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迫症中自體表達的破碎

如果我們不侷限於只啟發患者的認知層面或者是增強他的防禦機制（在某些心理治療中這是非常重要的），那麼我們必然就會和每一個患者共同踏上一段新的發現之旅。發現的不是一座偏遠的大陸，而是一座從沒有存在過的大陸。在發現以及佔據的過程中，它才開始存在。陪伴患者走過這段旅程，是一種迷人的經歷，只要我們沒有先入為主地用已知的概念去對這塊大陸進行殖民。我們總是對未知懷有恐懼，傾向於繞過不理解的東西。患者通過體驗自己的感覺和需要來逐步發現他真正的自體。在這個過程中，分析師也需要接受和尊重患者的這些感受，即便分析師還沒有真正理解它們。

在上課或者單獨對話中，我有時會被問到這樣一個問題：分析師應該如何對待由患者偶爾引起的憤怒？一個敏感的分析師當然能夠感受到這種憤怒。問題是，為了不拒絕患者，他應該壓制自己的憤怒嗎？但是這樣的話，患者還是能夠感受到被壓抑的憤怒，但是又不能明確理解，所以就會困惑。那麼分析師應該說出自己的憤怒嗎？這種行為會讓患者覺得受傷，失去安全感。我發現，如果我不以建議的形式來回答這樣的問題，和同事的這種對話就會發展得更深、更私人。如果人們確立一個前提，即患者在分析師那裡喚起的所有的感情，都是患者一種潛意識的嘗試。患者潛意識中想要通過這種方式告訴分析師他的故事，但是同時又要隱藏它們，因為要保護自己免受新的無意識的操縱。知道這點之後，那個關於如何處理由患者引起的憤怒以及其他感情的問題，就不言自明瞭。我認為患者除了他目前採用的方法之外，完全沒有其他的方法來告訴我他的故事。所以在我那裡出現的所有感覺，包括憤怒在內，都是患者加密的語言，是具有極大的心理價值的。有的時候，它們可以幫助找到失落的鑰匙，去開啟處於黑暗中的門。

在專業文獻當中，曾經出現過這樣的一個討論：人們怎麼能確定反移情不是分析師的移情表達呢？如果分析師能夠自由地與自己的童年進行情感連線，那他就能輕易區分反移情和自己孩童時的感覺（也就是自己的移情）。反移情的感覺就像一個閃光、一個訊號，它顯然是跟被分析者有關的。如果那些感覺十分強烈、痛苦、持續，那麼它就和自體有關。反移情要麼是患者從前的原始客體（無意識地拒絕成為分析師的患者）的訊號，要麼是患者把孩童時沒有體會過的分裂的感覺，在治療過程中派送給了分析師。

人們可以表現他們不知道的故事嗎？看起來是不可能的，但實際上這發生在每個心理分析中。為了能把故事場景化並且理解它，患者需要將治療變為他發展移情的場地。他需要一個人，這個人不依賴他，對他沒有任何要求，允許他如他所是，但同時又隨時開放自己，接受被賦予的任何角色，並且持續扮演這個角色，只要這對分析是必要的。

這樣一種分析對強迫症是極為重要的。關於強迫症的消極面已經有過很多討論。它一直將那忘卻的創傷場景化，那可怕的傾向有時候隱含了一些驚悚的、自毀的東西，讓人聯想到死本能。但是強迫症也有積極的一面。它是啞孩子的語言，是表達的唯一可能性。啞孩子想要被理解就需要一個特別的移情物件。另一方面，這種語言很有可能不是為真正的感情和思想的表達服務，但卻是為了將其隱藏、模糊和否定，也就是說它是為虛假自體服務。因此我們有時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工作來處理患者的強迫症，因為它是真自體的唯一的顯現方式。它是移情的基礎，也是患者整個互動域的場景化。而在文獻中，這種互動卻被稱為傷害，有時不被信任。

讓我們舉個例子。在很多分析中，剛開始的幾周或者幾個月，患者會產生想要一個孩子的願望。這種願望早就被與俄狄浦斯情結聯絡起來。有的時候這也正確。但是患者的聯想卻經常明確地揭露願望背後的自戀情結。

在病人那裡即是說：「我想擁有一個人，我能完全佔有他，利用他（母親離開了我）。他不是一週給我四小時，而是一直在我身邊。我現在什麼都不是，但是如果我當了父親或者母親的話，那我大概就是一個對別人更重要的人了。」或者也可以這麼說：「我想把我曾經缺失的東西都給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可以自由發展，不需要否定自己。我想把這樣的機會給他。」

第二種說法看起來非常偏「客體關係」。如果真是這樣，患者可以給自己實現願望的時間。在心理治療快結束的時候，患者也可能有足夠的收穫，以至於有能力去贈送。但是如果想要孩子的願望在治療初期就顯得急不可待，呈現出一種焦灼，那麼這就是自身需求的一種表達而已。

在這裡我們把不同的方面總結一下：

1.想要一個在場的母親。（因為從來沒有體驗過好的共生關係，自己的孩子就成了一個新的機會，來創造共生關係。）

2.希望生出自己的生命活力。（孩子被當作患者真實自體的象徵。）

3.潛意識中藉助強迫症來表達自己的童年命運（孩子作為「兄弟姐妹-競爭」和「希望的放棄」）：兄弟姐妹的出生加劇了自體的喪失，而當自己的孩子出生時，病人（暫時）放棄實現自己的自體。

把這種複雜地想要孩子的願望解釋為「表演」，大多數時候沒什麼成果。因為這時候強迫症還非常嚴重。分析師被認作總是發號禁止的母親，人們總是想要反抗她。但是強迫症這種自毀的方式是唯一的表達的可能性，因為患者還沒有脫離投射的控制。因此分析師需要注意，患者是如何賦予一個新人生命的。看起來患者這樣做是為了摧毀自己的機會，但是同時，他的所作所為也是為了去發現他早期的沒有充分體驗過的人生。現在他可以有意識地帶著醒來的感覺去體驗了。就像孩子用玩偶來展現他的家庭，患者潛意識中用他新出生的孩子來展開他自己命運的悲劇。

這就是強迫症的雙重作用。患者感到：這一次也是第一次，所有的事情都是圍繞著他的，因此他的自體出生了。這樣的期望表現為想要生一個孩子的願望，期望通過他人實現。患者不是變成曾經的嬰兒，而是去照顧一個現實的、當下的嬰兒。這個新生兒就代表了他自身兒童時期的自體。在某種程度上，患者認為這個嬰兒就是自己，或者他逐漸發現自己竟然跟自己的父母很像。不管怎樣，患者就此跟這個嬰兒一起，帶著感情逐步發現被隔離的童年曆史。

即便不進行分析，強迫症也或多或少地活躍著。比如，伴侶身上總是帶著原始客體的特徵，這一點已經眾所周知。但是在精神分析中，這種強迫傾向加強了。因為那種場景化將分析師裹挾進去，而分析師可以找到一個解答。這種藉助額外移情物件的繞路經常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旦矛盾的感情來了，害怕喪失客體的恐懼就會大到無法承受。必須區分開「母親作為環境」和「母親作為客體」。患者最早的經驗便是，對於客體的不滿和失望不能展示給同一個客體，因為這可能導致愛母慈父把愛收回去。雖然在治療過程中肯定會有這樣的時刻到來，患者承受住了那種風險，但是分析師往往要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充當陪伴者，使患者早已忘卻關於原始客體的經歷復甦，以類似實驗的方式，在額外移情的物件身上重現。

患者重拾感受的能力，原來長久受到壓抑的舊需求和願望被解放。但是它們還不能被無條件地滿足，滿足的過程往往伴隨著自我懲罰。或者它們在現實中壓根就不能被滿足，因為時光一去不復返了。那種迫切地想要孩子的願望，或者說想要「當一位可被利用的母親」的願望，清楚地表達了後一種情況。

但是在分析中，患有自戀障礙的人也時常產生一些願望，它們完全可以也應該在當下被滿足，比如每個人想要自由表達自我的核心願望。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如他所是地走出來，用真實的語言、姿態、行為表達自己。從嬰兒的哭喊到藝術家的傑作，無不是表達的手段。

有些人在小時候必須將真實的自體在他人、他自己面前隱藏起來。他在第一次走出來時，會感到極大的恐懼。但正是這些人迫切地感到，他們必須藉助分析的力量打破那些陳舊限制。第一步帶來的並不是自由，而是一種強迫症，患者不斷重複童年景象，也就是說他不斷重複體驗羞恥帶來的痛苦、暴露帶來的疼痛，這是伴隨著「自我表達」產生的。帶著一種夢遊似的確定，患者總是會準確找出那些像他的父母一樣，完全不可能理解他的人（即便是出於其他一些原因）。患者就是強迫症似的試圖讓那些人理解自己，也就是要把不可能變得可能。

一個年輕的女人在精神分析的某個階段，愛上了一位年長、聰明、情感細膩的男人。除了性愛，這位男士抗拒任何他不能從理性上理解的事情，包括精神分析在內。但恰恰是他收到了那位女士的長信，信中患者嘗試向他解釋，她目前通過精神分析有哪些收穫。她成功地對他發出的疏離訊號視而不見，而是做出雙倍的努力，直到最後才發現自己又找了父親的替代者，因此不能放棄自己終究能夠被理解的一線希望。清醒的過程帶來了讓人痛苦的撕咬般的羞恥感，而且這種羞恥感還會持續較長時間。有一天，患者在精神分析期間體會到了這種感覺，說道：「我真是太好笑了，就像對著牆說話，然後等它給我回應一樣，真像個傻孩子。」我問：「如果您看到一個孩子只能對著牆訴說他的煩惱，因為除此之外沒有其他人在，您會大笑嗎？」跟隨我的提問而來的，是絕望的抽泣。患者開啟了通往她早期經歷的入口，那裡是無盡的孤獨。哭泣也將她從強迫症那種痛苦的、毀滅性的羞恥感中解放出來。第二天，患者帶來了她在夜裡寫的第一首詩。

很久以後，她終於可以不再借助額外的移情物件，而是把我當作牆，對我傾訴。這位女士本來具有很好的表達能力，但是有一段時間她的話語卻很奇怪地顛三倒四、匆忙混亂，以至於我根本沒有辦法完全理解她，也許就像她的父母不能理解她的情形一樣。她在某些時刻感受到一種突如其來的厭惡和自戀憤怒，還指責我冷漠，缺乏理解力。儘管我始終如一，但患者就好像不認識我了一樣。這時，她在我這裡找到了自己的童年。孩子不能理解，為什麼母親能做美味的飯菜，關心他的咳嗽，滿懷愛意地幫助他完成作業，但是某些情況下，卻完全無法體會到他的隱藏的內心世界，就像一堵牆一樣。在對我進行激烈的指責之後，患者的強迫症終於好轉了。她以前總是傾向於尋找一個無法理解她的物件，或是自己構建一個這樣的物件，然後去體驗那種毫無希望的依附感。這種折磨人的關係的迷人之處就在於，患者能夠不斷重複童年時對父母的失望。

變態和強迫症中的鄙視的永久化

如果我們的前提是這樣的，即一個人情感的整體發展（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自戀平衡）取決於他母親在最初的那些日子裡對他的需求和情感的感受方式，那麼我們也必須假設，情感和本能衝動的高價值在這裡被確立。如果一個母親不能履行鏡映功能，不為孩子的存在本身而感到高興，而是十分依賴於某種特定的存在狀態，那麼第一次選擇就產生了：「好的」和「壞的」，「美的」和「醜的」，「正確的」和「錯誤的」，它們被區分開，而且這種區分被孩子內化。在這樣的背景下，父母各種各樣的價值判斷被進一步投射在孩子心中。

因為每個母親心中都有一個「道具屋」，也許每個嬰兒都會知道他們身上有些東西是母親不需要的。比如，人們通常期待孩子能夠儘快學會控制肢體，在意識層面來說是為了在社會中不發生衝撞；在無意識層面來說，其實是為了不動搖父母的反射機制，因為父母自己在童年期肯定害怕在社會中發生衝撞。

作家赫爾曼·黑塞的母親瑪麗，無疑是一位感知細膩的女人，她在日記裡描寫了她的意志是如何在四年中被阻抗的。當黑塞四歲時，她為他的頑固煩惱不已，在與兒子的鬥爭中只有一半的情況能取得勝利。黑塞在15歲的時候，被送到斯特滕一個收治精神障礙者和癲癇病人的療養院去，為了「能夠徹底治好他的頑固症」。黑塞從斯特滕給他的父母寫了一封讓人震動的、充滿憤怒的信：「如果我是一名虔信徒，而不是一個人類的話，那我也許有希望得到你們的理解。」但他只有在「好轉」之後，才有希望出院，於是這個年輕人就「改善了自己」。在後來一首獻給父母的詩中，否認和理想化被創作出來：他為用「自己的方式」讓他的父母的生活如此艱辛而感到抱歉。因為沒有滿足父母的期望而產生的負罪感，這種讓人壓抑的感情很多人揹負終生。從理智上看，滿足父母自戀的需求當然不可能是孩子的任務，但是感情要比理智更強大。沒有哪種論述能夠對抗這種負罪感，因為它的源頭在生命的最初階段，在那裡，獲得了極大的強度和頑固性。

最大的自戀傷口便是，人們沒有如自己所是地被愛。而沒有哀悼的話，這個傷口也不可能痊癒。它要麼（或多或少地）被抵禦（比如像自大症和憂鬱症那樣），要麼就在強迫重複中不斷地撕開傷口。後一種情況，我們可以在強迫症和變態症那裡遇到。被母親（或者父親）所鄙視的行為被投射到心中。孩子一些自然的反應，比如自慰、尋找和發現自己的身體、口欲、尿床、排糞、觸碰玩耍自己的排洩物、產生好奇心、在失望和被拒絕時產生憤怒，所有這些都會在母親那裡引發震驚、陌生、厭煩、噁心、憤怒、恐懼和慌亂。這些經歷在後來都被與母親那震驚的眼神繫結在一起，這些可以很清楚地通過別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向分析師講述他目前為止私下裡進行的性滿足或者自慰滿足時，病人能夠承受住伴隨的痛苦。他當然也可以毫無感情地講述，只是純粹地給出資訊，就好像在談論陌生人一樣。但是這樣的講述不能幫助他穿過孤獨，也不能帶領他通向童年現實。只有當他被要求，在分析中不要壓抑羞恥感和害怕，而是讓這些感覺進來，體驗它們，他才覺知到童年發生的事情。那些舉動雖然無害，但他感到自己是壞的、髒的或者是被摧毀的。他自己也感到驚奇，那些被驅逐的羞恥感竟然能持續那麼長時間，在如此長的時間內依然佔據一席之地，即便他後來對性的態度是寬容的、進步的。這樣的經歷告訴患者，他通過分裂自己來適應別人並不是一種懦弱，而是當時唯一的逃脫毀滅感的機會。

但是人們能夠苛求母親嗎？因為她也為自己是母親的乖乖女而自豪，六個月就不再尿床，一年就乾乾淨淨，三歲就是更小的弟弟妹妹的「小母親」了，等等。母親在自己的嬰兒那裡看到了她從未生活過的、被分離出去的自體，她害怕自體突然有了意識，同時她也看到了不受拘束的弟弟妹妹，她曾經那麼早就照顧他們，現在她在自己的孩子這裡感到了嫉妒，也許還有嫉恨。她不能帶著更好的認識教育孩子，她別無他法。孩子逐漸長大，不能放棄他的真實，但只能以某種方式，也許以一種完全隱藏的方式表現出來。一個人就這樣完全適應了環境的要求，發展出虛假自體，真實自體的一部分只有通過變態和強迫症表現出來，在痛苦中掙扎生存。種種生存的條件跟當年孩子在震驚的母親那裡生存的條件是一樣的，這些條件在此期間被投射在心裡。變態行為和強迫行為表現的總是同一種創傷：只有震驚的母親在場時，慾望的滿足才得以可能實現。就是說只有在自我鄙視的環境中才能達到高潮（比如戀物癖），只有在（看起來）荒謬、陌生（讓人恐懼）的強迫症想象中才能完成。

沒有什麼能更好地帶領我們進入無意識的母子關係的隱藏悲劇，除了對變態和強迫症進行分析，共同感受強迫症那種毀滅性的力量，傾聽它通過悲劇表演傳達的無聲無意識的控訴。

極為關鍵的是，分析師雖然可以為了患者的需要扮演慾望的敵人，去歧視和鄙視，但他自己決不能真是這樣。這點看起來很自然而然，但實際情況並不總是如此。

有時會在分析師那裡無意識地發生完全相反的狀況，即便分析師的原意是好的。有可能分析師完全沒辦法扮演一種那麼充滿敵意的角色，而是表現出了他的寬容，為了促使患者能夠沒有恐懼地講述例如手淫的經歷。這樣他就使患者完全沒有辦法通過他去體驗曾經跟母親有過的經歷。但在事實層面上，分析師其實同時重複了母親對孩子慾望的拒絕，因為他沒有讓孩子般的恐懼和困惑以它最開始的質地湧入進來，而是與他的病人在成人的層面上對此進行談論。

實際上，當分析師強調患者對他來說當然一直都是成人，而不再是孩子，就好像「是孩子」是一種讓人羞愧的東西，而不是我們後來失落的豐富寶藏時，已經構成了對孩子的歧視和貶低。人們有時也會聽到關於生病的相似的論調，即分析師想要盡力將患者看作是健康的，並且讓他們對「危險的倒退」保持警惕，就好像疾病在某些情況下不是真實自體的唯一表達似的。來拜訪的人在整個人生當中追求儘可能地像成人、健康（正常），當他們發現並放棄自己身上由社會帶來的對孩子的歧視、對「正常」的傾慕之後，他們感到了一種內心的極大的自由。

一個深受自己的變態行為之苦的人，隨身攜帶的是母親的拒絕，他到處找地方想把它掛起來，就是說想讓拒絕的母親外顯。因此他不得不做被周圍環境、社會所禁止和鄙視的事情。如果說社會突然讚美起他的變態行為（就像在某些圈子內發生的），那麼他就不得不改變自己的行為，但是他並沒有因此自由。他所需要的，並不是對於這種或那種戀物癖的允許，而是一對震驚的眼睛。如果他決定去分析師那裡，那他在分析師那裡尋找的也是同樣的東西，他會通過一切手段挑逗分析師，讓他厭煩、震驚、作嘔。這樣的挑逗當然是移情的一部分，人們也可以通過反移情感知到，生命的初期發生了什麼。

如果分析師能夠看透這種挑逗的意義以及強迫性，那麼腐朽的大廈就會倒塌，為真正的、深刻的、坦露的悲傷騰出位置。當自戀傷口被感知之時，所有的扭曲行為突然之間不再必要。如果我們試圖讓病人弄清楚他所有的慾望衝突，而他自幼年起便被培訓不去感知他的慾望衝突時，顯然我們是註定失敗的。本能慾望和慾望衝突如何在感情閉塞的情況下被體驗到呢？口欲沒有欲，肛欲期沒有倔強和嫉妒的感覺，俄狄浦斯情結不帶憤怒、被遺棄、嫉妒、孤獨、愛這些感情的話，它們本身還意味著什麼？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當患者開始真正地感受他的感受，感受他真正的本能慾望時，虛假的慾望行為是如何輕易瓦解的。

我從《明星》週刊在1978年6月8日關於聖保利的一篇報道中摘引如下的句子：「你做了個充滿誘惑的荒謬的男人夢，夢見自己像嬰兒一樣被女人愛撫，但又好像帕夏一樣高高在上地控制著她們。」這樣的男人夢不僅不是荒謬的，而且還出自最真實、最具合理性的嬰兒的需求。如果大多數的嬰兒像帕夏一樣，能夠擁有母親，被她愛撫，而不必過早地照顧母親的需要，那我們的世界肯定看起來會大不同。

報道的作者問常來的客人，這些地方帶給他們最大的樂趣是什麼，然後將答案總結為如下的話語：「這裡的女孩按價售賣自己的身體，她們不像女朋友，她們不需要什麼愛情的誓言。當樂趣消失的時候，也沒有什麼責任感、靈魂的鬧劇、良心的撕咬。‘付錢，然後你就自由了。’甚至（正是）這種讓人感到羞辱的相遇，對嫖娼者來說也是（正是）如此，才更為刺激——但人們很少願意去談論此事。」（下劃線強調是由愛麗絲·米勒做出）。貶低、自我鄙視和自我疏離反映的是內心中原始客體的鄙視，強迫重複症會迫使最初的悲劇的性慾條件不斷被還原。

變態是一種特殊的情況，但是這種情況展示出，被投射的無意識的鄙視具有極大的重要性，關於這點的認識也適用於治療其他心理障礙。

人們不能通過宣言或者禁令來廢除無意識的東西。人們能做的只有對此保持敏感，主動去認知，有意識地去體驗，去把握它。一個母親儘管懷有尊重孩子的美好願望，但是如果她沒有意識到自己是如何用諷刺的評論讓孩子感到羞恥的話，那就是事與願違。她的話實際上是為了掩蓋她自己的不安全感。如果她自己從來沒有真正體驗過那些感情，而是用諷刺來抵禦它們的話，那她就感覺不到，孩子在她身邊時是如何感到被貶低、被鄙視、被剝奪價值感的。相似的情況可能發生在心理諮詢工作中。我們雖然不使用例如「壞的」「髒的」「邪惡的」「自私的」「敗壞的」這類詞，但是我們彼此之間會談到「自戀的」「暴露狂」「摧毀的」「退化的」病人，而且並沒有發現我們（在無意識當中）賦予這些詞貶義。也許在抽象的詞彙中，在客觀化的姿態中，甚至在理論的構建中，都能找到一些和鄙視的母親們共通的東西，也是三歲的乖乖女內心當中產生的東西。如果病人的鄙視態度誤導了心理分析師，讓他覺得可以藉助理論的幫助來維持自己的優越地位，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病人的真實自體是不會來拜訪我們的軍事戰壕的。他們會像面對震驚的母親那樣，用同樣的方式將自己在我們面前隱藏起來。但是如果我們對此有足夠的敏感，在被分析者的鄙視後面感受到了被鄙視的孩子的發展歷史，那麼分析師就很容易不再感到被攻擊，也不再需要躲在理論的後面修自己的防禦戰壕。理論知識只有在放棄防禦功能，不再像嚴厲的充滿控制慾的父母的後繼者那樣，試圖讓分析師乖乖就範限制他們，而是像溫尼科特的「隨意放置的泰迪熊」一樣，分析師可以根據需要隨時抓起的時候，它們才是有幫助的。

以赫爾曼·黑塞童年世界中的「墮落」作為「邪惡」的具體例子

如果不舉一個直觀的例子，很難描述一個人是怎樣應對他童年遭受的鄙視的，尤其是針對他感官享受與生活樂趣的鄙視。我們當然可以藉助不同的元心理模型來展現內心的活力、佔有的推移、結構的改變、不同的防禦機制，尤其是情感防禦。但是我們沒法藉此傳遞一種能讓讀者感受到他人痛苦的情感氛圍，也就是說，讀者無法產生共鳴和同情。如果只有純理論的描述，我們就成了旁觀者，我們可以談論「他人」，給他們分類、貼標籤、重新命名，以一種只有我們理解的語言討論他們。

毫無疑問，在精神分析中（在躺著的病人與坐著的分析師之間）存在一種不平等，這種不平等關係有其意義和合理性。但我們沒有必要將它帶入到其他的情境中去，比如討論、講座和文章中。如果我不想把病人視為我獲得認識的工具，我必須克服我心中的這種不平等以及與病人之間的距離。

如果我們不僅想陪伴病人，還想傳授給他我們獲得的經驗，我們要如何消除這種不平等呢？藉助元心理學的概念，我並不能讓人們感受到，我們作為人類（作為小孩或者病人）是多麼需要共同的敏感。但如果我把例子敘述得太詳細，就有洩露他人不為人知的悲劇的危險。這樣的話，我就表現出了不尊重（雖是無心，但的確這麼做了），就像母親發現孩子自慰並羞辱他那樣。

只有通過具體的生活例子才能展現，一個人是怎樣將童年具體的「惡」體會成「惡本身」的。只有藉助個人的生活經歷，我們才能感受到，一旦父母的約束成了某人的一部分，他就無法再識破這些約束行為，即使他一生都在努力逃出內心的監獄。

是選擇元心理學這樣的純理論，還是冒著洩密的風險講別人的故事？進退維谷的我最終選擇以赫爾曼·黑塞的例子來闡述這相當複雜的事實情況。選擇這個例子有個優點，就是它已經公之於眾了，並且是作者本人發表的。因此，我引用這個例子，別人就無法對我進行道德上的批判。另外，通過閱讀他人具體的生活經歷，讀者可以更加容易理解我推理出的一些因果關係。雖然這個例子不是關於變態行為的，但在我看來，它與前變態行為有許多的相通之處，也就是父母對孩子本能需求進行鄙視的內心投射。

在小說《德米安》（demian）的開頭，黑塞描述了一個善良、純潔的家庭，在這個家裡，孩子不許撒謊。（不難看出，這部小說中有作者自己父母的影子，而且黑塞也間接地證實了這點。）因此，這個孩子獨自承受著他的罪孽，他覺得自己墮落、邪惡、受到排擠，儘管根本沒有人責罵他，所有人都對他很友好。（因為他們不知道可怕的是什麼。）

很多人都熟悉這種情況，而且我們對這種以理想化的方式去描述一個「純潔」家庭的做法也並不陌生。這既反映了孩子的看法，也折射出我們熟悉的教育方式中隱藏的殘暴。

黑塞在書中寫道：「雖然我的生命慾望在覺醒，但是就像所有的父母一樣，我的父母沒法幫我，慾望不能被談及。他們只能不知疲倦地認真幫我進行無望的嘗試，否定現實，繼續蝸居在童年世界中，儘管童年變得愈發不真實和虛偽。我不知道父母在這件事上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我也不想責備他們。因為完成自我，找到自己的路，這畢竟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我總是處理不好自己的事，就像其他出身優渥的人一樣。」

在孩子眼中，父母似乎沒有任何本能的慾望。這是因為父母有辦法不讓孩子看到他們的性生活，然而孩子卻無時無刻不生活在家長的監視之下。

對我來說，《德米安》的第一部分非常容易理解，對於其他生活圈中長大的人來說也是如此。這本書後面的部分之所以特別難懂，是與父母和祖父母（傳教士家庭）的情感取向在黑塞心中的投射有關。在他的許多小說中，我們都可以察覺到這一點，但或許在《德米安》一書中，它體現得尤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