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這位捷克作家不同的是，瑞士電影導演英格瑪·伯格曼（ingmarbergman）在一期電視節目中談到自己的童年時，顯得非常清醒。據他所說，他的童年就是一個關於屈辱的故事。受辱是他受教育的主要方式。例如，當他把褲子尿溼了，他就必須一整天都穿一件紅裙子，這樣所有人都能看見，他也會感到難為情。伯格曼是一位新教牧師的小兒子，他還有一個哥哥。在電視採訪中，他描述了一個童年時經常發生的場景：父親經常抽打哥哥背部，母親就用藥棉把哥哥背上的血跡擦乾淨。而他則坐在一旁，注視著這一切。伯格曼在講述這一場景時，沒有表現出任何激動的情緒，幾乎是冷漠的。大家彷彿看到了那個呆坐在一旁看著哥哥捱打的小孩。他當時肯定沒有逃走，也沒有把眼睛閉上，或者大喊大叫。這個場景雖然是真實發生了的，但同時，他通過回憶這件事情，掩蓋了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相同遭遇的記憶。因為難以想象，他的父親只會打他哥哥一人。

有時候，接受精神分析治療的病人會深信，只有他們的兄弟姐妹才受到了羞辱。只有接受多年的治療，他們才能帶著憤怒感與無助感，回憶起並感受到被自己深愛的父親打的時候，他們受到了多大的屈辱，是多麼的孤獨。

但是除了運用轉移與否定的防禦機制之外，伯格曼還有一種辦法來應對自己的痛苦——拍電影。可以想象，我們作為觀眾，在電影院裡感受到了伯格曼身為這樣一位父親的兒子所無法體會到的、儲存在心底的情感。坐在銀幕前，我們就像當時那個小男孩一樣，直面著「我們的哥哥」遭受的暴力，並且我們覺得自己無法、也不願以真情實感去接受這一切殘酷的行徑，於是我們抵制它。後來，伯格曼很惋惜地表示，雖然他在納粹時期經常去德國，但他直到1945年都沒能認清納粹主義。在我看來，這是他的童年經歷所造成的後果。暴力行為對他來說，就像是從小呼吸著的空氣，又怎麼會引起他的注意呢？

我為什麼要列舉這三個捱打的人的例子呢？這些難道不是極端情況嗎？我是要研究捱打造成的後果嗎？不，當然不是。或許我們會認為，這些都是極端案例，這些事只發生在國外，因為例子裡的這三個人都不是德國人。然而我選擇這些例子，一部分是因為我不必對此保密，它們早已為人所知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想借此說明，即使是最嚴重的虐待行為，也會由於孩子對童年的理想化而被掩蓋住。法院等機構不會管這些事，一切都會埋藏在過去的黑暗之中。就算某天事實敗露了，父母也會說：「我們是為了你好。」就連身體虐待這種最極端的例子都如此，像精神折磨這樣不容易被發覺、存在爭議的事情就更難察覺了。誰會真的在乎吃冰棒的例子中出現的難以看透的歧視呢？

這樣的過程模式不是元心理學的研究領域。該理論研究佔有過程、內心活動規律、自體表象與客體表象，但不關注那些最多被視為病人幻想的事實。它的研究領域是經歷的意義，而非經歷的真實背景。但我們研究父母，我們會感受到他們對自己孩子的情感，瞭解他們的自戀需求，也必須思考，這些會對孩子的發展造成什麼後果。我們要用這些認知做什麼？我們可以隱瞞它嗎？對於「分析師的任務就是看到內心的關聯」這樣的觀點，我們要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嗎？似乎在弗洛伊德猜想「被誘姦就是女病人的願望幻想」之後，我們就不敢進一步邁出通往童年現實的步伐了。因為病人十分樂意在我們面前，甚至在自己面前隱藏他的實際情況，所以我們有時很長一段時間都得陪他待在他的黑暗當中。但是病人不會停止用症狀作為語言講述他的一些實際情況。

當然，發生在孩子身上的真實的誘騙並不像弗洛伊德歇斯底里的病人幻想的那般。儘管如此，父母對孩子的自戀性佔有還是會導致一系列的性誤導或者非性誤導，等到孩子成年後，甚至為人父母的時候，他們才會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艱難地發現這些。

在壓抑本能慾望的環境中長大的一位父親，可能會在婚姻中、在性關係上，表現得很拘謹，甚至可能存在性變態行為。例如，他可能在給女兒洗澡的時候，才敢第一次仔細觀察女性的生殖器，並玩弄它來感受刺激。一位年幼時因為無意中看到勃起的男性生殖器而受到驚嚇的母親，會對男性生殖器產生恐懼，或者把它當成是暴力的象徵，她找不到可以傾訴的人。這樣一位母親只有在她幼小的兒子身邊時，才能掌控她的恐懼。比如說，她可能會在給孩子洗完澡擦乾身子的時候，故意讓孩子勃起，這對她來說不具危險性。她也可能會以「清理包皮」為藉口撫摸兒子的生殖器，直到他進入青春期。在孩子對母親無可爭議的愛的保護下，母親可以在孩子身上繼續她小時候已經中斷的性探索。

當孩子被性壓抑的父母自私地利用時，這對孩子來說意味著什麼？每個孩子都在尋求父母親切的撫摸，如果得到了，他會很幸福。但同時，如果孩子的內心激起了與所處成長階段不相符的願望，他就會感到不安。如果他的自慰行為被父母禁止或者鄙視，這種不安的感覺會更加強烈。

除了性壓迫之外，還有其他形式的對孩子的壓迫，例如灌輸洗腦式教育，這種做法既是「反權威教育」，也是「好教育」的基礎。這兩種教育模式都會壓抑孩子在每一個成長階段的真實需求。一旦孩子被視為我們達到某一目標的所有物，一旦我們強行控制了他，那他就無法再充滿活力地成長。

先切斷孩子活力的根源，然後再試著以人工的方式去代替自然的功能，這是我們理所當然的教育方式。例如，我們會壓制孩子的好奇心（「有些問題不該問」），等到孩子以後缺乏自發的學習動力，我們又給他報輔導班來解決學習上的困難。癮君子的行為也是類似的例子，客體關係早已內化在他們的心中。那些從小就不得不壓抑自己強烈情感的人，經常會藉助毒品或者酒精——至少是短時間內——來讓自己重新產生強烈的感受。

為了能夠避免無意識地壓迫或者鄙視孩子，我們必須首先有意識地覺知到這些行為。只有對那些微妙的、難以看透的羞辱孩子的行為保持敏感，我們才能培養出對孩子的尊重，這也是孩子從出生後的第一天起就需要的東西。要達到這種敏感有很多種方法，例如觀察一些陌生的孩子，設身處地地為他們著想，或者對自己的命運產生共情。對於分析師來說，我們可以和病人一起回顧他的過去，並且相信，他的情感會向我們講述一個無人知曉的真實故事。

【註釋】

在這個場景中還有件非常不公平的事，就是孩子必須面對兩個強大的成年人，如同面對一堵牆。要保持所謂的「教育中的一致性」，就不能允許孩子當著父母中一方的面，抱怨另一方。

「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1月5日開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國內的一場政治民主化運動。

元心理學（metapsychology）指以心理學的物件為研究內容的理論或學說。

「反權威教育」是20世紀60年代到70年代興起於德國的一類教育理念的通稱，其理想是促進孩子的自主性，崇尚自由、權利、解放孩子的「性」。（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