由繼續輔導孩子的功課了。病人的母親是一位教師，她對自己的教育天賦感到十分自豪。就像她自己所說的，她善於發掘每個孩子的天賦。她屬於那種沒有安全感的母親，恨不得要手把手教孩子說話和走路。我們很早就瞭解這件事了，因為病人在移情的過程中多次將我當作了她的母親，並幻想在她的治療取得效果時，我關注的不是她，而是我自己的成功以及我對自己的認可。隨後，她回憶起了與母親在一起的時光，並在夢中也經歷了這些場景，這一切都印證了她的猜測。但這還不夠，病人還得在她的內心找到母親，並且體會到，母親多麼害怕孩子讓自己在老師面前丟臉。她討厭自己干涉女兒生活的衝動，她覺得這是一種陌生的感覺，但沒法擺脫自己的衝動。最終，她在夢裡得到了幫助。在夢中，她感受到了二戰結束後母親的處境。她現在可以想象，她的母親作為一個年輕的寡婦，當時是如何帶著女兒艱苦度日的，又是怎樣因為工作忽視了自己的孩子而受人非議的。因此，她唯一的孩子，也就是我的病人，必須更加完美。然而現在病人女兒的家庭狀況與以往大相徑庭。當病人意識到這種差異時，她想要操控孩子的那股衝動就消失了。有一回，她說：「我是不同的人，有著與我母親不同的命運。」後來，不僅老師，連她的丈夫和鄰居們也自覺地不再給她提一些所謂的「好建議」，定一些被裝扮起來的規矩。

在每一次的精神分析治療中，我們都會遇到病人一直壓抑的需求、恐懼、憤怒、批評或者嫉妒等情感首次爆發的時刻。這些情感通常以一種病人不待見，甚至一生都在抵制或恐懼的假象出現。在病人能夠發展出自己的批評模式之前，他會效仿父親說一些令人討厭的話或者發牢騷。而他長期以來壓抑的焦慮感也正像他母親疑神疑鬼的憂慮。病人必須在自己內心之中發現他竭力逃避、折磨著他的「邪惡」，並與之達成和解。為了從折磨之中部分地解脫出來而承認這種個人印記是自己的命運，這或許需要無盡的哀悼工作。

當病人從情感上體會了自己的童年，並重獲活力，治療的目的就達到了。我們必須讓病人自己決定，他是否願意有一份固定工作，想一個人生活還是和伴侶一起過日子，是否願意加入黨派，加入哪個黨派等等。他的人生經歷、經驗會在這些抉擇中起到作用。讓他適應社會、教育他或者為他介紹朋友，這些都不是我們的任務，而是他自己的事情。

當病人在治療中多次有意識地體會到（不僅僅是通過分析師的解釋而感受到）他小時候在接受教育時是如何被操控的，以及這在他的心裡埋下怎樣的報復慾望，那麼他就能比以前更快地識破操控，也會摒棄操控他人的需求；當他在移情中體會到童年的無助感，他在團體生活中就不會無助地任人擺佈或者百依百順；當他清晰地感受到他當初是怎樣把父母說的每一句話都奉為至理名言的，他就不太會陷入理想化他人和制度的危險中。如此一來，他可能會在聽講座或者閱讀一本書的時候，感受到和當初一樣的兒童般的著迷與羨慕，但同時也會看出這背後潛藏的空虛或者人性的悲劇，併為之顫抖。別人無法再用花哨而難以理解的言語去愚弄這類人，因為他們通過自己體會、自己感受，已經長大成熟了。最後，有意識地忍受了自己悲劇命運的人，能夠更清晰、更迅速地感受到別人的痛苦，即使別人仍然在遮遮掩掩。他不會嘲諷別人的情感，因為他能夠認真對待自己的情感。他也不會將鄙視的惡性迴圈再繼續下去。

這一切並不是我基於自己的願望或思想而對病人提出的要求，而是我在精神分析治療中得出的經驗，也是病人在重獲活力之後的真實寫照。

【註釋】

德國《明星》週刊屬於世界最重要的媒體集團之一貝塔斯曼集團，是德國目前最大的時事社會生活雜誌，迄今已連續發行50餘年。

黑塞在短篇小說《童心》中寫道：「父母的所作所為讓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似乎是完美的，他們就是半個神，我們小孩子只不過是渣滓廢物罷了……總是在幾天、甚至幾小時之後，就發生了那些本不該如此的事情，那些不幸的、傷感的、羞恥的事情。我總是一次又一次地從倔強的、高尚的決心和誓言走出來，又無可避免地陷入罪惡與無恥、平庸與粗鄙中去……為什麼總是這樣？別人會不一樣嗎？」

黑塞在他的作品《赫爾曼·勞舍爾》中提到，「如果現在童年還能撩動我的心絃，那它肯定是一幅鑲著金色邊框的深色調圖畫，裡面充滿了茂盛的栗子樹與榿木，晨光熹微，遠方重巒疊嶂，依稀可辨。我人生中所有被賜予短暫而遺世般寧靜的時刻，所有在壯麗的群峰間孤獨的漫步，所有意外的小幸運與不摻慾望的愛讓我忘卻昨日與明日的片刻，比起把它們比喻成這幅我人生早期的綠意盎然的圖畫，我不知道還能給予它們怎樣一個更加美好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