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一種經濟學

我常說，我們很多翻譯的名稱是二手貨，很多名稱沒有自己翻譯。譬如說「智慧之學」，我們中國人叫「慧學」，日本人翻成「哲學」。再譬如說「經濟」，我就嚴重地反對，中國講「經濟」，在中國文化裡頭很嚴重啊，是經綸濟世，是大政治家、大文化家（的事業），這個叫「經濟」。

我們常說中國古人的對聯：「文章西漢雙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那個「經濟」不是現在這個「經濟」。他講寫文章，西漢一個司馬遷作《史記》，一個司馬相如文學第一，所以「文章西漢雙司馬」；「經濟」，中國經綸濟世之才，赤手空拳打下來天下，建立一個政權而萬古留名的，很好的榜樣只有諸葛亮一個人，所以叫「經濟南陽一臥龍」。這是中國人由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到現在的觀念。日本人把管財經的問題叫「經濟」，這是很好笑的事。現在一提到經濟就想到管鈔票、要錢。這個文化問題很嚴重。

我說世界上的經濟學家，歐美的經濟學家，是強盜的經濟學家，都是為一個國家、一個觀點，寫了許多經濟學的書。你們學經濟不要亂跟他們。從《國富論》開始，通通不對。沒有一個學者研究全體人類的經濟學，馬克思有一點像，還不完全，他在那個時代還看不清楚。任何一門學問，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土話，叫作「麻子上臺階」——一個麻子上了臺階，群眾觀點，個人看一點。整個麻子臉，哪個洞在哪裡都搞不清楚。世界上所有的經濟學都是這樣。實際做國際大生意的，影響了整個世界，他們對全人類究竟是怎麼個影響法，今天乃至以後的全人類，究竟應該怎麼樣生存生活，沒有人研究，這是很嚴重的大問題。

那麼，請問中國原來有沒有現在所謂的「經濟學」？沒有。這是十九世紀以後過來的。那麼，中國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經濟學？有！經濟學，在中國過去叫什麼呢？叫「食貨」。中國人過去是重儒輕商，看不起商業的。司馬遷寫《史記》，他寫了一篇《貨殖列傳》、一篇《平準書》。後來班固寫《漢書》，在《史記》的《平準書》《貨殖列傳》的基礎上寫了《食貨志》。

你看「貨」字，為什麼用這個字呢？這要研究中國字了。不認識中國字，你中國文化講不通的。「貨」是「化」下面加個寶貝的「貝」。貝是什麼？我們上古貨幣是用貝殼做的，最初商朝、周朝以前的貨幣是貝殼，後來慢慢變成用其他的貨幣。「貨」是化貝，包含了物品交換和貨幣貿易的內容。「貿」字上面是「卯」，下面是「貝」，早晨五六點鐘（卯時）在集市上買賣交換物品。「易」上面是「日」，下面是「月」，日、月每天輪轉更替，包含交換、交易的意思。

由「貨」字，談到貨幣學。我常問學經濟的同學，我說古今中外每個國家、每個社會，貨幣一定會通貨膨脹，每個時代都會通貨膨脹，而且每個新時代會把貨幣變了，這是為什麼？這是一個經濟哲學的問題了。貨幣為什麼一定會變？譬如剛才講到「貨」字，是變化的「化」下面加一個寶貝的「貝」，有財富變更變化的意思。所以，司馬遷第一個提出來商業的哲學，寫了一篇《貨殖列傳》，那麼中間有兩句話很重要，「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一切學問道德抵不住一個錢、利，利之所在，拼命苦幹，命不要就是為了這個利。人家說司馬遷是歷史學家，我說你們不要搞錯了，司馬遷是一個歷史哲學家，他走道家的路線，他為人類開了一條路。

司馬遷以後，班固寫《漢書》，走司馬遷的路線，但是改了，把這個叫《食貨志》。《古今圖書整合》裡面叫《食貨典》，把五千年農業社會的經濟、稅務的收入、國家財政的給配、商業的行為、政策的安排，都收錄在其中。只是可憐我們中國人自己，這一百年當中，有幾個學者回轉來研究研究自己的經濟學？

《漢書》上的《食貨志》，食貨，包括了農工商業，有人把「食」歸納為農業，把「貨」歸為工商業。一切經濟第一是農業，第二是工業，第三是商業，包括財貨的流通。至於現在什麼股票啊，期貨啊，金融衍生產品啊，真是泡沫，花哨得不得了，迷惑了人。當然有人喜歡這樣，可以渾水摸魚了。

道家有本書，很多人沒有看到過，叫作《鶡冠子》，是隱士神仙之流寫的。我們學軍事出身的，喜歡帶兵打仗，研究軍事的書也讀，研究政治的書也讀。《鶡冠子》裡頭有兩句話叫「中河失船，一壺千金。貴賤無常，時使物然」。

「貴賤無常」，這四個字包含很多了，一個人生也好，一個東西也好，值錢不值錢，有沒有價值，這是貴賤的問題了。「無常」，沒有定律的，會變化的。「時使物然」，時間跟趨勢使其如此，社會的演變，時代的演變，環境的變化，產生這個作用。注意哦！中國文化只有這八個字，「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如果寫成經濟學、金融學、貨幣學，起碼二十萬字的書了。

上面還有句話，「中河失船，一壺千金」，這是中國文化，你們特別注意！一隻大船開出去，到了河中間，船壞了，要沉了，這很嚴重，所有船上的生命財產都會沒有了。這個時候什麼最貴呢？一個葫蘆，「一壺千金」，一億價錢都值，要救命啊！船沒有了，抱到那個葫蘆，有浮力，人就死不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國家，經濟、財經，包括金融、銀行，自己要研究研究，建立自己的體系是非常重要的！不要被人家牽著鼻子走。我是亂講的啊，不過講課的時候放言高論，提醒大家要注意這個。我們這個時代走到大河中間了，中外文化也走到大河中間了。問題是我們自己怎麼準備好，不要「中河失船」。萬一船漏了，這個時候有一個什麼辦法，能夠救起來這個時代，救起來自己國家民族的政治，政治包含了經濟、文化在內，是很重要的。

《陰符經》上面還講到一句話——《陰符經》是姜太公的兵書——「絕利一源，用師十倍」。譬如一個人，他耳朵聽不見，眼睛往往特別好。眼睛壞了的，耳朵感覺特別靈敏。這是個巧妙應用的道理，政治、軍事、財經都用得到的。加上剛才我提到《鶡冠子》的兩句話，幫助你們思想。

我們研究中國經濟，文化與經濟是相關的。有些人不大好批評中西文化，我說我還差不多勉強可以批評。有些人講，你這位老先生專門讀中國書的，你懂什麼外國啊？我說：對不起，我歐美都去過，而且都住過。我還批評中國的留學生，我說：這一百多年以來，都是壞在留學生手上的。當年清朝末年的留學生被注重的是德日派的——德國留學的、日本留學的，重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慢慢注重英美派的留學生。到共產黨統一中國這個階段，初期都是注重蘇聯的留學生。一九八九年以後，一下翻過來，用美國留學生。

我在美國的那個階段，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當時好幾位精英都在美國，都到我那裡吃飯。我在美國還是一樣地上課，給他們講中國未來前途的問題，我說你們趕快回去幫忙祖國，不要在這裡。當時講到經濟的問題，比現在還嚴重。

當時我在美國跟他們講，我說十六世紀以前，美國跟歐洲夠不上談經濟，窮得很，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很富有。馬可·波羅從元朝回去以後，告訴你們東方有這麼一個國家，你們認為他是瞎說。後來到了十九世紀，你們英國人做海盜去打劫，你們的白銀財產哪裡來？搶印度、騙中國來的，現在才有那麼多錢，你們發達了，富有了。

到了美國以後，我罵留學生，你們在國外留學，在大學的學生宿舍裡，每天吃漢堡，吃兩個麵包，外面上中下社會的朋友都沒有，白宮的門口都只看一看，進也進不去。你們懂什麼啊？然後三年五年回去，哎喲！講外國怎麼好，外國的月亮怎麼大，看不起自己。因為我在那裡，他們會請我到白宮去，他們的財政部長會來看我，交了很多朋友，也到處看了很多。歐洲我也去看過住過。

那麼，我們的文化是從德日派開始學壞的，後來是英美派，尤其是一九八九年以後，開始學習美國，注重英美一直到現在。現在好像全體崇尚美國派，這都是問題。

可是，你不要聽錯了，我並不是反對外國文化，外國文化必須知道，同時一定要了解我們自己的文化，做到知己知彼。可是一百多年來，戰亂加上內亂，中國人對這兩方面文化，都沒有真正深入瞭解，常常是脫離實際，忘記什麼是基本，捨本求末，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概念、知識迷惑了。

我們講經濟學的基礎是農業經濟，第二個是工業經濟，第三個才是商業經濟。現在買股票、期貨的人，那是第五六層的經濟了，已經不是經濟了。所以買股本、期貨，我叫它是虛無經濟，買空賣空，說是支援實業生產，實際很多是在擾亂實業生產，最後說不定又歸於空。現在你們喜歡玩鈔票、銀行、信用卡，什麼基金、股票、期貨，什麼亂七八糟的金融衍生產品，不要玩昏了頭，餓了肚子什麼都不靈了。

中國人的經濟思想哲學是「勤儉」兩個字，也就是要勤勞節省。我們現在整個的社會發展太過奢侈，剛好違反這兩個字，這是非常嚴重的！

中國文化講經濟有幾千年的歷史，不管是孔孟之道，還是其他諸子百家，都是講勤勞節儉的。譬如《大學》裡說「生之者眾，食之者寡」，這是經濟的大原則，生產的要多，用的要少。老子也講，吾有三寶：「曰慈」，仁愛愛人；「曰儉」，勤勞節儉，儉省不是小氣哦；「曰不敢為天下先」，絕不成為開時代壞風氣的先驅。

現在全世界的金融、經濟的觀念都受凱恩斯「消費刺激生產」理論的影響。自從「消費刺激生產」理論出來以後，產生了今天工商業的過分行為。金融的各種現象，對於物質的浪費、環境的汙染都是不可控制的，沒有辦法阻止的。如果要消費刺激生產，頂好人類天天打仗，最好的消費刺激生產就是世界大戰，戰爭的消費是最厲害的！現在全世界都是商業戰爭。

為什麼說是商業戰爭？好聽一點是爭取市場，不好聽講是爭取工商業的戰場。而且在這個理論影響下，各行各業都在千方百計引誘別人消費，將生存生活的理念徹底引到奢侈消費的方向，使大眾感到生活代價很高，活得很累，煩惱很重，全世界都被催眠了。

（選自《漫談中國文化》《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南懷瑾與彼得·聖吉》）

人民、土地、財貨，怎麼排序？

我們研究周秦以前的中國文化，最要緊的，先要把自己的思想觀念，時光倒流，回到上古傳統文化所使用的文字上去，這樣才知道古人簡單的一個「貨」字，是包括了現代人所說的物質資源，乃至人工所生產的農工商業等產品。凡屬於經濟學範圍的東西，統名叫「貨」。但有的古書上，又把「貨」「財」兩字合用，也有和農業生產的糧食合用，稱為「食貨」的。如果隨便一讀，便很容易使人在意識分別上，混淆過去。其實，「財」字是指「財富」，是包括農工商業所得的「物資」和代表「貨物」互相「貿易」交流與幣貝等的總和統稱。

人類的「財富」，基本上都是由自然界的「物資」而來的，是絕對「唯物」的。那麼，他在講「治國平天下」之道，為什麼先前已經說到了「財富」，現在又怎麼再提出物質資源的「貨物」觀念上去呢？答案很簡單，因為人性最大的慾望，除了生命基本所需求的「飲食男女」以外，就是「好貨」。這就是人性普遍存在的佔有慾，是基本病根最重要的一環。如果照後世的社會科學來講，換了一個名稱，就叫作「利」字。例如世人常用的「名利」二字，「名」就包含有權位、權力、權勢、權威等，「利」就包括了貨物、財幣、錢財等。

我們只要明白了這些意思，便可恍然明瞭先賢們把上古史，姑且裁定到夏、商、週三代以前。因為從進入封建時代，家天下帝王制度形成後，經四千餘年之久，王侯將相和所有的帝王，都是把天下國家當作貨物在玩弄，巧取豪奪，又有幾個是以「濟世救民」存心的呢？尤其在秦、漢以後，那些開國帝王的目標，都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作為目的，誰又真能「明明德」而做到「治國平天下」呢？

曾子說：「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這一段文章非常白話，本來不須再加討論。但是，為了在座的幾位年輕同學是從現代白話教育起步，使我又回想到我自己讀這一段文字的時候，還在童年，距離現在已有半個世紀以上，當時似懂非懂不敢多問。如果囉唆多問，老師會說，好好背熟它，將來你就會懂。當然，聽來很悶氣，不是生氣，因年輕還不懂生大氣呢！將來懂得，真是莫名其妙！心想，恐怕老師他自己還沒有完全懂吧！可是幾十年後，真的反而覺得那個老師真高明，好在沒有點破我。如果那個時候，他教我懂得了文字，也許我永遠只是做個「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而已。這是要有人生多方面的經驗，而且還要配合數十年的做人做事，才漸漸地一層一層深入，才算真懂了。學文哲和文史，也同學自然科學一樣，沒有走進實驗室去實習，永遠不會有新發現，永遠不會有發明的。

話說這段文章，它是在古往歷史上，評論一朝一代創業建國者的經驗和成功失敗的大原則，同時也是一個人要做任何一種事業的成功和失敗的共通原理。一字千金，真不愧是孔門賢哲弟子的名言。

他首先提出「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之道，這個「道」字是一條不可變易的大原則之道，並非說話之「道」。不過，你如把它當作要說話之先的「說道」，也勉強可以。總之，他說，要想創業建國，唯一的條件，需要有人民群眾的歸心擁護。有人民群眾才能得國；相反地，失掉民心就會失國。但怎樣才能得到人民的歸向呢？答案：「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是古代語言的習慣，便是現代常說的「所以」。這是說，你想要創業建國，或是你想做任何一件事業，必須先得「人和」。你想要人心歸向，或是個人想要有朋友相助，必須先要從自己「立德」開始。如果自己做人，態度、言語、思想等行為，處處「缺德」，一切就免談了！不過，一個「德」字，含義太多、太廣、太深，真是一言難盡，說不完的，不是隨隨便便說一句「道德」就對了。

明白這個道理，自可瞭解下文所說的推理：有德，才有人眾；有了人眾，就會有土地；有了土地，就會有財貨；有了財貨，當然就能興起種種妙用了。尤其是一個國家，就是人民、土地、財貨三個因素的綜合凝聚，然後構成一種總動力的共同經營，那便是後世所說的「政治」和「治權」的內容了。其實，一個人家也是一樣，先由男女兩個人結合在一起，共同辛苦經營，然後才成為一個家庭。至於現代人的創業，無論是工商事業、金融事業或社團事業，也都不外乎此理。

但他特別慎重地提出，注意任何創業成功的基本條件，在於個人的「行為道德」，也就是包括心理行為和處事行為兩種的綜合。所以說，「德者，本也。財者，末也」。這個「末」字，不是說財沒有用的意思。這是說，一個人自己的道德行為是根本，財貨是由根本所發展產生的枝末。

換言之，德行猶如樹根，財貨猶如樹的枝葉。樹根不牢固，枝葉是不會茂盛的。因此，他便說：「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如果你不顧在自己內在的根本德行上建立，只想爭取向外的財貨，那就必然會有人來和你爭奪權利。所以在爭取人和與爭取財貨兩者之間的妙用上，曾子就特別提出一個道理，即「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那是萬古不易的名言，也是人類生存和生活上的大原則。賺錢難，聚財難，但是用錢更難，散財更不易。能夠賺錢聚財，又能夠善於用錢和散財的，必然是人中豪傑，不是一般常人所能及的。至於死守財富和亂散錢財，當然是一般社會人群中常有的兩種典型。

「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必須先了解群眾、資財、權力三者之間，猶如三根木杆捆在一起的三腳架，缺少一根就站不起來了。尤其對一個國家的「治國」之道，沒有良好的經濟財政，必然就沒有一個完整美好的政權，那是古今中外千古不易的大原則。你只要看看每一朝每一代的興亡史蹟，最後促使衰敗的，必定是先由財政、經濟上產生必然的崩潰。但在中國文化中一貫的傳統觀念，尤其是以儒家、道家為主流的學術思想中，認為要解決經濟、貨財的問題，使「國家天下」得到「治平」的境界，只要從政治上做好，便可達到「物阜民豐」，國家和人民就都可以「安居樂業」了。

（選自《原本大學微言》）

仁義經濟學

《大學》中說：「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這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的農業生產與人口消費來說。「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這是對古代農業社會經濟以及兼帶手工業的生產情況來說的。

這的確是千古不易的名言。無論是十八世紀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十九世紀馬克思的《資本論》、二十世紀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都不能否定它的卓見。

又說：「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第一句，能知仁道的人，因善於運用財富，便可以發展一身的功名事業。第二句，倘使是不知仁道的人，便只想以他本身的一生的能力來拼命搏鬥，求取發財。第三句是說當家治國的領導作風，以及領導社會的風氣的重要性。

上好仁，下必好義。但在古文中的「義」字，它的內涵究竟是什麼？那可又是碰到一個麻煩的問題了！儒家所講的「義」，是「人人為我，我為人人」，人我之間都得安詳，所以古人解釋「義」（繁體為「義」）字造形的內涵，是從「羊」（吉祥）、從「我」，兩個字義的綜合，是屬於「六書」中的「會意」字的範圍，等於說是「為善最樂」的意思。

但自曾子以後，孟子特別注重「義」字，主張以「義」為先。因此古人便如此註解：義者，宜也。這也等於說是沒有哪一點不合適、不相宜的才是「義」。至於從墨子學說以後，墨家思想的「義」字，就有偏重於人我之間，富於同情心和相愛心的「俠義」之「義」了。

我們知道古文對於這個「義」字和「仁」字一樣，都具有廣泛的含義，可以說只能「心領神會」，不可侷限於文字言語的形式。因此，曾子所說「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是有「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意思，個個好義，當然就有了美善的好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