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講文學的境界是為了「點題」，就是把題目的中心抓住，先拿出來。

第一個點題：以現在的話來說，一切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只是思想問題。只要使得思想純正，什麼問題都解決了。我們知道，現在整個世界的動亂，是思想問題。所以我在講哲學的時候，就說今天世界上沒有哲學家。學校裡所謂的哲學，充其量不過是研究別人的哲學思想而已。尤其是作論文的時候，蘇格拉底怎麼說，抄一節；孔子怎麼說，抄一節。結果抄完了他們的哲學，自己什麼都沒有，這種哲學只是文憑！

世界上今天需要真正的思想，要融會古今中外，真正產生一個思想。可是，現在不止中國，這是個思想貧乏的時代，所以我們必須發揮自己的文化。

第二個點題：牽涉到人的問題。中國史上，凡是一個大政治家，都是大詩人、大文學家，我常和同學們說，過去人家說我們中國沒有哲學，現在知道中國不但有哲學，幾乎沒有人有資格去研究。因為我們是文哲不分，中國的文學家就是哲學家，哲學家就是文學家，要了解中國哲學思想，必須把中國五千年所有的書都讀遍了。西方的學問是專門的，心理學就是心理學，生理學就是生理學，過去中國人做學問要樣樣懂一點，中國書包括的內容這樣多，哪一本沒有哲學？哪一樣不是哲學？尤其文學更要懂了，甚至樣樣要懂，才能談哲學，中國哲學是如此難學。

譬如唐初有首詩，題名《春江花月夜》，有句說：「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與西方人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意思一樣，但到了中國人的手裡就高明瞭，在文字上有多美！所以你不在文學裡找，就好像中國沒有哲學，而在中國文學作品中一看，哲學多得很。譬如蘇東坡的詞：「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不是哲學問題嗎？宇宙是哪裡來的？上帝今天晚上吃西餐還是吃中餐？「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他問的這個問題，不是哲學問題嗎？所以中國是文哲不分的。此其一。

文史不分：中國歷史學家，都是大文學家，都是哲學家，所以司馬遷著的《史記》裡面的八書等，到處是哲學，是集中國哲理之大成。此其二。

文政不分：大政治家都是大文豪，唐代的詩為什麼那麼好？因為唐太宗的詩太好了，他提倡的。明代的對聯為什麼開始發展起來？朱元璋的對聯作得很不錯，他儘管不讀書，卻喜歡作對聯。有個故事，朱元璋過年的時候，從宮裡出來，看見一家老百姓門前沒有對子，叫人問問這家老百姓是幹什麼的，為什麼門口沒有對子。一問是閹豬的，不會作對聯。於是朱元璋替他作了一副春聯：「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很好！很切身份。

唐太宗詩好，大臣都是大文學家，如房玄齡、虞世南、魏徵，每位的詩都很好。為什麼他們沒有文名？因為在歷史上，他們的功業蓋過了文學上的成就。如果他們窮酸一輩子，就變文人了，文人總帶一點酒釀味，那些有功業的變成釀酒的了。像宋代的王安石，他的詩很好，但文名被他的功業蓋過了。

所以中國文史不分、文哲不分、文政不分，大的政治家都是大文學家。我們來一個老粗皇帝漢高祖，他也會來一個：「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別人還作不出來呢！不到那個位置，說不定作成：「颱風來了吹掉瓦，雨漏下來我的媽！」所以大政治家一定要具備詩人的真摯情感。換句話說，如西方人所說，一個真正做事的人，要具備出世的精神——宗教家的精神。此其三。

第三個點題：中國人為什麼提倡詩和禮？儒家何以對詩的教育看得這麼重要？因為人生就有痛苦，尤其是搞政治、搞社會工作的人，經常人與人之間有接觸、有痛苦、有煩惱。尤其中國人，拼命講究道德修養，修養不到家，痛苦就更深了。

我經常告訴同學們，英雄與聖賢的分別：「英雄能夠征服天下，不能征服自己；聖賢不想去征服天下，而征服了自己。英雄是將自己的煩惱交給別人去挑起來，聖人自己挑盡了天下人的煩惱。」這是我們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希望每個人能完成聖賢的責任，才能成為偉大的政治家。從事政治碰到人生的煩惱，西方人就付諸宗教；中國過去不專談宗教，人人有詩的修養，詩的情感就是宗教的情感，不管有什麼無法化解的煩惱，自己作兩句詩，就發洩了，把情感發揮了。

同時詩的修養就是藝術的修養，一個為政的人，必須具備詩人的情感、詩人的修養。我們看歷史就知道，過去的大臣，不管文官武將，退朝以後回到家中，拿起筆，字一寫，書一讀，詩一誦，把胸中所有的煩悶都解決了。不像現在的人，上桌子打麻將或跳舞去了。這種修養和以前的修養不同了，也差遠了。

（選自《論語別裁》《禪宗與道家》）

人才如何培養

以我們中國文化而言，知識分子、讀書人應該有個什麼目標呢？我們現在讀書是為了什麼？對不起啊，諸位同學為了什麼，我不知道。我現在是提一個口號，很難聽，「教育無用論」，教育無用。

我也反對現在這樣的教育，是在糟蹋人才，貽害未來。譬如一個鄉村的孩子，父母很辛苦地培養他讀了書，讀到中學糟蹋了一半，讀到大學，完了！這個孩子永遠不回來了，到上海、北京各個鬧市居住，要發財，要爬金字塔的那個塔尖上去。農村那麼辛苦，培養一個孩子出來，農村喪失了一個人才，沒有人了！

今天這個教育是在樹這個金字塔，都向上面爬。而教的是知識，不是學問啊！人格沒有養成，做人做事都不對，對社會國家有什麼真正益處呢？

中國文化講教師是兩個要點：「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什麼是經師呢？教知識，四書五經、數理化、國文，教這個知識容易。人師呢，他的人格，他的一切，在導師制的書院可以做一位人師，人格的表率，像孔子、孟子一樣，不容易！所以「經師易得，人師難求」。

那麼，中國原來的知識分子讀書的目標呢，是求學問，包括做人做事、身心修養等一切的學問，憑興趣來的，玩味一輩子，人格平等獨立的，同謀生是兩件事。不像現在人讀書，都是為了謀生。所以，我提醒諸位年輕同學注意，我不敢說你們的目標是什麼，現在反正社會的教育出問題，所以教育無用。

第一個，父母出問題。所有的父母培養子女，是把自己做不到的希望壓在孩子身上。自己沒有發財的，希望自己兒女出來發財；自己沒有做官的，希望兒女出來做官；自己理想做不到的，希望兒女將來給我做到。望子成龍，望女成鳳，這是嚴重的錯誤！

第二個，升學主義，不是求學問。

第三個，讀書的目標是升官發財，至少是賺大錢。

這是個什麼教育？我搞不清楚。自己的家庭、社會、國家，教育沒有個方向，沒有個目標。但你說他沒方向目標，他說我方向目標都有啊。你要看這個家庭、社會、國家教育的實際走向、目的是什麼，不要看表面文章。

再譬如說，現在把中國隋唐開始的很好的考試製度，用到壞的方面去了。現在考試起來，連幼兒園、小學還要考試，好的成績考取了進名校，考不取就進差等的學校，這是什麼教育？教育的目標是講這個孩子不成器，你把他教成好的成器的人。讀書是憑興趣，靠啟發的，那才有動力、有創造力嘛！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現在變成了全力應付考試，有興趣也給你搞沒了。所以我現在講教育無用論，不曉得搞些什麼！自己教育的方向目標，什麼都沒有研究清楚。

我們想一想，中國三千年教育，由周朝到秦始皇，漢唐宋元明清，政府沒有出幾個錢辦教育，你們怎麼不去研究呢？那中國文化過去有沒有學校？有啊，「學校」兩個字是夏朝開始有的，唐朝有國子監，現在我們北京還有國子監古蹟，漢朝叫太學。政府有學校啊，政府的學校是給高幹子弟讀的，不是給老百姓讀的。老百姓是自己讀書的，中國歷史上這些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於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人、武將，都是民間自己培養出來的，培養一個貨品給你朝廷、給你政府來買嘛。人才是個貨品，中國老百姓自己培養的，都是私塾裡出來的。所以古人說：「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然後，你們政府用個什麼功名嘛，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備用。

歷代沒有像我們今天這樣，花了多少的教育經費培養了多少人才，然後出來了還要負責給大家找職業！哎喲，大學生失業的太多……活該！誰叫你讀書的？中國本來是詩禮傳家，都是家裡讀的，自願讀的，要謀生你就直接學謀生技術好了。這個我們要反省了。

你看中國知識分子讀的《古文觀止》、《幼學瓊林》、「三百千千」（《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不是哪位教授還是哪個博士編的，不是。所以我說，你看中國幾千年文化，政府沒有花什麼錢，都是老百姓自己培養子弟出來，影響一個國家，影響整個時代。

（選自《漫談中國文化》）

人才如何選拔

大家有機會可以讀一篇文章，對於處世大有助益，這篇文章簡稱《論養士》，蘇東坡作的。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這篇文章很有意義，它提出了一個原則，講得非常有道理。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製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裡做賓客。過去叫賓客，現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裡——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現在也有稱作幕僚。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麼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只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兩百萬字不成問題。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闆怎麼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面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幹，這是有力沒有勇。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幹，就沒有辦法。

所以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焚書坑儒，不養士了，這些人就走向民間去，結果怎樣呢？反了！後來到了漢朝的時候，對這種士怎麼辦呢？到漢武帝時代，就是中國選舉制度的開始，那個時代的選舉，當然不像現代的由人民去投票——這是西方式的選舉。中國式古老時代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參考輿論，把地方上公認是賢、良、方、正的人選出來，稱為「孝廉」。以現代名詞而言，是人才的分類，賢是賢，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為一談，這是四個範圍。中國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稱「孝廉」。到清朝時，考取了舉人，還是用孝廉公這個名稱，那是沿用漢朝的。

漢朝實行這樣的選舉制度，就取代了戰國時養士的制度，所以漢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來，到隋朝又開創以文章取士的考試辦法。到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正式以漢朝地方選舉的精神，採用了隋朝考試取士的方法，綜合起來產生了唐朝考選進士的制度。所謂進士，就是將民間有才具的知識分子，提拔出來，進為國士的意思。那時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試階級的一個名稱，秀才再考舉人，舉人再考進士，進士第一名是狀元。唐代的秀才，便是進士的通稱，凡是學問好的、優秀的，都稱秀才。

唐太宗創辦了考試製度，錄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後，站在最高的臺上，接受第一次錄取者朝見之後，忍不住得意地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說，你看我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動來鑽進我的掌握中，再不會去造反了。有功名給你，有官給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儘管來嘛！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處。

蘇軾也說，建立了考試製度以後，就等於六國時候的「養士」，所以他認為養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智、辯、勇、力分子沒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沒有很好的歸宿，就是社會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的大問題。但是如何使他們得其養，又是個問題。起用也是養，退休也是養。講到養，我們要想到前面所講的，犬馬也有所養呀！不是說有飯吃就得養了，僅僅這樣是養不了的。智辯勇力之士，有時候並不一定為了吃飯。天生愛搗亂的人，如果沒有機會給他搗亂，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搗亂，就得把他引入正途，這就是為政教化的道理。

（選自《論語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