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是什麼意思？零就是一個圓圈，沒有數，但大家不要誤會了，沒有數並不是了無一物。它卻是無限的數、無量的數、不可知的數，不可見、不可盡，乃至無量無邊，這就是零。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就是從這裡來的。數理哲學最高的只講到「三」這一步，而「四」是另一個哲學觀念了。

那麼宇宙有多少數呢？只有一個數「一」。永遠是一，一加一叫作二，一加二叫作三；到了十又是一個一，到了百又是一個一，到了千又是一個一，到了萬還是一個一……永遠是個一，沒有二，二是假定的。這就是數的道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所以，「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的一切道理，都在其中了。

（選自《易經系傳別講》）

出世與入世：孔子為什麼不歸隱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個觀念要配合《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來研究。《學記》就是講學問的目的是什麼，這是中國文化傳統精神。《儒行》是說一個知識分子應該怎樣訓練自己，形成自己的人格。人有很多種形態，形成各種不同的「人格」，並不要求各個一律。可是哪一種個性，適合哪一種學問，要怎樣培養自己，都有一個標準。

現在孔子所講的這一節，也等於《禮記》中《學記》和《儒行》兩篇所講的個人問題。「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就是一個思想、一個信仰的問題。服從真理，要絕對篤信，還要好學。真理是不變的，不受時代環境的影響，不受區域環境的影響，也不受物質環境的影響。所謂「守死善道」就是守住這個信仰、這個主義，「善道」就是最好的道路、最好的思想原則。下面說到個人有了守死善道的抱負，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這並不是滑頭，而是保持文化的精神。危亂的時候，要有出世的修養，危險的地方不要去，因為這個地方的思想一定有問題，最好不去。動亂中的社會，不可以停留。「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兩句話是中國人的隱士思想。說到這裡，有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

中國的歷史文化，素來認為儒家、道家是分途的，絕對不能合流。道家多半趨向於當隱士。說到隱士，問題就大得很。假使研究中國歷史文化，就會感覺到一件事很古怪：學問越高，道德越高的人，多半是退隱了，不願出名，乃至於最後隱姓埋名，連自己的真姓名都不要了。我們都知道張良的老師是黃石公，而黃石公只是一個代號，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因為他連姓名都不要了，對名利更看得毫無道理。可是這一類隱士思想，在中國古代，自上古以來，一直存在。這是道家走的路子。孔孟以後的儒家，則絕對反對隱士思想，而講究用世之道，所謂學以致用。學問那麼好，對社會國家要有貢獻，認為退下來做隱士是不對的，這是後世的儒家思想。而後世儒家這種思想的依據，多半是提出孔孟的思想來反對隱士。事實上最能影響歷代政治的，是隱士的思想。如果以西洋文化的政治思想來說，中國的隱士思想有點像所謂「不同意」的主張，但並不是「不合作」，「不合作」又是另外一個觀念。西方文化現在還保留這一思想形態，如民主社會的投票，不投同意票，也沒有投反對票，可就是不同意的意思，先保持自己的立場，這還只是勉強的比喻。可是中國曆代政治受隱士思想影響非常巨大。

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如漢高祖時代的商山四皓。所謂皓是頭髮都白了的老頭子。從秦始皇時候就當隱士不出來的四個老頭子，學問很好，名氣很大，道德很高，可是不出來。到了漢高祖的時候，年紀很大，鬚髮都白了，被尊為四老。漢高祖當了皇帝，請他們出來，他們認為漢高祖不會禮賢下士。因為漢高祖好謾罵，喜歡開口說粗話，他還沒有得天下以前，對跟著他的那些知識分子，看見他們就討厭，把人家的博士帽子拿來當便器。陸賈勸他要尊重讀書人，他說：「乃翁天下馬上得之。」照現代的白話：「老子的天下是打來的，你們囉唆什麼？」後來天下太平了，知識分子出來替他擺佈了一下，他才尊重讀書人。這也是陸賈告訴他「乃翁天下馬上得之，不可馬上治之」的善意結果。漢高祖是絕頂聰明的，他問該怎麼辦？告訴他要建立制度等。制度建立以後，第一次上朝，他坐在上面當皇帝，這個味道很好，這時才認為讀書人有道理。於是禮請商山四皓出山，他們不答應。後來他要立太子傳位時，宮廷中發生了一個大問題，漢高祖幾乎要把呂后所生的孝惠帝——當時的太子——廢掉，改立他所喜歡的戚姬所生的兒子如意為太子。

呂后問計於張良。張良就告訴呂后，只要孝惠帝——當時的太子把商山四皓請來，漢高祖就不敢廢太子了。呂后果然教孝惠帝以卑辭厚禮把商山四皓請來為上賓。漢高祖見到這情形，就告訴戚姬，太子黨羽已成，連自己請不到的商山四皓都請來了，改立如意為太子的事免談了。這就看到政體問題、社會的思想問題，為什麼學說思想對政治產生如此的影響，同時也說明了隱士的重要。

隱士們後來到魏晉被稱為高士。有一本書名《高士傳》。高士即高尚之士，學問很好，才幹也高，也許出來可為治國的大才，可是一輩子絕不出來做事。當然，不出來也有好處，否則出來萬一做不好，這一輩子英名也沒有了。越不出來越高，有人一輩子做「高士」。到了宋朝則稱「處士」。當然，有的處士是怕考試考不取，故意當處士不做官，不要功名富貴，因此名氣越來越大。有時候皇帝特別起用，不經考試還可以做做官。當然真的處士還是有的，宋代有這樣一位處士名叫楊樸，宋真宗請他，他不出來，後來硬是下命令給地方官，用各種方法，軟硬兼施逼他出來了。到了京師，真宗對他很客氣。問他說，先生一路來，一定有很多人送行，其中有好的詩吧！他說：只有我的老伴送了我一首詩。真宗說，夫人的詩一定很好，於是要他念出那首詩。「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裡去，這回斷送老頭皮。」真宗聽了哈哈大笑，留他在京裡玩了幾天，就送他回去。他和同時的种放一樣，都是真正的處士，硬是不想出來。

另外，像唐朝武則天時的盧藏用，因終南山地近京師，倡言隱居，結果被徵召入朝為官，這又是處士的另一種手段了。所以後來成語所說的「終南捷徑」就是指這麼回事。陸放翁曾有一首是批評也是稱揚隱士的詩：「志士山棲恨不深，人知已是負初心。不須先說嚴光輩，直自巢由錯到今。」

後世儒家認為這些「不同意」主義的隱士、高士、處士，很可惡，不應該。而認為有學問的人應該對社會國家有所貢獻，為什麼一輩子做學問不肯出來？他們就說孔子是罵隱士的。在後面的《論語》中，我們可以看到，孔子碰到好幾個當時的隱士，都捱了罵。那麼孔子捱了罵後怎麼講呢？孔子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後世的儒家就引用這句話，解釋為孔子不同意這些人，罵他們是鳥獸。這個話解釋錯了。實際上孔子的思想，對隱士非常崇敬。所不同的是孔子的聖人胸懷，對於社會國家，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雖然知道挽救不了，可是他硬要挽救，做了多少算多少。孔子所以為聖，就在這裡。明知道這個人救不起來，我盡我的心力去救他，救得了多少算多少，這是孔子之聖。隱士們的道家思想，則救不起來就不救。這是中國思想的兩大主流。

道家對時代思想的潮流，視之如山洪的暴發，擋是擋不住的，一定要去擋就是傻子，必定被沖走。如要挽救的話，就估計山洪的力量到什麼時候，什麼地方衰微下去，先到那衰微處的下游，稍稍一引導，就引進了河川渠圳。儒家的思想則不然，對於時代的趨勢，也視如山洪暴發，擋是擋不住，但是要跟著這股山洪旁邊跑，在沿途看到洪流中的人，救一個算一個，一直到某一有利的形勢，將洪水匯入河川渠圳。這兩種思想都對。孔子認為道家走隱士路線，站到下游去等待也沒錯。所以他講「鳥獸不可與同群」，這句話仔細一研究，孔子是贊成的，並不是反對。鳥類是高飛的，要高飛的就高飛去吧！野獸是生活在山林裡的，自然就在山林過它們的生活。而我是人，既不能高飛，也不想入山林，我就做點人世間的事情吧！

一個為人類國家社會的人，不問眼前的效果，只問自己應該做不應該做。甚至今天下的種子，哪一天發芽，哪一天結果，都不知道。下了種子，終有一天會有成果的。從這裡我們想到，孔子的思想，幾千年以來，始終成為國家民族文化的中心，的確是有它千古不滅的價值的。

（選自《論語別裁》）

十六字心傳與道統

《孟子·盡心》是孟子整個學術思想的中心，也就是後世所謂的孔孟心傳，是構成中國文化的中心思想之一。這一貫的中心思想，絕對是中國的，是遠從五千年前，一直流傳到現在的，沒有絲毫外來的學說思想成分。所以後世特別提出，中國聖人之道就是「內聖外王」之道的心傳。歷史上有根據的記載，是在《尚書·大禹謨》上，其中有帝舜傳給大禹的十六個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是佛學進入中國之前的一千多年，儒、道兩家還沒有分開時的思想。在一兩千年之後，到了唐宋的階段，就有所謂的「傳心法要」。當時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就是因為得道；那時所謂道的中心，就是「心法」。

這十六字的心傳，含義非常廣泛。我國的文字，在古代非常簡練，一個字一個音就是一個句子，代表了一個觀念。

「人心惟危」的「惟」字，在這裡是一個介詞，它的作用，只是把「人心」與「危」上下兩個詞連線起來，而本身這個「惟」字，並不含其他意義。例如我們平時說話「青的嗯……山脈」，這個拖長的「嗯……」並不具意義。至於下面的「危」字，是「危險」的意思，也有「正」的意思，如常說的「正襟危坐」的「危」，意思就是端正。而危險與端正，看起來好像相反，其實是一樣的，端端正正地站在高處，是相當危險的。也因為如此，外國人認起中國字來，會覺得麻煩，但真正依六書的方法，以「小學」功夫去研究中國字的人，越研究越有趣。

《尚書》裡說「人心惟危」，就是說人的心思變化多端，往往惡念多於善念，非常可怕。那麼如何把惡念變成善念，把邪念轉成正念，把壞的念頭轉成好的念頭呢？怎麼樣使「人心」變成「道心」呢？這一步學問的功夫是很微妙的，一般人很難自我反省觀察清楚。如果能夠觀察清楚，就是聖賢學問之道，也就是真正夠得上人之所以為人之道。所以道家稱這種人為真人，《莊子》裡經常用到真人這個名詞；換言之，未得道的人，只是一個人的空架子而已。

人心轉過來就是「道心」。「道心」又是什麼樣子呢？「道心惟微」，微妙得很，看不見，摸不著，無形象，在在處處都是。舜傳給大禹修養道心的方法，就是「惟精惟一」，只有專精。舜所說的這個心法，一直流傳下來，但並不像現在人說的要打坐，或佛家說修戒、定、慧，以及道家說練氣、煉丹修道那個樣子。

什麼叫作「惟精惟一」？發揮起來就夠多了。古人為了解釋這幾個字，就有十幾萬字的一本著作。簡單說來，就是專一，也就是佛家所說的「制心一處，無事不辦」或「一心不亂」，乃至所說的戒、定、慧。這些都是專一來的，也都是修養的基本功夫。後來道家常用「精」「一」兩個字，不帶宗教的色彩。「精」「一」就是修道的境界，把自己的思想、情感這種「人心」，轉化為「道心」。達到了精一的極點時，就可以體會到「道心」是什麼，也就是天人合一之道。而這個「天」，是指形而上的本體與形而下的萬有本能。

得了道以後，不能沒有「用」。倘使得了道，只是兩腿一盤，坐在那裡打坐，紋風不動，那就是「惟坐惟腿」了。所以得道以後，還要起用，能夠做人做事，而在做人做事上，就要「允執厥中」，取其中道。怎麼樣才算是「中道」呢？就是不著空，不著有。這是一個大問題，在這裡無法詳細說明，只能做一個初步的簡略介紹。

中國流傳的道統文化，就是這十六字心傳，堯傳給舜，舜傳給禹。後世所說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到孔子的學生曾子、孔子的孫子子思，再到孟子，都是走這個道統的路線。以後講思想學說，也都是這一方面。

不要忘記，這個道統路線，與世界其他各國民族文化是不同的。中國道統，是人道與形而上的天道合一，叫作天人合一，是入世與出世的合一，政教的合一，不能分開。出世是內聖之道，入世是外用，能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具體的事功貢獻於社會人類，這就是聖人之用。所以上古的聖人伏羲、神農、黃帝，都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共祖，他們一路下來，都是走的「內聖外王」之道。

到了周文王、武王以後，「內聖外王」分開了，內聖之道就是師道，是傳道的人，外用之道走入了君道。其實中國政治哲學思想，君道應該是「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等於說君王同時是全民的領導人，也是教化之主，更是全民的大家長，所以說是政教合一的。

如果有人問中國文化的根本中心是什麼？只有一個字——「道」，不是道家的道，這個道是中國原始的，五千年前就有了。代表什麼？宗教、哲學、科學，一切文化、藝術、經濟都包括在內，給它一個總體名稱叫「道」。

我們後來研究自己的歷史，發現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演變，一開始是道的階段，慢慢人口變多了，社會繁華了，但不能說社會進步了，因為所謂的「道」退步了，變成了「德」，道以後才有德。德過了以後，社會的演變，人類的發展，一路茫然下來，這個時候開始有仁義，儒家孔孟之道講仁講義，社會再接著發展下來。到後來仁義也不行了，就變成禮治，由禮而形成法治，也就是政治體制。社會的風氣就是這樣演變的，禮法以後一直延續到現在。

（選自《孟子與盡心篇》《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孝道：守身是前提，大孝於天下

我們知道中國文化經常講孝道，尤其儒家更講孝道。把四書五經編輯起來，加上《孝經》《爾雅》等，匯成一系列的總書叫十三經。《孝經》是孔子學生曾子著的，我們要研究孝道，就必須看孔子思想系統下的這部《孝經》。《孝經》中說什麼樣子才是孝呢？不單是對父母要孝，還要擴而充之大孝於天下，愛天下人，謂之大孝。

為政的人以孝子之心來為政，也就是我們所講公務員是人民公僕的道理一樣的，所以後來發展下來，唐宋以後的論調：「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一個人真能愛父母、愛家庭、愛社會，也一定是忠臣。因為忠臣是一種情愛的發揮。假使沒有基本的愛心，你說他還會對國家民族盡忠嗎？這大有問題。關於「忠」字有一點，是古人講的：「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慷慨赴死是比較容易的，「從容」——慢慢地來，看他願不願意死，這就很難說了。所以說忠臣必出於孝子之門，要有真感情、真認識的人，才能夠盡忠。

孔子說：「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如果對於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感情，親情不篤，而要他愛天下、愛國家、愛社會，那是空洞的口號，是不可能的。說他真的有愛心，他連父母、兄弟、姊妹、朋友都沒有愛過，怎會愛天下、國家、社會？或者說私事不愛而愛公眾，事實上沒有這回事。愛天下國家，就是愛父母兄弟的發揮。所以說篤於親者，不怕人自私愛自己的父母兄弟。儒家講愛是由近處逐漸向外擴充的，所以先篤於親，然後民興於仁。從親親之義出發，整個風氣就是仁愛，人人都會相愛。

我們讀歷史曉得一句話，就是最怕世家公子當政「不知民間之疾苦」。所以為政的道理，要知道民間疾苦，曉得中、下層社會老百姓的苦痛在哪裡。所以愛天下人，就要知道天下人的疾苦，如父母瞭解子女一樣。

中國文化，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可見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這個我們就要先懂得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了。中國這個民族，這個國家，與歐美各國都不同。所以這幾天，幾個在外國留學返國的學生來看我，大談歐美情形，一位在德國唸了博士以後，現在又學精神分析的學生說，在外國看了這麼多年，結果證明我幾年前告訴他們的話沒有錯。

中國以農立國，有一個文化精神與西方根本不同，那就是中國的宗法社會。三代以後，由宗法社會，才產生了周代的封建。一般講的封建，是西方型的封建，不是中國的封建，把中國封建的形態，與西方文化封建的奴隸制度擺在一起對比一下，就看出來完全是兩回事，完全搞錯了。

中國的封建是由宗法形成的。因為宗法的社會，孝道的精神，在周以前就建立了，秦、漢以後又由宗法的社會變成家族的社會，也是宗法社會的一個形態，那麼家族的孝道，把範圍縮小了，但精神是一貫的。這個「孝」字也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是人情世故的擴充，把中國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

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晉朝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我們看歷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頭上一戴，然後該「如何如何」提出建議，這是我們看到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孟子說：天下什麼事情最重要？事親最重要，就是怎麼安頓父母，才是最重大的事情。

守的方面，又以什麼最重要呢？守，不是說家裡有許多黃金美鈔，要守住它，連上課都不上了，這並不是守。守，是操守，就是人格的建立。例如佛家、道家講究守戒律，基督教也要奉行十誡，世界上各種宗教都有它們的戒律。戒律就是操守，一種人品的、行為的標準，然後堅持此一標準，使自己的品格、行為不致下降，這就叫作真正的「守」。

中國文化中有一個成語「守身如玉」。這句話，在古代不一定是對女子的貞操而言，對男子也是一樣的。一個人對於自己的人格行為標準，要堅守下去，如同玉一樣的潔白，才算珍貴；如果稍有瑕疵，就失去價值了。明代洪自誠（應明）的《菜根譚》裡，有兩句話：「聲妓晚景從良，一世之煙花無礙；貞婦白頭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這個正反兩面的比喻，把「守」的重要，說得非常具體而透徹。但是我們要注意，我們借用洪先生這兩句話，只是做比喻，並不代表我們是貞節牌坊的擁護者。

一個人立身處世，要有一個立腳點，以現代的觀念來說，一個年輕人，要先建立自己的人生觀，知道自己要做什麼。年輕人一生有沒有事業，不是問題；一生有沒有事業心，才是問題。雖然有事業心，不一定能夠做得成事業；但是如果沒有事業心，就如同已經被丟進字紙簍的考卷一樣，這個年輕人幾乎是報廢了。

事業心的基礎在於仁心，一個人如果沒有救人救世之心，在思想上就沒有建立一箇中心，即使事業做得再大，百年之後，也只是黃土一堆。宋代名臣范仲淹曾說：「不為良相，即為良醫。」他就有救人救世之心，也就是孫中山先生說的「立大志，做大事，不是做大官」，這都是同樣的道理。

守身，就是這種道理，所以孟子說「守身為大」，在守的方面，以守身最重要了。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孟子又說，一個人，在他的時代中，能夠有人格、有操守，而又能盡到孝道的，我是聽到過的，歷史上是有這樣的人物。孟子那個時代，有這樣的人物，而在幾千年後的今天，也有這樣的人物。

像宋代的文天祥，是非常值得我們佩服的，但是如果以私人家庭的孝道來說，他因為抗元，救國家民族的危亡，為了盡忠臣道的節義，不肯投降，不但自己死了，還牽連到家人。假如他投降了，則能與家人安享榮華富貴。他的作為，從小處低處看，又似乎不孝了。

《孝經》的觀念：「大孝於天下」。為了救社會、救國家、救民族，即使犧牲了自己，犧牲了家庭，也仍然是個大孝子。

當然，一個普普通通，既無才華，又無責任的人，而說為了救社會、救國家、救天下世人而去跳樓自殺，以醒世俗，那可不是孝子，而是瘋子。

所以，在中國文化源流的《易經》中，注重兩個字，一個「時」，一個「位」，用現代語來說，就是時間與空間的因素。一個人處身在某一位置上，負了一定的責任，在剛好遇上某種情況時，而為社會、國家、天下人類犧牲，那才是對的。不在那個位置，不在特殊的時機，雖有救人救世之心，做法應該兩樣。也就是每人要在自己的本位上，為救世救人，去做出最適當的、效益最大的事來，這才是對的，這就是孝。

（選自《論語別裁》《孟子與離婁》）

橫渠四句：知識分子的責任

《孟子·盡心上》裡說：「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這一段話，要特別注意，尤其是青年朋友們，是挑起民族承先啟後責任的人，凡是中華民族的子孫，都要挑起這個責任。

一個知識分子，擔負有國家民族文化的責任，對於道德的修養，人文修養，要做到「所過者化」，才合於繼祖承宗的標準，也就是要做到內聖外王。真正的聖人，大家就自然受他的影響，受他的感召和教化；口頭的教化是言教，更重要的是身教。身教是以自己的行為影響別人，超過了言教，但還是不夠，要能夠做到「所過者化」。

可是如何化呢？「所存者神」，到達神化的境界，就是由精神的感召，改變了別人的心理與行為，只要他人在那裡，一般人就會對他肅然興起恭敬，就像對廟宇中的菩薩，或供奉的神明，或教堂中的十字架一樣，戒慎之誠。

一個人學問道德修養的目標，如果不能達到這個程度，那是可恥的。孟子曾說人貴知恥，假如做到了「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他的成就能「上下與天地同流」了。

說到「同流」，使人容易想起一個成語「同流合汙」，那是狹義的看法，是一個壞的狀況；但從廣義著眼，天地生長一切萬物，有好的，有壞的，的確是「同流合汙」的。但天地並沒有對萬物分好壞，毒藥可以致人以死，但有時也可以治病。萬物因時間、空間、物件、環境的不同，使用的動機方法不同，才有是非善惡好壞的差別。「同流」就像海洋一樣，充滿了生機；學問道德修養的目標，就是要達到這樣的境界，向這一目標努力。所以孟子最後說，「豈曰小補之哉」，人不要輕視自己，尤其一個知識分子，不要輕視了自己的責任，要立志對社會有貢獻，對宇宙有貢獻，有天地一樣的胸襟。

宋代大儒張載（橫渠先生）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名言已成為宋代以後中國知識分子共同的目標。學者為這目的而學，應該如此。

談到這位先生，是孔孟以後的儒家，宋明理學家中，影響力很大的一位。他年輕時等於是一個太保，意氣非常盛，身體棒，思想開闊，喜歡鬧事。後來范仲淹帶兵在陝西經營邊陲的時候，張橫渠才二十多歲，年紀很輕，奔往前線，要投軍參加作戰。范仲淹見他一表人才，約他談話，勸他回去讀書，告訴他將來報效國家的機會很多，等到書讀好，慢慢再來，同時將一本《中庸》交給他。那時他應該已經讀過這本書了，可是范仲淹要他再讀，告訴他其中自有他的千秋事業，自有他的天地。

張橫渠聽了范仲淹的話，回去再讀《中庸》，從此放下一切，專心求學問，後來成為一代名儒。宋代幾位大儒，事實上受范仲淹的影響都很大。范仲淹在前方，出將入相，以文人當統帥，他難道不希望培養好的軍事人才？但他一看，張載這個人才不是將才，是對後世思想有貢獻的人，不能這樣埋沒，就馬上用這個教育方法培養張載。果然後來影響中國文化思想那麼大，尤其張載所標榜的那四句話，非常深遠。

凡是知識分子，應該有這樣的志向和抱負。出世修道，也同樣是「為天地立心」。因為維持文化精神的人，雖寂寞窮苦，但是他們是「為天地立心」；而那些延續人類文化於不墜的人，就是「為生民立命」，在佛學上講，就是延續「慧命」。

「為往聖繼絕學」，就是今日我們所說的孔孟之道，這是我們中國的文化。說來非常可悲，已經是命如懸絲了。這一民族文化的命運，如千鈞的重量，只有一根絲在吊住，連我們這些不成器的人，也被稱作學人。而我們自己反省，並沒有把文化工作做好，而且白髮蒼蒼，垂垂老矣。再往後看，還未曾發現挑起「為往聖繼絕學」責任的人，所以青年人要立志承先啟後，而且能繼往才能開來。

（選自《孟子與盡心篇》《論語別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