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異匏瓜難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他說，人生的遭遇，成功與失敗，吉凶禍福，都有它的原因，真有智慧的人，要知道它的原因，不需要煩惱，不需要憂愁。
頷聯兩句，引用了莊子「覆虛舟」的典故。他說，我們只看到世上富貴人家多財潤飾華麗的房屋，仍會被大火燒燬，卻從未見到空船在水上被風浪吞沒的。裝了東西的船，遇到風浪才會沉沒，而且裝得愈重，沉沒的危險愈大。虛舟本來就是空的，縱會翻覆，亦仍浮在水面。這是說人的修養，應該無所求，無所得，愈空虛愈好。曾子說：「富潤屋，德潤身。」
頸聯兩句更指出，人世間「名」與「利」兩件事不宜貪求，以免招災禍。可是現代青年，都在那裡拓展自己的「知名度」。仔細研究起來，不管任何一種名，如果太高了，不符實際，對於此人的人生與福祉，就會產生非常大的障礙。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就是這個道理。
說到利，最具代表性，普遍為人所求的，當然是錢，人人都想發財，錢愈多愈好。除非在生命垂危時，寧可減少自己的財富，以挽救生命使之延續。可是生命救回來了，壽命可以延長了，卻又會貪財捨命，所謂「人為財死」。白居易說「利是身災」，人的錢多了，煩惱更大，錢與煩惱，如形之與影，且大小成正比。
所以，白居易這首詩的結尾語說：「雖異匏瓜難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世界上誰不好名貪利？佛教勸人們絕對放棄名利，這是做不到的。老子就不然，他只是教人「少私寡慾」，少一點就好了。所以白居易說，名利像匏一樣，實在好吃，叫人絕對不要吃是做不到的，但是吃了以後，很有可能會拉肚子的。深懂了黃老之道，那就是「大都食足早宜休」，不要吃得過分了。這就是老子之道在個人修養上的基本原則。
可出可入，能出能入
我國自唐、宋以後，以儒、釋、道三家的哲學，作為文化的主流。在這三家中，佛家是偏重於出世的，雖然佛家的大乘道也主張入世、普救眾生，但出家學道、修道的人，本身還是偏重於出世。而且佛家的學問，從心理入手，然後進入形而上道。儒家的學問，又以孔孟之學為其歸趨，則是偏重於入世的，像《大學》《中庸》。亦有一部分儒家思想，從倫理入手，然後進入形而上道，但到底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學問，老莊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都任其所欲。像一個人，跨了門檻站在那裡，一隻腳在門裡，一隻腳在門外，讓人去猜他將入或將出，而別人也永遠沒有辦法去猜透。
瞭解這些精神以後，欲懂得老莊的運用之道，在「用」上發揮老莊的哲學，那必須先讀莊子的《天下篇》和《讓王篇》。且舉歷史上一個人物的行徑來說明，也許比理論上的闡述，讓大家體會得更深切。
清代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大家都知道，他是近代史上一位大政治家，不必多介紹他的身世功業了。後世的人，說他建功立業，一共有十三套本領，但是其中有十一套大的謀略之學，都未曾流傳下來，只留了兩套本領給後世的人。其中一套，是著了一部《冰鑑》，把相人之術傳給後世的人。自他以後，有許多政治的、軍事的乃至經濟等方面的領導人，運用他這部《冰鑑》所述的相人術選才用人，的確收到了一些效果。
另一套本領，就是他的日記和家書。但是，曾國藩的日記和家書，不外乎告訴家人，怎樣弄好雞窩，怎樣整理菜園，表示很快要回家種田，等等。這些瑣碎小事，老農老圃也懂，算得什麼大本領，值得留傳給後人？
這只是一種皮毛的膚淺看法而已。如果進一步去分析曾國藩、曾國荃兄弟當時所建的功業，所處的環境，時代的政治背景，歷史的軌跡，就可以瞭解到曾國藩絮絮於這些瑣碎細事，實際上正深厚地運用了老莊之道。
曾國藩兄弟，經過了九年的艱苦戰爭，終於將曾經佔領了半壁江山、搖撼京師、幾乎取得政權的太平天國打垮了。他們所建立的「功績」是清朝入關以來，前所未有的，到達了「功高震主」的程度。
「功高震主」的情況，可能有許多人體會不到，試以創辦一家公司為比喻。一位公司老闆，找到了一位很能幹的幹部，由於這位幹部精明能幹，而且很努力，於是，因其良好的功勞業績，由一名小小的業務員，逐步上升，而股長，而主任，而經理，一直升到總經理。到了這個階段，公司的一切業務，許多事情，他比老闆還更瞭解、更熟練，同下面的人緣又好極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當老闆的就會擔起心來。這就「功高震主」了，地位就危險了。
在政治上，一個功高震主的大臣，危險與榮譽是成正比的，獲得的榮耀勳獎愈多，危險也愈大。不但隨時有失去權勢財富的可能，甚至生命也往往旦夕不保。
清朝以特務手段駕馭大臣和各級官吏，慈禧太后以一女人而專政，就用得更多、更厲害。所以曾國藩的日記與家書，寫這些個雞欄、菜圃小事，與其說是給家人子弟看，不如說是給慈禧太后看，期在無形中消除「老闆」的疑心，表示自己不過是一個求田問舍的鄉巴佬，以保全首領而已。
在近代史上，明朝平宸濠之亂的王陽明、清朝打敗太平天國的曾國藩，都精通老莊之學，擅用老莊之學。但都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的作風，如果硬把他們打入儒家，認為他們只知道在那裡講講理學，打打坐而已。這種看法，不是欺人便是自欺，否則，便真的要「悔讀南華莊子文」了！
道家與民俗
關於道家與道教的學術思想，它影響中國歷史文化的巨大和悠久，實在源遠流長，普遍深入每一部分。例如，以中國的宗教與哲學而言，佛教經典及佛學內容的翻譯，有許多名詞、術語，以及註釋與疏述，很多地方，都是借重道家學術思想的名詞和義理。當然，後來道家與道教，有很多是採納融會佛教學理的學術思想，那也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至於儒家學術，以及侈談玄之又玄的思致辨慧，更離不開道家思想，尤其是老子、莊子、列子的學問。其他如政治、軍事、經濟、社會、文學、藝術、工業、農事等，無不與道教前身的道家學術思想有關。
我們為了儘量簡化來做大概的介紹，列舉最重要，而且最普遍、最熟悉的事，莫如中華民族以及各地方所有的風俗習慣。尤其是過去的農業社會、漁獵社會，平原生活、海洋生活與高原生活，對於五候、六氣、二十四節氣的關係與重視，幾乎與整個的生活打成一片，不可分離。這都由於傳統道家學術思想的影響，直達三千年之久。
其次，如過去民間歲時過年的伏臘、送灶、元旦、祭天地祖宗，正月初七的人日、初九的九皇誕、正月十五的上元節、春社的宴會、二月十二的花朝、三月三的上墳掃墓、五月端午的插菖蒲並飲雄黃酒、六月六的曬曝、七月七的乞巧、七月十五的中元鬼節、八月十五的中秋、九月九的登高等，不盡細說的風俗習慣，都由於道教思想所形成。若在一般民間迷通道教觀念的習慣而言，幾乎每一個月當中，便有大半時間，都在禁忌與信守之中，簡直不敢錯走一步。至於婚喪慶弔等與禮儀有關的習俗，無一不從道家的觀念而來。但是，這些種種的習慣風俗，我們只要試讀《禮記》與《荊楚歲時記》等書，便可知道其淵源久遠，而且是儒、道本不分家的綜合文化。我們因為生活在道家學術思想之中過得太久了，反而忘其所以，致使自己對於道家內容太過陌生，豈非有違常理。
道家與教育
至於講到道家及道教與中國文化教育的密切關係，更為重要。我們都只知道中國過去教育的目的，大體是走儒家孔、孟思想的路線，為建立人倫道德，至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教育，所謂功名科第，僅是它的餘事而已。然而因為後儒對於道、佛兩教素來便有視為異端的因襲觀念，所以對於道家與道教在中國教育文化上的功勞，都是陽奉陰違，忘其所以。
其實，中國過去的教育，與中國前輩讀書人的知識分子，他由少年到一生的人格道德教育，大多以儒家的思想做規範，以道家與道教的精神做基礎。
這是什麼理由呢？這便是道教兩本書的力量，即《文昌帝君陰騭文》和《太上感應篇》。這兩本書的內容，等於便是道家與道教的戒條，也就是中國文化教人為善去惡的教育範本。它以天道好還、福善禍淫的因果律做根據，列舉許多做人做事、待人接物的條規，由做人做事而直達上天成仙的成果，都以此為標準。
從漢、魏開始，經晉代《抱朴子》的提倡，一直流傳了兩三千年。它主張的道德，是著重在陰德的修養。所謂陰德，便是民間俗話所說的陰功積德。陰功，是不求人知、被人所不見、人所不知的善行，如明求人知，已非陰德了。由此思想觀念的發展，過去認為科第功名的中取與否，除了文章學問以外，更重要的便是靠為善去惡，陰功積德的結果。因此，很多世代書香的人家，儘管大門口貼著「僧道無緣」的標語，但在他們案頭放著教導子孫家庭教育的範本，都擺有《文昌帝君陰騭文》與《太上感應篇》等書。
這種精神與風氣，在中國文化教育界中，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末期為止。同時，各省、各府、各縣，在在處處，都有文昌閣與魁星樓的建築，它與東嶽廟、城隍廟、三官大帝祠廟等，巍然並峙。所謂梓潼文昌帝君，從唐以後便興盛風行，是專管文運的神道。魁星也是專管科第功名，賞善罰惡的文運之神。乃至由此普及到戲劇方面，如過去的唱戲（包括京戲、地方戲等），當開鑼上臺以後，首先出場的便是魁星，其次才是跳加官，招財進寶。戲劇到了最後完場時，便是關公拖著偃月刀來淨臺，這樣的一個戲劇文化思想，他是代表什麼意義？大有文章，可以值得深長思也。
道家與文學
道家與道教，從魏、晉開始，到唐、宋以後，它與中國文學的因緣，正像佛學與禪宗一樣，都與文學結有不解之緣。如果勉強地以時代來劃分界限，魏、晉的文學，含有道家的成分比較多，無論詩歌與散文，都是如此。唐人的文學，道、佛兩家的氣息並重，尤其以唐詩是如此，至於唐人的筆記小說中，卻以道家的成分為多。宋人的文學，似乎比較偏向於禪，無論詩詞與散文，大體都有這個情況。元代的戲曲、小說等，佛學成分多於道家。明、清以來，才慢慢走上融混的路道。為了講這樣一個嚴肅的課題，最後要使大家輕鬆一些，我們不妨舉出唐人詩中一些有關道家與道教的材料，使人讀後多少可以沾些仙人氣息的意境。
唐代的名士才子中，例如李商隱有名的一首《錦瑟》：「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他所用的莊生夢蝴蝶、望帝託杜鵑、滄海珠淚、藍田暖玉等，無一不是與道家、道教有關的典故。無此修養，無此意境，無此感情，便做不出這種詩境。
至於唐代名僧、道士的詩，好的作品，也非常多。因為一般限於詩體的成見與偏見，便輕易地忽略過去。道士的詩，例如：「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惹九衢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愁殺人。」「佛前香印廢晨燒，金錫當門照寂寥。童子不知師病困，報風吹摺好芭蕉。」「似鶴如雲一個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與世間榮貴人。」都是惑亂人生中，偶然一服的清涼鎮靜劑，大可有助於修養。
至若唐人筆記小說中的裴航遇仙、雲英謫嫁的仙人豔跡，平添後世許多神仙眷屬的幻想與佳話。那都是道家與道教給予中國文學的生命活力，並無頹唐、哀愁、灰色的情調。宋代名詩人，如蘇東坡、王安石、黃山谷等人的作品，更與道、佛思想不能分離。蘇東坡的名詞，如《水調歌頭》，要研究道家思想與中國文學，此中大有文章，也不可放過。
（選自《禪宗與道家》《老子他說》）
佛學與中國文化的因緣
中國文化的階段與特色
講到佛學與中國文化歷史的因緣，首當提出中國文化的界說，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自三代前後，中國傳統文化淵源伏羲畫八卦而建立《易經》天人之際的文化為基礎，是屬於原始的、質樸的、科學而哲學的文化；經過夏、商、週三代的演進，便形成以易、禮為中心的天人思想。
第二階段，由於傳統文化的分化，到周、秦之際，產生諸子百家學術思想互為異同的天下，復經秦、漢前後的演變，漸次形成儒、道、墨三家學說思想特立獨出的形態。
第三階段，再經魏晉南北朝的演變，產生隋唐以後儒、釋、道三家鼎峙，隨時變易互為興衰的局面。從此歷宋、元、明、清，講到中國文化，便以儒、釋、道三家並舉為其中堅代表。
好像中國的地理河流，北有黃河，中有長江，南有珠江流域，綜羅交織而灌溉滋茂了中國文化的生命，所以講到中國文化，實在不可偏舉，我們身為中國人，更不能不瞭解自己文化的真相。
尤其中國文化的哲學思想，與西方文化哲學，基本大有不同；如果說中國有哲學思想，卻不是獨立的專科，中國的哲學，素來是文（文學）哲不分、文史不分、學用不分，無論研究中國哲學或佛學，它與歷史、文學、哲學、為政四門，始終無法分解，等於西方的哲學，與宗教、科學和實際的政治思想，不能脫離關係，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佛教傳入的思潮背景
要知秦、漢以後，儒、道兩家學說思想的互相隆替，以及佛教文化輸入的前因後果，便須瞭解兩漢思想學術演變的原因：兩漢的學術思想，始終是儒、道兩家思想的天下；墨家思想在漢初已經融化為儒、道的附庸，並無特立的藩籬。
西漢初期，因為政治領導與社會的趨勢，道家思想最為流行，歷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完全傾向道家黃老之術，這是時代的需要，也是漢初政治原則上的必然趨勢。從此道家學術思想，便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一個定則，凡當撥亂反正的時代，必定需用道家學術的領導，到了天下太平，便「內用黃老，外示儒術」。
西漢以來，因為道家學術思想的盛行，於是法家、陰陽家、雜家等思想，也都托足道家門庭，依草附木而欣欣向榮，及其流弊所致，便造成西漢陰陽家的五德終始，以及讖緯（乩祥）的迷信風氣。王莽的叛亂、光武的中興、漢末三國的局面，無一不在讖緯的觀念中而構成政治治亂的心理因素。因而有漢末道家的隱士思想，與墨家變相的遊俠思想結合，產生道教的雛形，便與佛教學說互相推排，而又互相融化。
同時兩漢學術思想，自經漢武帝與董仲舒輩的提倡，「罷黜百家，一尊於儒」，使孔、孟、荀以來之儒家思想，一變而為兩漢經師儒家的天下，於是訓詁、註疏與各主一家的傳經風氣，瀰漫朝野，由學術思想的權威經師、博士，與選舉孝廉、拔用賢良方正的制度互相交錯，而造成東漢後期的世家閥閱（門第）的弊端，以致形成黨錮之禍，使學術思想與政治因素，互為表裡而促成政治社會的亂源。
漢初承戰國與秦室的變亂，文化學術凋敝已盡，西漢傳經與註疏的工作，實在甚為重要。但自東漢末期，註疏傳經，已經流於支離煩瑣，藉此從事學問而博取功名，則為唯一工具，如要真實尋出天人文化思想的奧義，已如強弩之末，勢已不能透過紙背了。所以兩漢學術，一到三國階段，便相當空泛而黯淡，恰在這個時期，佛教學術思想，挾新穎玄奧的哲學，源源輸入，因此而形成魏晉南北朝學術思想的形態。
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化的頹廢與新運，一般多歸過於三玄之學的勃興與清談風氣的腐敗。其實，如果瞭解兩漢歷史文化的演變，對三玄之學與清談興起的原因，就不會諉過於少數讀書人，如何晏、王弼之流了。
在中國歷史上領導學術思想的轉變，少數有識之士，固然可以開創風氣，但真實形成力量的，仍然屬於實際政治中的領導人物。孔子推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固然如此，後世領導方向的正確與否，還是不能例外。初唐君臣，領導學術思想，而啟發佛、道兩教。宋初君臣，領導儒家而產生理學，後來明、清兩代，無一而不如此，所以說學術風氣的轉移，在於一二人者，絕不是少數坐議立談、空言之士可以做得到的。
總之，魏晉三玄之學與清談風氣的形成，它的偏向，既不是老莊思想的罪過，也不是佛學般若談空說妙的錯誤。細讀歷史，便知是受魏武（曹操）父子（曹丕、曹植）的文學情調所影響。何晏、王弼都是少年貴族，恃寵氣驕，既不能從事潔靜精微的學問，又不能做疏通知遠的功夫，而以老莊思想的風流外表，互為三玄註解。那是文學的、哲學的必然結果，所以從純粹的哲學立場看魏晉南北朝的思想，除了佛學以外，所謂三玄之學，只是文學的哲學而已。由玄學再變而有清談的風氣，由清談而造成無用之用，置天下國家事於風花雪月之間，那是勢所必然的結果。
佛教的文化貢獻
佛教學術思想，又由於兩晉、南北朝西陲氏族的崛起，互相爭霸而入主中原，於是推波助瀾而使佛學東來的洪流，源源不絕，因而奠定隋唐之間中國佛教，與中國佛學成長的根基。或有認為南北朝間佛學的輸入，是憑藉西陲氏族的武力入侵而注入，等於清朝末期西方宗教向中國的傳教情形一樣。這個問題，在中國歷史資料上，非常明白，不可混為一談。
事實上，南北朝之間西陲氏族的入侵，因為他們文化根基過於淺薄，本來便毫無文化思想可言，與宗教政治更不相干，只是一種盲目的兇頑殘賊而已，後來如石趙、姚秦的作為，全賴感染佛教的教化，而稍戢其淫威，如北魏的情形，更因受到佛學的薰陶，而融會接受儒、道兩家文化的結果，那是史有明文，毋庸爭議了。總之，南北朝的佛學，因為與中國儒、道兩家文化的互相融會，奠定隋唐以後中國文化與中國佛學勃興的階段。西域來中國的名僧如佛圖澄、鳩摩羅什等人，無一不是英睿特出之士，而畢生致力於佛學文化事業，對中國文化思想的貢獻，都是功不可泯。
此外，在人物方面，如因譯經事業，發明中國的音韻之學，便有以此名家的沈約，因佛學的譯述而啟發文法，即有著作《文心雕龍》的劉勰，又如雲岡石窟與唐代敦煌壁畫，以及音樂、詩歌、藝術等的發達，無一不與佛學有關。但必須記得，自東漢以來到隋唐之間，由印度佛教思想吸收成為中國文化的佛學，其間經歷艱難困苦，錯綜複雜的過程，約有四五百年的時間，才形成唐代的文化。溫故而知新，現在要談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雖然時移勢易，加上現代科學工具的發達，但無論如何，也不是在短時期內，或一個世紀中便可望其成就的，所以我們生在這一時期的知識青年，對於當前中國文化的趨勢，與自身所負國家民族歷史文化的責任，更須有所警惕而加倍努力。
佛教勃興與三教融合
至於隋唐以後，儒、釋、道三家學術陣容的形成，當然有其歷史背景，遠因已如上述，近因則另有新的面目。
由於唐室李氏宗親，自唐太宗以來，即詔定道教為國教，尊奉李老君為教主，因此而奠定道教在唐代政教上的根基。又因為唐室君臣醉心佛學，故雖尊奉道教，實則佛、道並重，但在人事地位上，略加分別而已。
自初唐，開國將相多數為文中子王通的門人。而王通講學，對於儒、釋、道三家學說思想，擇其善者而從之，素來不分畛域。因此，一般讀書人，號稱儒者的知識分子，多已有儒、佛不分，儒、道無別的學術思想。即使如中唐以後，一位得力於墨家，而以文章名世，號稱為儒家正統的韓愈，雖鬧過史稱「排佛」的大事，其實，還是後人正反雙方的渲染過度。細讀韓愈排佛的文章與歷史的事實，他當時只是對佛教制度與某一類佛教徒的不滿，並非對佛學本身多有攻擊。
而且自韓愈以後，直到宋、元、明、清幾代理學家們的儒者，排斥佛教最有力的理由，就是說它廢棄倫常，無父無君的出家制度。此外，少數有關佛學的批評，到底都是門外漢的外行話，無足輕重。如從深入的角度來看，韓愈排佛，於佛教毫無損失，所以當代名僧禪德，極少出來說話。真正打擊宗教本身的，往往出於宗教徒的自身，這是古今中外不易的定例，凡為任何宗教的人士，應當深省。
唐代佛學的勃興，影響中國文化每一部門，直到後世普及日本與東方各國，約有三大原因。由於天下太平，社會安定，佛教人才輩起，創立中國佛學各宗義理，因此而普遍影響唐代的中國文教。因南頓北漸的禪宗風氣，普遍宏開，唐代文學與所有文化學術，如蜜入水，如鹽加味，隨處充滿禪意的生機。同時，因百丈禪師創立叢林的寺院制度，使佛教十宗學派，一律託庇宇下，奠定中國佛教與中國佛學的特色而照耀古今中外。因玄奘法師自印度留學回國，翻譯佛經事業的影響，以及佛學唯識法相的翻譯完成，使中國文化中的宗教哲學思想，確立邏輯的思維體系。因此而與儒、道兩家，左右逢源，互相吞吐諸子百家之長，而構成中國文化三大巨流的特質。
佛法到了中國以後，到了禪宗這裡，剝掉了一切宗教外衣，赤裸裸地用中國文化來表達，一句經典一句佛都拿掉了，這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特別之處。唐代的中國文化影響了世界。現在大家常常講中國文化，我常問大家中國文化是什麼？不懂禪，就不懂中國文化，所謂儒家、道家、佛家，三家合一歸到禪，它是中國文化學術的一種。
禪宗把一切宗教的外衣都剝掉了，沒有宗教的迷信，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指出一切眾生個個是佛，如何找出自己生命未生以前的本來功能，直接走這個路線，就是禪。那麼，中國從達摩禪師以後，統統走這個路線，從梁武帝以後直到唐代，這一把火就很大了，可以說禪宗幾乎影響了全世界。
西方這個時候在幹什麼呢？西方哲學文化史叫黑暗時期，天主教的那個幕拉下來，完全是自己困在教廷裡研究神學，所謂現代科學文明的影子都還沒有。而在這個時候，整個東方像太陽一樣，光芒照遍了全世界，尤其是朝鮮、日本，在禪的整個籠罩之下，也包括我們本土的儒家、道家。從軒轅黃帝開始，漸漸變成諸子百家的學問，因為禪一來，等於諸子百家的文化都是豆漿，還不能變成豆腐，豆漿變豆腐必須靠那個滷水，一點下去變成豆腐了。諸子百家所有文化中心的那一點，就是禪。
這一點，整個東方文化起了大的不同作用，現代科學追求的生命科學、認知科學，包括資訊科學都在內。
新思潮的興衰
物壯則衰，事窮則變，佛學禪宗經晚唐五代以後，它的蛻變與轉向，也是文化歷史的必然趨勢。所以一到宋初，由於開國君臣崇尚孔孟學說，於是讀書人士當然是儒家之徒的知識分子，便在有意無意之間，吸收隋唐以後四百年來佛學修養的精神與方法，搖身一變，而產生理學濂、洛、關、閩的門庭。
理學家們講學的方法與作風，書院制度的規模，無一而不從禪宗形態蛻變的。平心而論，要說宋明理學等於儒家的禪宗，佛教禪宗，例如佛家的儒、道，實在不算過分，但這只是言其形式，如究其實質內容的異同，就大有分別了。
禪宗、理學，經過兩宋兩三百年的互相推排，及其末流，同時皆趨沒落。禪宗有默照（沉默）邪禪及狂禪的混雜，理學有朱、陸「道問學」與「尊德性」的紛爭，一逢元朝武力入侵，挾佛教密宗的喇嘛教的捲入，便使亦儒亦佛的兩家巨室，就都生出支離破碎的蔓草荊棘了。從此使明代近三百年的文教，籠罩在一片不是狂禪的理學，即是理學的狂禪氣象之中。雖然有王陽明創立履踐篤實的良知良能的學說，但依違儒、佛之間，畢竟大有問題存在。因此使明末清初的大儒們，譏為「聖人滿街走」「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等，確有原因，並非純屬意氣用事。清初佛學與禪宗，雖有雍正的再度提倡，但因既定的國策，始終以外崇喇嘛教而羈縻西北邊陲，故亦一蹶不振，無能為力了。
總之，由於以上的簡述，對於佛學與中國過去文化歷史的因緣，大概已可瞭解其重點了。
（選自《禪宗與道家》《洞山指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