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懂人情世故
《論語·為政》中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
這是孔子的自我報告。為什麼孔子在談到為政時要作自我報告呢？孔子是七十二歲死的。他用簡單幾句話報告了自己一生的經歷，艱苦奮鬥的精神。他的身世很可憐，父親去世的時候，他還有一個半殘廢的哥哥和一個姐姐，他要挑起家庭這副擔子來，他的責任很重。
他說十五歲的時候立志做學問，經過十五年，根據他豐富的經驗，以及人生的磨鍊，到了三十歲而「立」。立就是不動，做人、做事、處世的道理不變了，確定了，這個人生非走這個路子不可。但是這時候還有懷疑，還有搖擺的現象，「四十而不惑」，到了四十歲，才不懷疑，但這是對形而下的學問人生而言的。還要再加十年，到了五十歲，才「五十而知天命」。天命是哲學的宇宙來源，這是形而上的思想本體範圍。
到了「六十而耳順」，這裡問題又來了，孔子在六十以前耳朵有什麼問題不順，耳腔發炎嗎？這句很難解釋，可能在當時漏刻了文字，可能是「六十而」下面有一個句讀。如果照舊，「耳順」的道理就是說，自十五歲開始做人處世、學問修養，到了六十歲，好話、壞話儘管人家去說，自己都聽得進去而毫不動心，不生氣，你罵我，我也聽得進去，心裡平靜。注意！心裡平靜不是死氣沉沉，是很活潑、很明確是非善惡，對好的人覺得可愛，對壞的人，更覺得要幫助其改成好人，要這樣平靜，這個學問是很難的。然後再加十年，才「從心所欲」。但下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話——「不逾矩」。我們上街去看看，這家包子做得好，就拿來吃，「從心所欲」嘛！行嗎？要「不逾矩」。人與人之間要有一個範圍。「從心所欲」——自由而不能超過這個範圍，所以「不逾矩」，同時這句話也通於形而上的道理。
講到這裡，我們要研究孔子為什麼把幾十年所經歷的做人、做事、做學問的經驗，要放在《為政》篇裡。這經驗太重要了，本來為政就是需要人生經驗的。
世界上有兩個東西沒有辦法實驗，那就是政治和軍事。這兩個東西，包羅永珍，變動不居。從歷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政治，專制、君主、民主、集體，究竟哪個好？誰能下得了這個結論？尤其現代的中國，幾十年來，西方的什麼思想文化，都搬到中國這個舞臺上來玩過，但是西方思想是西方文化來的，結果如何呢？所以為政的人要了解人生，要有經驗，要多去體會。因此孔子將自己的經驗講出來，編到《為政》這一篇裡，就是暗示一般從政者，本身的修養以及做人、做事的艱難，要效法他這個精神，在工作上去體會它、瞭解它。
從上面幾段，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不管是為政或做事，都要靠人生經驗的累積。而人生經驗累積成什麼東西呢？簡單的四個字——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現在往往把這個名詞用反了，這是很壞的事。如果說「這傢伙太世故了！」便是罵人。尤其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幾年前在《中央日報》上我就看到這樣的文章，說中國人什麼都好，就是太重人情了。一般中國年輕人的反應，是認為這個外國人的文章寫得非常透徹，我說你們不要認為外國人在中國留學二三年，就能懂中國文化，那你們都是幹什麼的？幾十年的飯是白吃了。中國文化一直在講人情，所謂「人情」，不是過年過節的時候，提著一隻火腿，前街送到後巷，左鄰送到右舍，在外面送來送去地轉了個把月，說不定又轉回來物歸原主了。這只是情禮的象徵，中國文化所講的「人情」是指人與人之間的性情。「人情」這兩個字，現在解釋起來，包括了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行為科學等在內，也就是人與人之間融洽相處的感情。
「世故」就是透徹地瞭解事物，懂得過去、現在、未來。「故」就是事情，「世故」就是世界上這些事情，要懂得人，要懂得事，就叫作人情世故。但現在反用了以後，所謂這傢伙太「世故」，就是「滑頭」的別名；「人情」則變成拍馬屁的代用詞了。就這樣把中國文化完全搞錯了，尤其是外國人寫的更不對。
我以前講過，世界上所有的政治思想歸納起來，最簡單扼要的，不外中國的四個字——安居樂業。所有政治的理想、理論，都沒超過這四個字的範圍；都不外是使人如何能安居，如何能樂業。同時我們在鄉下也到處可以看到「風調雨順，國泰民安」這八個字，而這在現在的一般人看來，是老古董。可是古今中外歷史上，如果能夠真正達到這八個字的境界，對任何國家、任何民族、任何時代來說，無論什麼政治理想都達到了。而這些老古董，就是透徹了人情世故所產生的政治哲學思想。
孔子還曾說：「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由此我們回過頭來看東西方的文化，人類歷史中凡是成大功、立大業、做大事的人，都是從艱苦中站起來的。而自艱苦中站起來的人，才懂得世故人情。所以對一個人的成就來說，有時候年輕多吃一點苦頭、多受一點曲折艱難，是件好事。
我經常感覺現在的青年們，大學畢業了，乃至研究生也畢業了，二十多年中，從幼稚園一直到研究所，連一步路都不要走。在這麼好的環境中長大，學位是拿到了，但因為太幸福了，人就完蛋了，除了能念些書，又能夠做些什麼呢？人情世故基本不懂。真正要成大功、立大業、做大事的人，一定要有豐富的人生經驗。老實說，我們這老一代比他們都行。為什麼？因為我們經歷過這一時代的大亂，今日的年輕人看都沒有看到過。逃難、餓飯、國破家亡的痛苦，更沒有經歷過；也許在電影上看過，但那是坐在冷氣裡的沙發上看的。學問是要體驗來的。所以孔子的這句話，要特別注意。
佛家禪宗中記載，唐代的著名禪宗大師趙州和尚，皈依他的弟子很多，當時唐代的一位宗室趙王，王府就在趙州，他也皈依了趙州和尚。有一天，趙王來看趙州和尚，他正在打坐，有人向他報告王爺來了，他閉著眼睛打他的坐，直等這位王爺到了他的面前，他才睜開眼睛說：你來了，請坐！他是以對待弟子的態度接待這位王爺的。但他仍然講了兩句客氣話：「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盡他當師父的一分禮貌。趙王當然說：「師父你不要客氣了，我們做弟子的應該來拜候你的。」
王爺回去後，第二天派王府的太監送了許多東西來，小和尚在山門外遠遠看見，趕緊報告師父。趙州和尚聽了立即趕出山門外老遠去迎接，還請那位送東西來的小太監吃素齋，說不定還送一個紅包。小和尚們看到這情形，還誤會這位師父太勢利了，前天王爺來，沒有帶禮物，連禪床也不下；今日聽見送了許多東西來，對一個小太監竟如此客氣。等客人走後，小和尚便問師父：「您這樣做法是什麼道理？」趙州和尚說：「你們這些人，真是不懂事，要知道閻王易見，小鬼難纏啊！這些小人，如果不好好接待，回去亂說一頓，可真會破壞我和趙王之間的道義之交啊！」
趙州和尚，就是如此透徹地瞭解人情世故！所以佛家說，先要透徹人情世故，方能做一個出家人。當然，懂佛法的出家人，一定懂世法；不通世法的人，也一定不通佛法，這是一定的道理。
這就是人生處世的分寸和道理。一個人處世，要有一定的分寸，多一分不可，少一分也不可，也就是一般人說的規矩、人格、風範。換言之，做人做事，要有一定的範圍標準，同樣一件事，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空間，對不同的人物、處理的方式，也是不相同的。
（選自《論語別裁》《孟子與萬章》）
不要成為一顆「湯圓」
中國人經常罵人鄉原，什麼是鄉原？「鄉」就是鄉黨，在古代是普通社會的通稱。這個「原」字，也與「願」字通用。原人就是老好人，看起來樣樣好，像中藥裡的甘草，每個方子都用得著它。可是對於一件事情，問他有什麼意見時，他都說，蠻有道理；又碰到另一方的反對意見，也說不錯。反正不著邊際，模稜兩可，兩面討好。
現在的說法是所謂「湯圓作風」或「太極拳作風」，而他本身沒有毛病、沒有缺點，也很規矩，可是真正要他在是非善惡之間下一個定論時，他卻沒有定論，表面上又很有道德的樣子。這一類人儒家最反對，名之為鄉原，就是鄉黨中的原人。
抗戰時期在四川，聽到人們叫這類人「水晶猴子」。有事時，想到某人是「湯圓」，就說把湯圓找來，事情好辦，因為湯圓又圓又軟，任人挪拿，對於這種作風，他還自以為很對，做人成功了，絕對不講人生的大道理。當然，他心裡對於是非明白得很，但他的行為，並沒有是非觀念。閩南人叫作「搓湯圓」，上海人叫作「和稀泥」。
孔子說這一類人是「德之賊也」，表面上看起來很有道德，但他這種道德是害人的，不明是非，好歹之間不作定論，看起來很有修養，不得罪人，可是卻害了別人。總要有一箇中心思想，如明是非，如此才是真正的道德。
孟子說，「鄉原」這種人，有知識，也受過教育，好像學問、人品也不錯，可是沒有建立人生觀、沒有人格，平常卻信口批評聖人。這一類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說了一些堯舜之道，事實上又做不到，而他們的行為非狂即狷，又不能和他們口中所說的堯舜那樣行事。
他們把古人抬出來，說如何如何，自己卻不做堯舜，只叫別人當堯舜。嘴裡的大話很多，一輩子想救世界，教化人，結果沒有人同路，也沒有人真信他。這類人認為，一個人活在這個世界上，要顧到現實，自己一輩子活得好就可以了。
孟子說：這一類人，不但向現實低頭，而且「閹然媚於世」，討好現實。後世的人叫這種人為「阿世」，態度「閹然」，不男不女，沒有自己的人格與精神，如風吹兩邊倒的牆頭草，沒有中心的人品。假如是在現代的會議席上，當爭議發生時，他會說雙方的意見都好，大家綜合一下就好了。他沒有對就說對，不對就說不對的氣魄。反正他不得罪人，也怕得罪人，如果罵他兩句，他會說：你大概有點誤會，我們都是好朋友，你罵兩句也沒有關係。
別人罵他是賊，都反對他，他也不臉紅，不難過。「刺之無刺也」，他軟癱癱的，正如禪宗祖師罵人「皮下無血」，是冷血動物，沒有血性，刺他一下，不痛不癢。「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別人覺得怎樣好，他也就怎樣好。人說不可以穿長袍，他明天就脫了。「居之似忠信」，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忠信——拜託他事情，滿口答應，過了好幾天卻毫無訊息，再去問他，他說慢慢來，再想辦法。請他寫封介紹信，他也滿口答應，不管有效無效，反正他做好人，寫了算了。「行之似廉潔」，他的行為看起來，似乎也乾淨，送他一點東西，他說不好意思收，不要，不要，但小的不要，大數目卻可以要。
孔子說，一個時代，不論文化、學說、社會、政治，乃至做生意，最討厭、最可怕的是大概、好像、差不多，等等，簡直分辨不出是肯定還是否定，實際上這就是大奸大惡。這種惡佞的人，見風轉舵，看起來很像夠朋友，做事適當，而往往是助人之惡。能說會道，擅長辯論，一張口說話，歪理千條，一句話可以把一個國家送到滅亡的路上。
中國文化是絕對反對「鄉原」的，教育的目的，是建立一個人格；知識只是謀生技能的養成，千萬不要變成「鄉原」。
（選自《論語別裁》《孟子與盡心篇》）
前面的路，留寬一點給別人走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仲尼不為已甚者。」
孟子指出了中國文化力戒的事。「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一個人隨便批評別人不對的地方，有沒有想到後果？這是告誡我們注意個人的基本修養。我們常常喜歡批評他人的不善，就是背後說人，那是很平常的事；似乎生了一張嘴，背後不說人的短處，就要生鏽似的。所以古諺說「誰人背後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兩人相遇，必定說到第三人，如不說到第三人，好像是無話可說，這是人類的普遍心理。但是，最壞的是，只說別人不好的一面，絕對不說別人好的一面。所以中國文化的課外讀物，如《太上感應篇》等，都主張應該「隱惡揚善」，那是自幼至老畢生奉行的修養。當然，如果過分了也容易發生弊端，要做得恰當。
孟子說人家的不善要考慮到這種話的後果，他只說了一個大原則，此之謂聖人之言，這個原則就如《聖經》一樣，可以從各方面去看、各方面去解釋，都有理，都可以發揮。例如，在背後隨便說別人一句話，有時候會影響那個人一生的前途；而說話的人造了莫大的惡業仍不自知。當然未來的報應也是不可思議的，這是後患。
唐代的武則天，當了皇帝，她用的宰相非常好，連她自己也怕那些宰相。私生活方面，有許多人攻訐她，且不去管是非真相如何，只論在公的方面、大的方面，以及政治上，她卻有很多好的作為。
她的宰相狄仁傑，就是一個很好的人。另外，還有一個大臣婁師德，被人稱為「唾面自乾」的人，他的這種修養精神，和耶穌說的「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是一樣的。
在狄仁傑當宰相的時候，有一天武則天召見他，商談完政事以後，問道：「現在朝廷中，哪一個算得是最好的人才？」狄仁傑說：「我一時還想不出來誰堪稱最好的人才。」武則天說：「婁師德是人才，他最有眼光，能夠識人。」
狄仁傑與婁師德曾經同在一個衙門共事，就看不慣婁師德那種唾面自乾的作風，所以他對武則天說：「婁師德怎麼夠得上識人？」狄仁傑表示反對之後，武則天說：「他怎麼還不能識人？你當宰相，就是他推薦的啊！」這一下，狄仁傑的臉色都青了，受了人家的大度包容，自己還不知道。婁師德不但從來沒有對他表示過，而且他當了宰相以後，婁師德成了他的部下，看到他還要行禮。現在自己反而說婁師德不識人，真正不識人的，正是他狄仁傑自己。所以在武則天面前，怎麼能臉色不發青啊！此外，宋代的王旦與寇準之間，也有類似的故事，於此不贅。
讀到武則天與狄仁傑的這段對話，突然想到《孟子》中的這句話，不禁為狄仁傑流一身冷汗，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
因此，我主張今日的青年，欲讀古書、談修養，必須經史合參，四書五經之外還要讀史書。如果只讀經不讀史，就會迂闊得不能再迂；倘使只讀史而不讀經，那就根本讀不懂歷史。歷史上，這些事蹟給了我們太多的經驗和教訓。
孟子接著談了孔子的修養，孔子總是留一點路給人家走，凡事不會做絕。
宋朝的吳大有，程頤、程顥兄弟，以及周濂溪等理學家，還有研究《易經》有成就的邵康節。其實邵康節和蘇東坡兄弟是好朋友，和程氏兄弟也是好朋友，而且是表兄弟。可是程氏兄弟以及講理學的迂夫子們與蘇東坡之間，相互都感到頭痛，不甚融洽。
當邵康節臨終快斷氣的時候，程氏兄弟去探病，此時蘇東坡也突然來了，而程氏兄弟卻吩咐邵康節的家人不讓蘇東坡進去。當時程氏兄弟問邵康節有什麼遺言，邵康節見程氏兄弟學問修養如此好，而度量還是狹隘，由於邵康節已不能說話了，只舉起雙手來，而掌心遙遙隔空相對地比了比。可是程氏兄弟還不懂他比手勢的意思，問邵康節可不可以說明白一點。邵康節到底是有修養的人，提起元氣來，對他們兄弟說：「前面的路，留寬一點給別人走。」這就是人生的道理。
孟子也是以同樣的道理，說了「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後，接著說：「仲尼不為已甚者。」孔子待人的做法，總是留給別人一個轉圜的餘地，絕不把人家逼到牆角轉不了身。孔子教人不做絕、不過分，凡事都有所謂「有餘不盡」之意。
（選自《孟子與離婁》）
高著眼，少低頭
一個人要有高度的智慧，有遠見，做人也好，做事也好，人沒有遠見，人生就已經差一截了。
記得很多年前有個朋友當外交官，要出國去，一定要我寫一副字給他。我說幾十年沒有拿筆，我那字難看到極點，他說反正非寫一副不可，結果我就寫了兩句元代人的詩——「世事正須高著眼，宦情不厭少低頭」。
禪宗有一個術語——「見地」，所謂見地，就是說，世界上的事情，在任何一個時代、任何一種環境，有頭腦、有智慧的人都不會被現實所困。因為透過現實可以看到未來，透過一點而看到整體。這就是人世間應有的「見地」——「世事正須高著眼」。
這個道理正好說明孟子說的「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一個有政治理想的人想為國家、社會做一番事，想為國民謀福利，如果沒有遠大向上的高見，縱然做一個好官，也只是一個普通的能吏而已，不能算是一個名臣，更不是歷史上的國家的一個大臣。
有一天這位外交官請客，有二十多個人，就研究我寫給他的第二句話——「宦情不厭少低頭」。做官的人究竟應該多向人家低頭拍馬屁呢，還是說不必太拍馬屁？這個「少」字原意究竟是何意？我說我只曉得照抄，至於原意，你問那個元朝作詩的人吧。不過，我也認為這個「少」字太妙了，是雙關語，必要的時候你多低一點頭也可以，要做文天祥就不必低頭了。
其實豈止宦情做官呢？做生意的也可以換一個字——「商情不厭少低頭」，該賺的錢就賺，狠起心來你也賺，不該賺的錢就不要賺，就不低頭了嘛！教書的人，教情嘛，也不厭少低頭，是一樣的。
「宦情不厭少低頭」，對於正在求學的青年人來說，暫時沒有必要；如果將來到社會上做事，尤其是做官，則不妨參考參考。不過，做事、做官太講骨氣的話，甚至桀驁不馴，那就不太好了，有時候需要稍稍低頭時，不妨稍稍低頭，只要不是做壞事，沒有關係，自然可以受益。
（選自《孟子與離婁》）
可以倒霉，但是不能有倒霉相
《列子》中有「狗吠緇衣」的故事，是這麼說的：「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撲之。楊朱曰:‘子無撲矣！子亦猶是也。曏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這個故事也是講人生處世的哲學。楊朱的兄弟名叫楊布，穿素色的衣服出門了。出去的時候是晴天，結果在外面碰到了下雨。古代的農業社會，泥巴到處都是，素色的衣服容易弄髒，像我們小的時候唸書，回來就是一身泥。所以古人有詩句「微雨作輕泥」，微雨會製造輕微的泥巴。這首詩的境界看起來很美，實際的境界卻很痛苦。因此，楊布把沒有顏色、乾乾淨淨的衣服脫掉了，換上緇衣回家。緇衣是染色的衣服，大半是灰色的。
注意啊！出家人穿的衣服統稱緇衣。根據印度佛教的規矩，出家人穿壞色衣、各種碎破布剪裁接攏來的衣，所以也叫作衲衣，就是不要漂亮，穿最壞的顏色。到了中國以後，禪宗穿深色衣，在外面唸經的穿淡灰色的，叫作月白色。修密宗的穿紫、紅、黃、藍、白、黑，各種顏色都有，反正佛教的規矩，出家人穿的衣通稱緇衣。在家居士自稱白衣，印度人的規矩是尚白，婆羅門教、上流階級的人統統穿白的，下等階級穿黑衣，像小偷穿黑衣，夜裡好行動，看不出來。我們的夏朝也重視白，中國歷史文化，有時候重視白，有時候重視黑色、紅色、黃色，每個朝代都不同。
看過《紅樓夢》的都知道迎春、探春、惜春三姊妹，最後的小妹妹出家了。所以在夢遊太虛幻境中說的預言，第一句是「勘破三春景不長」，都是雙關語。這種小說也與禪、與道相關的，因為她三姊妹的名字都有個「春」字，也代表人生的境界青春好景不長。
勘破三春景不長，緇衣頓改昔年妝。
可憐繡戶侯門女，獨臥青燈古佛旁。
這是在家之人的看法。如果在出家之人看來，那不是「可憐繡戶侯門女」了，而是最高的境界，可以去掉「可憐」二字，改成「繡戶侯門女，高臥青燈古佛旁」。
楊朱的兄弟回來時碰到下雨，把素衣換成深灰色或者藍色的衣服回家，結果家裡的狗認不得主人了，狗眼看人低。狗看見穿破衣服的叫花子來，它就叫；衣服穿得很整齊的，它不叫了，所以狗是認衣服不認人的。古人經常借這個情形來罵世界上的人，「只重衣冠不重人」，那是當然的。
像我們小的時候老輩人就告訴我們，年輕人出門，像大學畢業後兩三年找不到工作，那個倒霉相——皮鞋破了，西裝、牛仔褲已經發白了，頭髮留得長長的，然後履歷表到處送，一看到就曉得是個倒霉的青年。
碰到這樣倒霉時，怎麼辦啊？勤理髮，理得乾乾淨淨的；勤洗衣服，哪怕只有一件，晚上燙得筆挺。早晨出來還神氣，把褲帶縮緊一點。肚子餓了，問你吃了沒有，吃了。那神氣十足，工作容易找到的，碰到有些老闆就會用你了。
這個狗是相反的，所以看到主人衣服穿得不對，不出來搖尾巴，反而拼命地叫。楊布氣極了，我養這狗多少年，現在我回來，看我衣服換了就叫，「將撲之」，要把這個狗打死。他哥哥楊朱就說，你打死它幹什麼？狗嘛！它是禽獸，不懂事，而且其實你也是一樣的，假定你的狗一身白毛出門，結果在煤炭洞裡滾了一身黑回來，你不把這個狗幹掉才怪啊！你也認不得是你的狗啊！外形變了樣子，就引起人家懷疑了。
天下事，天下人，這些事情就很多了。我有很多年紀大了退休的朋友。剛剛退休的人，開始兩三個月，在家裡整理東西，還沒有完，慢慢來。三年以後苦惱了，開會慣了，辦公慣了，忽然沒有事做，他就活不下去。像愛打坐修道的，每天多給他事情做，他也覺得活不下去。所以人生就是那麼怪，你說哪一樣對，哪一樣不對？這也可以看到，外形的轉變會影響人的心理、思想的轉變。
所以孟子也說：「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一個人事業的成功，不是那麼簡單的，觀察了外面這個環境，看看各種情形、景象。在個人講，自己雖受了打擊，還要修養很好，沒有倒霉臉色。
我常常跟同學講，一個老前輩曾告訴我，他說，「有力長頭髮，無力長指甲」，年輕人生命力旺盛，頭髮容易長；營養不夠的時候，指甲容易長。所以那個老前輩告訴我，倒霉的時候，少睡覺、勤理髮、勤剪指甲。如果在倒霉的時候，沒有事做老睡覺，頭髮、指甲弄得長長的就更倒霉了。也就是「徵於色，發於聲」。然後啊，「喻」，懂得了。看了別人的現象，看了外界的環境，反省自己，就懂得了。
所以古代的教育先從灑掃、應對、談吐、待人接物上訓練，「正其衣冠，尊其瞻視。」這個衣冠、儀態很重要，這不是說穿我身上的長袍這個格調，而是穿你們自己的，清潔、整齊第一。出去讓人一看，印象很好。一瓶花也一樣，總要插好一點嘛！常常看到現代青年人的穿著，好好的衣服穿在身上，東一塊，西一塊，就像什麼印象派的圖畫一樣，莫名其妙。辦公地點也一樣，桌上亂堆，堆得一塌糊塗，都是懶啊！懶得整理啊！一個公司看看辦公室乾不乾淨，已經看出一半了。從小看大，看它沒有生氣，就沒有發展啊！
我看人很多，古今中外成功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格調，而且都很嚴肅，生活上有他們嚴謹的一面，這點值得大家多多注意。
像我十七歲出門，碰到過幾個動亂的大時代，在家時樣樣都富裕，出門以後，到處闖蕩，我的個性啊，向來不求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同學、長官，一封介紹信、一張明信片都不肯用，要自己出去闖，那各式各樣的苦頭，連帶種種的經驗都來了。經驗多了，我覺得到每個地方，大家都歡迎我，因為知道我是什麼人、什麼身份。比如今天我去看一個人，一打招呼，談了幾句話，一看臉色不對，講話不對，馬上知道了，就走了，避開了。「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看容顏便得知。」曉得人家心裡不高興，還在那裡死皮賴臉等，那給人家印象更不好了。有時，一到那裡遇到吃飯了，主人殷勤招呼：「喂！來！來！吃飯。」「吃過了，謝謝！謝謝！」出來時實際上肚子裡餓得很，口袋裡一毛錢都沒有，但要掙個面子，總不能給人留下一個壞印象，好像我來吃你的，揩油的。這些是我年輕時在外面的經驗，為了達到做人、做事成功的目的，你給別人的印象不能搞壞了啊！
在外面做事那麼多年，有時候也借錢啊！求人須求大丈夫。好朋友，問他借錢：「有錢沒有？我急要錢用。」「沒有！你去幫我借！」這是好朋友。不是我有困難，等人來追問，可憐我，這個我不幹！
總之，做法上要分清楚，取捨之際，像用兵一樣，應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們好好揣摩吧！
（選自《列子臆說》《南懷瑾講演錄：2004—2006》《中國式的管理的出發》）
如何認清一個人
很多人都欣賞杜月笙，他雖不是讀書出身，但有一種溫文儒雅、老老實實的神態，看起來弱不禁風，卻做了社會的聞人，他有包容三教九流的本事。因此，他有三句名言：第一等人，有本事，沒脾氣。南方話講有本事就是能幹。沒有脾氣不是沒有個性啊！第二等人，有本事，有脾氣。末等人，沒有本事，脾氣比誰都大。
真的，一等人，有本事、有學問，又能幹，所謂沒有脾氣是說不隨便發怒，不為情緒所遷。二等人，就是一般人，古今中外都一樣。有本事，一定有個性，有脾氣。但是真正的大領袖，沒有脾氣，所以能容納一切。末等人，本事是沒有，個性強得很，這種人多啦！
所以大家立身處世，要知道，有的人有學問，往往會有脾氣，就要對他容忍，用他的長處——學問，不計較他的短處——脾氣。他發脾氣不是對你有惡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來也就是他的短處，與你何關？
講到觀察人的道理，我們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現在很流行。這兩種事，在中國有幾千年歷史，在世界各地也一樣，如義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見，任何國家、民族都很流行。講中國人看相的歷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戰國時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國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現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莊、鐵關刀，乃至現代義大利、日本人研究出來的手相學、掌紋學，許多新的東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國相法的範圍。
但中國人還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這就深奧難懂了。「神相」，不是根據「形態」看，而是看「神態」的；還有一種「心相」，是以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絕對唯心（非西方唯心的哲學），所以有幾句名言：「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
一個人思想轉變了，形態就轉變。譬如我們說一個人快發脾氣了，是怎麼知道的呢？因為從他相上看出來了，他心裡發脾氣，神經就緊張，樣子就變了。所以，看相是科學。有人說，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兩個眉尖中間的距離——很寬就是度量大，這是什麼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皺眉頭，慢慢地，印堂的肌肉就緊縮了，這是當然的道理。還有人說露門牙的人往往短命，因為他露牙齒，睡覺的時候嘴巴閉不攏，呼吸時髒的東西進到體內，當然健康要出問題。還有很多這一類的道理，都是這樣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是書上說的。」實際上，這些東西是從經驗中得來的。
有人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套——曾國藩家書，其他的沒有了。其實傳下來的有兩套，另一套是曾國藩看相的學問——《冰鑑》。《冰鑑》所包含的看相的理論，不同於其他的相書。他說，「功名看器宇」，講器宇，又麻煩了。這又講到中國哲學了。與文學連起來的，這「器」怎麼解釋呢？就是東西。「宇」是代表天體。什麼叫「器宇」？就是天體構造的形態。勉強可以如此解釋。中國的事物，就是這樣討厭，像中國人說：「這個人風度不壞。」吹過來的是「風」，衡量多寬多長就是「度」。至於一個人的「風度」是講不出來的，這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但是也很科學，譬如大庭廣眾之下，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這個人並不一定長得漂亮，表面上也無特別之處，但他使人心裡的感覺與其他人就不同，這就叫「風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這個人有沒有功名，要看他的風度。「事業看精神」，這個當然，一個人精神不好，做一點事就累了，還會有什麼事業前途呢？「窮通看指甲」，一個人有沒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與人的前途有什麼關係呢？絕對有關係。根據生理學，指甲是以鈣質為主要成分，鈣質不夠，就是體力差，體力差就沒有精神競爭。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形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這種人體質非常弱，多病。「壽夭看腳踵」，命長不長，看他走路時的腳踵。我曾經有一個學生，走路時腳跟不點地，他果然短命。這種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聰明浮躁，所以交代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實。「如要看條理，只在言語中」，一個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說話是否有條理，這種看法是很科學的。
中國這套學問也叫「形名之學」，在魏晉時就流行了。有一部書《人物誌》，大家不妨多讀讀它，會有用處的，是魏代劉劭著的，北魏劉昞所注，是專門談論人的，換句話說，就是「人」的科學。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的科學，是從外國來的。而我們的《人物誌》卻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指出哪些人歸哪一類。有些人是事業型的，有些人絕對不是事業型的，不要安排錯了，有的人有學問，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學問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這種人才不多。
孟子也喜歡看相，不過他沒有掛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歡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歡下看的人會動心思；喜歡斜視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問題。這是看相當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說是看相當中的「眼科」吧！
孔子說：「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觀察人談原則。「視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麼。「觀其所由」——知道他的來源、動機，以法理的觀點來看，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做人是安於什麼，能不能安於現實。一個人做學問修養，如果平常無所安頓之處，就大有問題。有些人有工作時，精神很好；沒有工作時，就心不能安，可見安其心之難。
孔子以這三點觀察人，所以他說「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這個「廋」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什麼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為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面，後者屬行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麼？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則安於平淡。
孔子又說：「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他說上古時候的人有三點毛病，是社會的病態，也是人類的病態。但到了現在，「或是之亡也」，「或」為「或者」的意思，「是」為「這個」的意思。這就是說，如今看來也許這三個毛病都變得更壞、更糟糕了。用一幅畫來作比喻，古人的畫畫得這麼好，但其中還有三個缺點；不過現在的藝術家，比起古人那些缺點來更差了，還夠不上古人認為是缺點的那個水準。也就是說，古人認為是缺點的，比現在認為是優點的還要更好得多。
下面孔子講了這三個缺點。古代的人狂，這個狂在古代並不一定是壞事，不是現代觀念的狂，如果現代對神經病、精神病叫作狂，那就糟了。古代的狂就是不在乎，但是有一個限度的。孔子說，古代的狂不過放肆一點，不大受規範；現在的人糟糕了，狂的人則蕩，像亂滾的水一樣，興波作浪。古代的矜，比較自滿自傲，但有一個好處，因為自己要驕傲，自己把自己看得很重，於是比較廉潔自守，人格站得很穩；現在驕傲自矜的人，對任何人、任何事都看不慣，有一種憤怒暴戾之氣。古代比較笨的老實人，還是很直爽的；現在更糟了，已經沒有直爽的老實人，而社會上那些笨人都是假裝的笨人，是一種狡詐的伎倆。
這是孔子當時的感嘆，事實上我們知道，這三點等於是觀察人的六個大原則。我們讀到這種地方，要特別注意，這是對於一個人的看法。很多人都講究看相，這就是相法，不過這個相法不是看五官和掌紋，而是看神態，看他的做人做事，就看出來了。
當領導別人，或與人交往的時候，部下、同事狂一點沒關係，有時還蠻欣賞其狂，就怕不夠狂，有本事不妨狂一點。如果是狂而蕩，就問題嚴重了，狂到不守信諾，乃至把公家的鈔票用光了，對什麼事情都亂來，就要不得。有才的人多半狂，愛才就是懂得欣賞其狂，不要希望別人和自己一樣，自己不喜歡的，不必要求別人也這樣做，但是要提防他，不可失諸蕩，這個狂就是人才。自我傲慢，有個性就是矜。自矜值得欣賞，一個人沒有個性、不傲慢就是沒有味道，每個人都有他獨立的個性，但要有適當的限度。假使傲慢變成憤戾之氣，到處怨恨，沒有一個人、一件事使他滿意的，即使他單獨自處，也會跟自己過不去的，那就過於憤戾，這很不好。愚、老實沒有關係，可不要故作老實，偽裝老實，所謂貌似忠厚，心存奸詐，那就大成問題了。這狂、矜、愚三條，有相對的六點，外在是觀察別人，內在是反觀自己修養的準則，都要注意的。
（選自《論語別裁》《中國式的管理的出發》）
朋友之道
友其德
孟子說，交朋友之道，第一要「不挾長」，不以自己的長處，去看別人的短處。例如，學藝術的人，見人穿件衣服不好看，就煩了；讀書的人，覺得不讀書的人沒有意思；練武功的人，認為文弱書生沒有道理。這都是「挾長」，也就是以自己的長處為尺度，去衡量別人，這樣就不好。
第二要「不挾貴」，自己有地位，或有錢，或有名氣，因此看見別人時，總是把人看得低一點，這也不是交友之道。
第三要「不挾兄弟而友」，就是說朋友就是朋友，友道有一個限度，對朋友的要求，不可如兄弟一樣，換言之，不過分要求。一般人交友，往往忽略這一點，認為朋友應該一如己意，朋友事事幫忙自己，偶有一事不幫忙，便生怨恨。在另一面，對一個朋友不幫忙還好，越幫忙，他越生依賴心，結果幫他忙反而害了他，所以「不挾兄弟而友」。
在相反的一面，「不挾長」就是並不因為對方有長處，想去沾一點光。「不挾貴」，也不是因為對方有地位、有錢、有權勢才去交這個朋友，企圖得什麼便宜。例如，民國初期五四運動後，因為胡適之是倡導五四運動的人物之一，因而出名，便有一個文人在文章中寫道：「我的朋友胡適之。」其實胡適之並不認識他，直到現在，「我的朋友胡適之」這句話還常被人引用，去譏評趨炎附勢、臉上貼金的人。「不挾兄弟」也就是說，只有一面之緣的人，卻口口聲聲說：「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們熟得很。」這叫作交淺言深，也是不好的作風。
「友也者，友其德也。」交朋友是為道義而交，不是為了地位而交，不是為了利用人而交，也不是為了拜把兄弟多，可以打天下，或如江湖上人「開碼頭」「揚名立萬」而交。交朋友純粹是道義之交，不可有挾帶的條件。常有年輕人說：「我們同學很多，將來可成為一幫。」這就是挾帶了條件，已經不是真正的友道，只是利害的結合。
孟獻子是魯國當年的第一位大權臣，是百乘之家。古代的百乘之家，富比諸侯，權位等於魯國的副國君。但是他在友道上了不起，他有五位真正的朋友。照理說，這樣的家庭，朋友應該有很多，如戰國時孟嘗君門下有三千客，這都是朋友啊！都靠他、吃他的。而孟子和孟嘗君是先後同時代的人，為什麼孟子沒有說孟嘗君在友道上了不起，而只提孟獻子有五個朋友？孟子說，孟獻子五個朋友是有道德、有學問、不求功名富貴的。君王想和他們交往做朋友，他們也不來，卻和孟獻子做了朋友，這就可見孟獻子之不平凡。孟獻子和他們交朋友，只是因為他們有道德、有學問。他們五人本身既無財富，也無權位，也沒有把孟獻子家的富貴放在眼裡。
孟子說，孟獻子和這五個人做朋友，是忘記了自己的身份，忘記了自己的家世、富貴、權位，純粹就是好朋友。這五個人看孟獻子，也不管他的家世，只認為孟獻子這個人夠格、夠條件做朋友，有味道，所以成為朋友。如果他們心目中有了孟獻子家世的觀念，也早就不和孟獻子做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