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說：「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這是說明治國者應當不起私財之心，民富即國富，國富則民強，這樣才能達到「均富」的境界。

孟子第一次見梁惠王時說：「你梁惠王何必談利呢？你只要行仁義就好了。」這是中國文化千古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義利之辨的最大關鍵。而在後世的讀書人，大多看到「利」字，就望望然聯想到「對我生財」的錢財之利這一方面去了。站在國家的立場來說，也很可能誤認為只是經濟財政之利。至於義，則多半認為和現實相對的教條。因此便把仁義之「利」錯解了，而且把仁義的道理，也變成狹義的仁義觀念了。

如此一來，立身處世之間，要如何去利就義，就實在很難辦了。舉一個例項來說，我假使在路上看到一些錢，這是利，我要不要把這些錢拾起來呢？這就發生了義利之辨的問題了。以我們傳統文化來說，這些錢原非我之所有，如果拾起來據為己有，就是不義之財，是違背了義的道德，是不應該的。

在利的一方面看，自己的私心裡認為，路上的這些錢，乃是無主之財，我不拾起來，他人也會拾去，據為己有，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到底該不該拾為己有？儒家對這種問題，在個人人格的養成上就非常重視了，由此便形成了中國特有的、非常嚴謹的個人的道德觀念。

但是，由於這種義利之辨的觀念根深蒂固，後世讀《孟子》的人，大致統統用這個觀念來讀《孟子》，解釋《孟子》，於是就發生了兩種錯誤。第一是誤解了梁惠王問話中的利，只是狹義的利益。第二是隻從古代精簡的文字上解釋，而誤解了孟子的答話，以為他只講仁義而不講利益，把「利」與「義」絕對地對立起來了。

其實並不如此，依照原文用現代江浙一帶的方言來讀，就可從語氣中瞭解到他的含義，知道孟子並不是不講利，而是告訴梁惠王，縱使富國強兵，也都是小利而已；如從仁義著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吉大利。試看幾千年來中國文化的整個體系，甚至古今中外的整個文化體系，沒有不講利的。人類文化思想包含了政治、經濟、軍事、教育，乃至於人生的藝術、生活……沒有一樣不求有利的。

如不求有利，又何必去學？做學問也是為了求利，讀書認字，不外是為了獲得生活上的方便或是自求適意。即使出家學道，為了成仙成佛，也還是在求利。小孩學講話，以方便表達自己的意見，當然也是一種求利。仁義也是利，道德也是利，這些是廣義的、長遠的利，是大利，不是狹義的金錢財富的利，也不只是權利的利。

再從我們中國文化中，大家公推為五經之首的《易經》中去看。《易經》八八六十四卦中的卦爻辭，以及上下系傳等，談「利」的地方有一百八十四處；而說「不利」的，則有二十八處。但不管利與不利，都不外以「利」為中心在討論。《易經》思想主要的中心作用，便是「利用安身」四個字。所以《易經》也是講利，而且告訴我們趨吉避凶，也就是如何求得有利於我。如果探討孔孟思想的文化源頭，絕對離不開《易經》。所以說假如孟子完全否定了「利」的價值，那麼《易經》等我國的所有傳統文化，也被孟子否定了。但事實上並非如此。由此，我們研究孟子，首先就要對義利之辨的「利」字，具有正確的認識。

《易經·系傳》中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這就是中國的政治哲學、經濟政治，非常重要。真正能理財，老百姓就跟你走，可是有一點，不要忘了理財還要能正辭。

孔子說「理財正辭」，經濟的問題固然重要，精神文明的文化更重要。所以中國《易經》的政治哲學：第一點是理財，使有繁榮的經濟基礎；第二點要有最高的精神文明；第三點人民還要守法。所以說「禁民為非曰義」，這樣才能建立一個幸福的社會、理想的國家。

（選自《原本大學微言》《孟子旁通》《易經系傳別講》）

經濟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嗎？

我現在九十歲了，生命的經歷很多。這個國家大革命以後，經過北伐，我親自參加過抗戰，經歷過國內的變化，在海內外大波浪之間，直到現在二十一世紀，我覺得有了問題。這些問題使我想到中國古代禪宗的兩句話：「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

我們的國家社會，今天的發展非常繁榮，好像人人都前途無量，朝氣蓬勃。事實上都有「一片白雲橫谷口」的現象，不是黑雲哦！是很漂亮的白雲，可是把自己遮住了，一切都搞不清楚了。本來是自己的家，鳥要飛回來，可是因為這片白雲遮住了，迷巢了。我深深地感到，這個時代有這麼一個現象。

我們現在所講的經濟學，都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外國人的經濟學。自己的經濟學在哪裡？同樣是人，尤其我們有五千年的文化，沒有經濟學嗎？現在我們經濟學走的路線，包括我講經濟學這個名稱的問題，都在跟著人家走。

大家要做企業家，就要研究歷史的經驗。舉個例子，姜太公如何幫助周朝建立並使之享國八百年，而且他封在齊國。現在所謂的膠東，那時是最落後、最貧窮的地方。他八九十歲快要一百歲了，到這個地方來做諸侯，怎麼把一個國家變成那麼富有？中國文化經濟商業的中心，春秋戰國時是在齊國的臨淄，就是現在的山東臨淄，比現在的上海、紐約還熱鬧哦！唐朝的時候在揚州，所以你們看古人的詩句，「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唐朝經濟的中心在揚州。宋朝就不是了，宋朝的經濟中心在漳州、泉州。上海發達到現在最多一百年，以前是小鎮，原來歸吳淞道管的。今天的經濟中心是上海，未來就不是上海了。這是經濟商業的必然趨勢，也是歷史。

談到西方的文化思想，十七世紀以後人們認為要解決一個國家乃至人類的問題，非靠經濟不可，以經濟來解決政治。中國幾千年文化剛好相反，經濟擺在第二位，有好的政治，經濟自然會好。

我們要真的研究工商企業的發展，要好好去研究管仲。管仲的歷史故事很多，我提醒大家注意他的兩句名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他認為經濟非常重要，一個國家社會經濟不發展，人民不富有，文化就談不上。大家都知道這句名言，可是大家忘記管仲提倡的是什麼，不是經濟領先，而是政治文化領先。「倉廩實、衣食足」只是手段，好的政治可以自然達到倉廩實、衣食足。再譬如他的名言：「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所謂四維，譬如房子的四個棟樑，這四個柱子沒有搭好，文化沒有建立好，國家就很危險了。禮義廉恥這四個內容太大了！管仲也是做工商業出身的啊！孔子非常佩服管仲，所以在《論語》上說，我們的國家，以前要是沒有管仲，我們後代就都變成野蠻人了，因為文化的建立者是管仲。

大家研究經濟，發展工商，希望能夠回過來借用自己的歷史經驗。更要看清楚，我們這個國家民族存在五千年，不是件容易的事。經過的變亂，像我們所謂的「一窮二白」這個情形，過去有很多的經驗，究竟是怎麼樣發展起來的？譬如漢文帝的時候，大家都知道「文景之治」是靠「休養生息」這四個字。歷史上記載很簡單，可是我們讀書不要輕易把它看過去了。這四個字都認得，休息、培養、發展生產、繁殖。所以歷史上記載漢文帝上來「休養生息」四個字就解決問題了。古文同白話文不同，現在這四個字引申起來就是那麼厚的一本書了。

春秋戰國下來，幾百年的諸侯戰亂，到秦始皇二三十年把國家統一，把秦始皇以前幾千年的體制改變，成了一統江山，廢除封建制，不再有諸侯的分封，地方不能自治，通通歸中央統一領導，變成中央、郡、縣三級制。古代的郡就是現在的省。所以漢代的時候太守二千石，就是省長的待遇，是發給兩千石的米糧實物，因為那時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郡以下就是縣了。

漢文帝接手的時候，休養生息，不能打仗了。其實那時漢朝的天下很苦，錢沒有，社會貧窮，一窮二白，天下變亂，文化沒有建立。我們現在經常講文化教育，其實秦始皇以後，是到了漢武帝時才開始恢復中華文化的，離秦始皇已經八十多年了。

比如我們現在，舊的文化推翻了，推翻清朝到現在九十六年，現在大家都講文化，文化是個什麼東西啊？你看歷史上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漢文帝起來的時候還管不到文化教育，他有一個最大的敵人——北方的匈奴。所以他一直要發展經濟，發展工商業，節儉，以充實國家的軍費，留給孫子漢武帝出兵。這是很痛苦的。

到漢武帝的時候經濟還是不夠好，打仗也是要錢，尤其那個時候匈奴侵略過來，趕不出去啊！那個時候重要的是騎兵，騎兵重要的是馬，中國人不太養馬，要湊錢買馬，所以讀這些歷史就懂了武器的重要。但是中國人制造那個鐵兵器容易斷，煉鋼技術不夠，到漢武帝的時候沒有辦法了，所以叫張騫出使到外國偷學這個技術。

漢武帝要用兵，這個時候不同了，是劉邦以後六十多年了，要發展經濟，擴充國力，建立文化，這是很大的一個任務。因此這個時期經濟思想有一個爭論，記錄在很有名的一本書《鹽鐵論》裡。

《鹽鐵論》這本書論辯很多，是發展文化第一，還是生產經濟第一？就是說應該注重錢還是注重文化教育，這個論辯很厲害。當我們有《鹽鐵論》的時候，西方歐美的什麼《國富論》經濟思想，一點影子都沒有，談不上。可是我們漢朝的時候已經在討論，究竟是政治與經濟發展重要，還是其他的重要。也就是說，究竟儒家思想、道德人倫重要，還是鈔票重要。你們現在滿腦子都是鈔票、股票、期貨，就是這一套，這一套很容易迷糊自己。

（選自《漫談中國文化》）

司馬遷的「金」句

漢武帝時代的歷史哲學家司馬遷，在他所著的《史記》中，特別創作一篇《貨殖列傳》，意在說明工商業經濟的重要性。《貨殖列傳》是關於經濟、工商業的發展。中國傳統的文化，儒家、道家都看不起工商業，看不起做生意的，只有司馬遷不同，他提出來工商業的事。「貨」代表一切的物資，也包括今天的資本。「殖」是生利息，繁殖起來，等於種樹一樣，它會生長。現在我們摘引他原文的三段重點，作為研究的參考。

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

他說：從虞舜、夏禹時代開始，人們的耳目已經習慣了美聲麗色的嗜好，嘴巴已經吃慣了好吃的米麵和畜牲的肉味，身體已經習慣安逸快樂的享受，而且在心理意識上，已經習慣浮誇、驕傲，羨慕權位和勢力的榮耀。這些風俗習慣，是由上古以來，漸漸地逐步養成的，後來的人們，便認為是自然地當然如此了。你想挽回人心，恢復到如上古時代的淳樸自然，雖然你挨家挨戶去勸導，也是枉然，始終不會達到「化民成俗」的崇高理想。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

這幾句話就是經濟的、政治的大原則。善於運用的人，就因勢利導，像那個水流一樣，流下來的時候你不能擋，你只好將就它那個力量，慢慢疏匯出去。次一等的就「利道之」，等於我們騎在驢子的背上，驢子不肯走，拿個竹竿，前面吊個紅蘿蔔，驢子要吃紅蘿蔔就永遠向前面跑。用一個好的利益擺在前面，給他一個目標走，這是第二等。再其次的，只好取用嚴格規範的管教方法來教導他們了。剛才我跟一個年輕朋友談話，也是做大事的，我說：你的公司怎麼樣？他說軍事化管理，我就笑了。現在講管理軍事化，越管理越不好，這是「教誨之」。管教也達不到目的，就只好制定法律規章來整齊劃一地統治。最下等的政治、經濟管理是「與之爭」，與民爭利了。公家跟私人企業爭利，或者上下爭利，那就完了。

《貨殖列傳》裡頭，怎麼致富的，他說了一些要點，經典中的名言很多。

《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闢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少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

這一段司馬遷先引用了《周書》，然後接著說：財貨缺乏，山澤中的資源就不能開發。農、工、商、虞這四種人的生產，是人民賴以穿衣吃飯的來源。來源大就富足，來源小就貧困。來源大了，對上可以使國家富強，對下可以使家庭富裕。貧窮與富有，是不可以靠搶奪，或是施捨給人的。這都需要人的聰明智慧去設法取得，所以靈巧勤勞的人就富裕有餘；愚笨懶惰的人，就始終不夠用了。

「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這幾句話千萬記住！我看司馬遷的人生學問都在這裡。「富無經業」，怎麼樣發財沒有一定的，也沒有長久的，哪一行、哪一業也不一定，最後是靠你自己的智慧，不能說哪一行對，或者可以一直髮達下去。

「貨無常主」，財富不會永遠屬於你的。我也常常告訴大家，財富是個什麼東西？拿哲學道理來說，尤其是佛學的道理來講，財富屬於你的所用，不是你的所有。你一生即使有再多的錢，只有臨時支配的使用權，並不真是你的所有，而且只有你用到的、真用得對的，才是有效的，否則都不是的。

所以中國古人說：「富不過三代。」依我這八九十年的經驗來看，三代都不會，富不過二代的很多。一下子就變了，沒有了。所以「能者輻湊」，有能力的就賺來，其實不僅僅是靠能力或勞苦，還要其他很多因素湊攏來的，像車子的輪子一樣，一條一條的輻條湊攏來的。「不肖者瓦解」，能力不夠了，或者其他條件不行了，一下就沒有了。

「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鉅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司馬遷在這裡講，他說有千金財產的人，「比一都之君」，好像與地方首長平起平坐。達到百萬，現在不是百萬了，就是你們講的多少個億。他說達到這個，「乃與王者同樂」，他的享受比部長、省長乃至國家領導人都好。「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他說這個並不需要祖傳的，靠自己努力來做到這樣。

最後引用管仲的名言：「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這個「禮」包括很多，所以管子的經濟政治從這裡開始，經濟不建立好，這個社會講文化就沒有基礎；反過來講，文化沒有基礎，這個社會經濟發展就是個病態，「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所以文化的修養很重要，品德好的人富有了，會做好事，做功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沒有修養的人發財了，就用到享樂上，或者做壞事去了，或者繼續再投資，為了錢而賺錢。至於怎麼樣用錢才好，根本不懂。

「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這三句是重點的話。水很深時，可養很多的魚；山很深了，裡頭有很多的動物；人富有了，有了財富要養仁，講仁義道德等。不是說人富有了自然會有仁義道德，那是要提醒自己反省自己，要注重修養才會有的。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樹倒猢猻散，猴子是為了桃子才來的。不是隻有財富吸引人，道德學問的富有，也會吸引人來學習歸附。「富者得勢益彰」，富有了，得到勢力，有機會再發展。「失勢則客無所之」，你倒霉了，朋友也沒有了。所以你的朋友很多，要考慮考慮是你道德的關係，還是你財富的關係，自己要反省。

「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從前的諺語說：有錢家庭的孩子，不會死在路上，總是有人招呼的。沒有人招呼，說不定就死在哪裡。

「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這是司馬遷的名言。「夫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他有一個結論，誰都怕窮，可是反過來看，人究竟富有到什麼程度才滿足？看了這幾句話，你可以答覆，人永遠不滿足。「千乘之主」是皇帝，「萬家之侯」是諸侯，「百室之君」是地方的首長。他說每個人，不管官多大、錢多少，隨時仍覺得不夠。依我的經驗，我常常告訴同學們，人生啊，永遠感覺到缺一間房間，身上永遠感覺缺一塊錢。所以，「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貧」，那麼有力的人，自己還感覺到不夠、不滿足。「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所以，一般人的慾望是不會滿足的。這是司馬遷在這一段的結論。

（選自《原本大學微言》《漫談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