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店賣的是什麼

過去把儒家、道家、諸子百家分開了是錯誤的。如果有人問你什麼是中國文化？你告訴他：是「道」。「道」是什麼？包括很多，包括儒家、道家在內的諸子百家，以及後來的佛學等，總體一個觀念，稱為「道」。

中國文化的演變發展，大致分兩大段。譬如一提起秦、漢以前的中國文化，人們就拿孔孟思想代表了一切。其實所謂孔孟思想，只是中國文化中間主要的一環。另外還有道家、墨家在內的諸子百家……很多很多，都是中國文化一個系統下來的。如果把它縮小範圍，則有儒、墨、道主要的三家。

孔孟思想，本來與道家是不分家的，這種分家是秦、漢以後的事。到了唐代，講中國文化，已不是儒、墨、道三家，而是儒、釋、道三家了。「釋」就是印度來的佛學，代表整個印度文化的精華。它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中國，一直到宋代。宋朝以後，印度本身已沒有真正的佛學，而被阿拉伯民族的伊斯蘭教思想及婆羅門教思想等所佔據，佛學思想在印度式微了。

唐宋以後的中國文化，要講儒、釋、道三家，也就變成三個大店了。

佛學像百貨店，裡面百貨雜陳，樣樣俱全，有錢有時間，就可去逛逛。逛了買東西也可，不買東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會需要它。

道家則像藥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則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變亂時期，要想撥亂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縱橫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醫藥等無所不包。所以一個國家民族生病，非去這個藥店不可。

儒家的孔孟思想則是糧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運動的時候，藥店不打，百貨店也不打，偏要把糧食店打倒。打倒了糧食店，我們中國人不吃飯，只吃洋麵包，這是我們不習慣的，吃久了胃會出毛病的。要深切瞭解中國文化歷史的演變，不但要了解何以今天會如此，還要知道將來怎麼辦，這都是當前很重要的問題。

老子、孔子、釋迦牟尼，這三位都是我們的根本上師，根本的大老師，但是三家的文化各有偏重。佛家是從心理入手，達到形而上道。據我的知識範圍，世界上任何宗教哲學沒有跳過如來的手心。當然我的知識並不一定是對的。道家的思想偏重於從物理及生理入手，而進入形而上道。那麼我們也可以說，講物理、生理入手的修持方法，任何一家無法跳過道家的範圍，跳不過太上老君的八卦爐。儒家則偏重從倫理、人文、道德入手，而進入形而上道。

所以我說，今後的中國文化，要學儒家的品性，我們做人做事不能不學儒家的道理。儒家就等於佛家大乘菩薩道的律宗，講究戒律，所以儒家非常注重行為。除了學儒家的品性，還要參佛家的理性，你要想明心見性，直接領悟成道，非走佛家的路線不可，否則不會有高的成就。同時還要配合道家做功夫的法則，不管密宗、顯教，都跳不出這個範圍。但是道家的學問不止修道這一方面。中國歷史有一個奧秘之處，每逢天下變亂的時候，出來救世，所謂撥亂反正的，一定都是道家的人物。等天下太平了，他們多半走老子的路線，功成身退，天之道也，隱姓埋名，什麼都不要。等到盛平的時候，又都是儒家人物出面。這是我們中國歷史非常重要的關鍵，身為中國人，這個歷史關鍵是應該知道的。

其實，幾個有名的聖哲之教，都是針對醫治人性惡習的藥方。因為我們的民族性，存在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無信、無恥的老毛病，所以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開了「仁、義、忠、孝、禮、智、信」等藥方。老子開的是「慈、儉、不敢為天下先」三味偏方，也可治百病的。印度人歷來存在階級仇視，所以釋迦牟尼開了「平等、慈悲」兩味大藥。兩千多年前的西方風氣，太過自私狹隘，又加粗暴，所以耶穌開了「博愛」一味單方。

不過，現代人看不起老古方，拼命要向唯錢主義，去買新發明的西藥吃，實在不知道那些化學劑品的藥，今天說對，明天又說不對，恐怕不一定靠得住吧！小心為妙啊！人性，有善惡兼具的根底，去惡為善是健康的人生，蔽善從惡便是病態的人生。可惜人們喜歡以病為樂，因此造成人類史，是一部病理學醫案史。所以中西的聖哲們，也只好永遠擔任醫療的護理工作了。

（選自《南懷瑾講演錄：2004—2006》《論語別裁》《我說參同契》《原本大學微言》）

儒家的歷史脈絡

常常有人問我，儒家就是中國文化的中堅代表嗎？我往往瞠目不知所對。因為我性喜博覽，但不能由博而約，專攻一技一藝之學，故而至今一無所長、一無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國讀書人中的知識分子。只是因緣際會，在偶然需要時，講過《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孔孟學說，因此被人誤認我通儒學；就像我生平喜歡說禪講佛，別人就誤認為我也通達佛學。事實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當然也不明道，只如韓非子所說的南郭處士，濫竽充數罷了。所以我的書，只稱得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參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問我，那我就無言以對了。

中國五千年來的文化，因時代累積久遠，自然會形成龐雜而高深的特點。正如莊子所說的大椿之樹，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因成長年代久遠，自然枝條茂密，幹葉繽紛，又加上攀附叢生於幹外之藤蘿茂草，縱使是專家學者也難一一剖析精詳，又豈能隨便即加定論。

明白這個比喻，便可知道，要講中國文化，實在不能以一概萬，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強地說，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本質影響民間社會的是雜家、陰陽家和道家之學，並非純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再看歷代政治學術思想的運用，實質上，也摻雜了法家、道家、兵、農、墨等諸家之學，並非完全屬儒家學說。

儒家的由來

講到文化，首先應該知道我們自己的歷史，更要細讀我們先民的歷史。對於三皇五帝等堂皇尊號暫且不論，只要從我們的共祖軒轅黃帝所建立的文明開始，大家就會了解，我們的文化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學的天文、星象、歷數，以及人群生活技術的農業、畜牧、兵器等的開發所形成的；然後根據自然規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務的政體官制。但是這一切的上古傳統學術，後來卻統統被漢代的歷史學者們歸納到道家、陰陽家、雜家的範圍裡。因此在漢代以後，似乎只有儒生們所標榜的儒學，才是中國文化的核心，這個現象完全是由誤解而產生的結果。

周公制定禮樂，再經六百年後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若要說如此形成的孔孟儒學就是中國歷史政治上的主流，那也未必盡然。須知周公、孔子著書立說的目的，只是彙集先民對於人道文化的精華，傳之後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都能做好一個「人之謂人」。萬一出而為政，為社會人群做大事，則必須博古通今，知道如何才能做好一個聖君賢相。換言之，孔子秉承周公彙集教化的宗旨，也正如莊子所說的，只是「陶鑄堯舜」，教導人們如何塑造一個聖君和賢相的典型，使他們為人群服務而不負平生所學。

但很遺憾的是，自秦、漢以後，所謂的儒生們，為了謀求榮耀的職業而出仕為官，只是依附在既成權力的帝王丹陛之下，臣伏稱尊。自己既非皋陶、契、稷的君相雄才，更未懷有「致君堯舜」的臣子之道，由此反而使負有師儒之道的儒家學說，以及「五經」「四書」等儒學內涵，變成了千古蒙塵的迂疏之學。

雖然如此，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歷代的儒生們總算還保留了周、孔之教的精神，而使儒家之學發揮了經絡作用，成為周延貫串諸子百家的重要文化。好比人體血肉之軀的生命，如果沒有經絡的作用，就會斷絕活力而了無生機了。

周武王奮起革命，在推翻殷商末期紂王的暴政後，建立諸侯分封、中央集權的周朝封建制度，大致相似於歐洲歷史上的聯邦政體。但周朝的封建制度，並非類如歐洲中古時代奴隸制度的封建。周代的政治，是以文化為中心的政體，由周公姬旦制定禮、樂、刑、政制度，並以師儒之道為最高導向。所謂「師以德行教民」，是以注重全民的道德教育為基礎；「儒以六藝教民」，是以全民自治、文武合一和生產技術相結合為根本。但在時勢的驅使下，任何一種體制，始終難逃盛極必衰的自然規律。所以周初封建體制雖然是以師儒之道的精神為基礎的，但是經過幾百年後，也漸漸趨向衰落而變質了。

所謂師儒之道的禮、樂遺風，到了春秋時期，只有周公後嗣的魯國，大體上還保有周禮文化儒術的規模。所以便有出生在魯國的孔子，起而祖述王道遺制的精神，「刪詩書，定禮樂」，傳述德行之道和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相結合，保留兼備師儒為一的教化，作為後世的準則。孔門弟子如顏淵、曾參，傳承了孔門以道兼藝的精神；至於子游、子夏等人則稍有不同，是以文藝兼道為主。因此，春秋末期，在魯定公、魯哀公（西元前509—西元前468年）時期的魯國，還保留儒術最為淳樸的風氣。這個時期，也就是後世認為儒家學術思想突出成家的主要時期。

秦漢階段

戰國開始，除孟子以外，由儒家衍出的如荀子儒術，便大大不同於曾子、子思傳承的道貫。且在由孔子所訂定的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的傳授上，也各自主守師承，顯現了分歧。到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用荀子的弟子李斯為相，建立以法治為主的政權，至此完全捨棄周魯儒家的典範。因此在秦、漢交替的七十年間，所謂儒家經世之學幾乎命如懸絲，雖不絕，但如縷。

劉漢興起初期，舊史所稱譽的文景之治，它的文化政治精神，大體上是以黃（黃帝）老（老子）的道家思想和刑名（法治）相摻雜為主體。傳到漢武帝時代，才有所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時勢出現。如果站在現代思維，評論漢武帝時代的文化歷史演變，對於「罷黜百家」之學的得失成敗，實在難下定論。但自漢武帝到漢宣帝以後，漢朝政權政府中公、卿、大夫、士、吏等各階層的人才，大致來講，確實多是文學彬彬之士，蔚成一代風規。

東漢以後，號稱有儒生數萬人，對五經章句訓詁的學問反而愈來愈疏懶。一般所謂的高名善士，不但不能以周、孔之學致君於堯舜，更不能感化皇帝背後的一群太監。在朝廷中的有學之士，因為厭惡太監們的擅權和專橫，這一班自命為君子的儒生，非但不能如君子般周而不比，反而如小人般比而不周，結成黨派，與太監們競鬥權力。在歷史上首度出現東漢特出的黨禍，終使劉漢政權陷於衰落，敗亡了事。

但我們在前後漢書中，如能注意儒林的傳記，便可知道兩漢經師家法和授受的秩序。對於周禮師儒之道的精義，雖然並未達到最高領域，但在當時的名儒大臣們的章疏文辭中所祖述之周、孔法言，對於輔助當時的政治和教化，仍屬相當有力。所以歷史學家們認為，漢儒「朝秉綱常，士敦名節，拯衰銷逆，多歷年所，則周魯儒學之效也」。這些評語雖是秉筆寫史的儒家們的主觀之言，在儒言儒，大致也是事實，無可厚非。

玄佛的激盪

到了魏晉時期，因受漢末儒學空疏迂闊的刺激，學術思想一變，偏向《老子》《莊子》《周易》，三玄之學崛然盛行，儒家經學幾乎有衰歇停頓之趨勢。尤其自東晉以後，政局演變成南北分治的割據局面，師儒之道的傳承也就漸漸發生見解的異同。北魏和南朝的蕭梁時期，對於儒家經學的義理註疏，文辭更臻縝密。南方的學者喜新厭舊；而北方的學者卻守舊而疑新，甚至還譏誚南方的學者標新多偽。在此時期，由印度傳入中國的大小乘佛學布譯新知，與三玄之學互相合拍，成為魏晉南北朝文化吸收並融會新知的特色，姑不具論。

隋唐之際，承接魏晉南北朝兩百餘年儒、佛、道三家之學互相摻雜的開放思想，學問主流從儒學的六藝轉變成以文藝為勝場。文章詩賦，別開生面，除了孔穎達的《五經正義》匯成鉅著之外，師儒之道的精義、專家傳經的風氣，在此時幾乎絕響。李唐約三百年間的文運，既有雄渾瀟灑的豪氣，亦不乏風流倜儻的韻致。其實，都是禪道與文藝相仍的天下。

中唐以後，名臣學士為了政見的異同而興意氣之爭，關於師儒之道的經義，在學術上並無特別的創見。如李德裕和牛僧孺的朋黨之爭，無非是文人學士在政治上的意氣用事，以致禍延朝野。直到唐末五代八十年間，高明之士大多厭倦時勢，不逃於禪，即歸於道。

理學的興起

宋初名臣以師儒之道自任，形成相權與君權之間分庭抗禮的氣節。似宋朝如此尊重師儒之道的形跡，前邁漢、唐，後至元、明、清三朝，亦皆所不及。由此開啟濂（周敦頤）、洛（程頤、程顥）、關（張載）、閩（朱熹）四派五子的理學儒宗。他們專事闡發心性的微言，自稱繼承孔、孟心法，推排佛、老學說，後世的師儒名教從此專守程朱章注，認為即是周、孔的絕學。尤有甚者，宋史也變易了漢書、唐書的成式，別立道學與儒林的分類傳記，藉此標榜宋代的道學方是孔、孟、顏、曾師儒之道的真髓。

其實所謂儒林，只是文學辭章之士，還不及子游、子夏之輩於萬一，實在是一大出格現象。因此積成北宋時期君子攻君子、名臣攻名臣的著名黨爭，形成洛黨、蜀黨、朔黨等的異見，造成元祐黨禍的鉅變，足為歷史的殷鑑。南宋末期，權臣名相又起而打擊道學，指為偽學，以學術意氣的主觀成見作為政治鬥爭的戈矛，自相內訌，終使宋室由文弱而至於滅亡，尤為可嘆！

但在兩宋三百年間，割據北方立國的遼、金、元，乃至與宋室相終始的西夏等國，其政教規模，大體上還是遵守孔孟遺教。只是北方學者，大多援儒入於佛、道，或以佛、道糅入儒學，別樹風格。更有視宋儒理學並未徹知儒宗因而頗有異議者。唯一般研究文化學術史者，大多忽略此一史實。

明清的儒林

元、明之間，儒學承先啟後，應是受到南宋末期金華、永嘉事功學派的啟發。而後繼起的河東薛敬軒、姚江王陽明，門庭分立，遞相興替，但始終不脫宋儒朱熹的「道問學」與陸象山「尊德性」兩者的藩籬。

明代文化唯一特點，即是百家爭出，模擬禪宗的公案語錄，開創儒家學案的著作，對於經義家法，完全寂默無聞。自嘉靖到神宗以後，一如東漢末代，大臣學士起而與太監爭權，終於構成東林黨禍的鉅變，促使民變與盜賊相結合，以致亡國。

崇尚儒學的清代學者，綜合宋、明儒家與漢儒經師而做比類，認為「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但對明代儒學，又不能不另加公允的論斷，因此便說：「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然其間臺閣風厲（指如張居正等），持正扶危。學士名流，知能激發。雖多私議，或傷國體，然其正道，實拯世心。」（《清史稿·儒林傳》）似此兩非兩是的按語，猶如老吏斷獄，先入其罪，而又筆鋒一轉，為之巧妙開釋，真如刀筆吏的含混妙文，令人拍案叫絕。

清朝初建於東北邊鄙的滿洲，但自建都盛京開始，即知為政之道必須首重儒士，於是起用明末先世流徙東北而歸順旗下的儒生，如范文程、寧完我等輩，為之參照明朝政體，建立規模。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後，文武兼資，入關前後，大致都以儒學正道匡扶王室，敦正人心，為皇太極、順治、康熙繼統初期的三朝重臣。

康熙親政開始，英年好學，特別重視儒家經說，兼習西洋天文、歷數等學，與李光地、熊賜履、魏象樞、張英、方苞等君臣互為師友，尊重周、孔經義，襲用明朝以來的程朱章注取士制度。且在戰亂之中，起用前朝歸順敦品勵行的儒臣，如湯斌、陸隴其等輩，形成以儒家禮義治天下的一朝吏治，清官循吏輩出。

在民間，隱居不屈的大儒如孫奇逢、黃宗羲、王夫之、李顒、顧炎武等輩，有鑑於明末儒林空疏迂闊的流弊，屏居講學，以經世之學和師儒之道自任，影響清朝兩百餘年來用儒家經義的經世之學，改變了宋明理學諸家徒事心性的迂疏理念，轉而注重漢學訓詁的考據，終使清儒兩百餘年的經學大有超越漢、唐之勢。如阮元所輯的《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凡一百八十三種。咸豐、同治以後，又有王先謙續編一千餘卷，二百零九種等，確實蔚為奇觀，學者雖窮畢生之力，亦難盡窺細緻。至於其重視考據而發展為近代的考古學的先導，其功更不可沒。

從順治開始，經康熙、雍正而到乾隆三代，雖然外示尊重儒家經學、重用敦品勵行的儒者以籠絡天下士子，但在王室自修內明的心性之道方面，三代皆潛心佛學以配合外用之術。如康熙重譯《般若心經》，雍正專志禪宗、整肅佛教，加之乾隆童年即隨父親雍正學禪，後又禪密兼修，而能自譯密乘《大威德金剛儀軌》等事，殊非一般儒家學者所能理解。但乾隆對心性之學的精闢，不如父祖兩代在事功上的深刻鍛鍊，故繼位以後，流為偏好辭章文藝。雖然如此，亦促使乾、嘉七八十年間的清代文學，大有直追唐宋而過之的風格。

降至道光時期，承平日久，社會風氣奢靡，文人學士大多沉酣於風花雪月文辭麗句之間。如著名的詞人項鴻祚（蓮生）在《憶雲詞》自序中所說：「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學者誦而悲之，由此可知道光、咸豐之間的文風日變。憂時憤世如龔自珍、魏源等人，有鑑於此，即乘時立說，注重西北蒙藏邊防與海防外禍的實用事功論議，激起同儕林則徐燒燬鴉片的豐功偉業。

同治以後，文運再變，清史所譽的中興名臣曾國藩便是其中翹楚，他用其畢生學術與事功的實踐心得，選輯《經史百家雜鈔》一書，述而不作，顯示其於經世學術的大要。至於曾國藩家書一類的瑣言，乃其餘事而已。

近代的轉折

在此際，海運已開，清末學者所謂的九州萬國知識已漸啟其蒙。於是光緒、宣統之間，便有憂時之士如南海康有為、梁啟超等輩，以儒學經義而吸收西洋文化中的政學理念，用其所長的《春秋公羊傳》主旨，提倡尊王師夷的維新學說，風靡一時。雖然康、梁在清末民初的大革命時期偏執保皇主張，舍此是非不論，即以康有為摻入西方政學理念而著作的《大同書》，卻對民初各黨派革命志士的思想啟迪頗大。這是現代歷史文化演變的事實，不可因其人其事而廢其言。

與此同時，留學歐美的名儒嚴幾道與辜鴻銘，皆能精通中國與西洋諸家學說而終歸於儒。但限於時勢，人皆等閒視之。今取其有關言論以資反思，如雲：「（嚴幾道）以為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脫靡所折衷，則流蕩放佚，害且不可勝言，常於廣眾中陳之……舉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失得，證明而會通之。精歐西文字，所譯書以瑰辭達奧旨。」「（辜鴻銘）論學以正誼明道為歸。嘗謂：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指《禮記》等經義之學），修其內者也。又謂：近人慾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微中國禮教不能弭此禍也。」

至於推翻清朝、成立民國以後，直到現在八十餘年間的變故，儒家經義與孔孟治國平天下的學術理念，幾乎已隨三千年的歷史陳跡而消失無遺。

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由於工商與精密科技的發達，貨幣金融的洪波巨浪，幾乎淹沒了人文學術思想的潮流。其間雖有少數對中國固有文化的多情學者綜合新知，倡說新儒學，志為中流砥柱，實已無異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可謂名存而實亡。但其抱殘守缺之精神、待時而興之志向，誠可嘉賞。

（選自《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道家的學問與影響

綜羅百代廣博精微

講到中國文化，在春秋、戰國前後，便包括諸子百家所有的學術思想，由戰國末期到秦、漢之間，作為代表而足以影響上下社會各階層的，應該算是儒、道、墨三家，到隋、唐以後，便以儒、佛、道為代表。這個觀念，我要再三反覆說明的理由，就是希望講中國文化，不要偏廢，更不要弄錯方向。

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所著《老子》（到了唐玄宗時代，又尊稱它為《道德經》）一書。最能代表道家思想，最有系統，有最具體的敘述。而闡揚、詮解老子最清楚正確的，發揚道家思想最透徹的，則是莊子。莊周所著《莊子》一書，唐玄宗時代又尊稱它為《南華經》。其中所論辯的道理，在政治、軍事、教育、經濟等各方面，都可致用。它對歷史人物的建功立業乃至對個人修養——修道、養氣，以及立身、處世等，都有大用處。

這不止是指《莊子》的內七篇而已，事實上，幾千年來，歷代所偷偷運用莊子的學術，都取《外篇》和《雜篇》中的精華。因此，真正把五千年來中國文化，發揮得光輝燦爛的，亦就是道家的老莊之學，尤其是《莊子》的《外篇》與《雜篇》部分最多。

現代人對道家的觀念，是漢、唐以後的人所持的觀念。在秦、漢以前，現在所謂的「道家」與孔孟之學的所謂「儒家」，原本沒有分開的，統統是一個「道」字。而這一個「道」字，代表了中國的宗教觀，也代表了中國的哲學——包括人生哲學、政治哲學、軍事哲學、經濟哲學，乃至一切種種哲學，都含在此一「道」字中。

清代乾隆年間，主編《四庫全書》的著名學者紀曉嵐曾經說過：「世間的道理與事情，都在古人的書中說盡，現在如再著述，仍超不過古人的範圍，又何必再多著述。」所以紀曉嵐一生之中，從不著書，只是編書——整理前人的典籍，將中國文化做系統的分類，以便於後來的學者們學習，他自己的著作只有《閱微草堂筆記》一冊而已。就因為他倚此一態度而為學，自然地讀書非常多，瞭解得亦較他人深刻而正確。他對道家的學術，就下了八個字的評語：「綜羅百代，廣博精微。」意思是說，道家的文化思想，包括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整個文化。「廣博」是包羅眾多；「精微」是精細到極點，微妙到不可思議的境界。

但是，道家的流弊也很大，畫符唸咒、吞刀吐火之術，都變成了道家的文化，更有陰陽、風水、看相、算命、醫藥、武功等，幾乎無一不包括在內，都屬於道家的學術。所以雖是「綜羅百代，廣博精微」，也因之產生了流弊。

撥亂反正

提到我們的歷史文化，所謂魏晉南北朝這一階段，正是《易經》《老子》《莊子》「三玄」之學最流行的時代。但是，這個時代的歷史背景，是一個變動不安、非常混亂，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最衰敗的兩百多年。可是在哲學思想方面，由於知識分子的高談闊論，也提升到極點。於是有人說，「三玄」之學，是衰亂之書，因為每到一個衰亂的時代，「三玄」之學就會特別受人歡迎。這是因為在動亂不安中，人們的精神失去寄託，便希望從這方面找到一條出路。

其實，並不一定如他們所說的那樣。凡是對任何一樣東西，立場不同，觀點就兩樣。自己站的角度不同，看到的印象就各異。我們看中國歷史，漢、唐、宋、元、明、清開基立業的鼎盛時期，都是由「三玄」之學出來用世。而且在中國歷史文化上，有一個不易的法則，每當時代變亂到極點，無可救藥時，出來「撥亂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過，他們有他們的一貫作風——「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幫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業上幫助別人發財，當上了老闆，然後自己飄然而去。如商湯時的伊尹、傅說，周朝開國時的姜太公，春秋戰國時期的范蠡，漢朝開國時的張良、陳平，三國時的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與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天之道」。張良則差一點，最後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於諸葛亮，他的立身處世，完全是儒家的態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恰如其分。次如唐代的魏徵、明代的劉伯溫、清朝的范文程等，還有許多不可知、不可數的道家人物。

老莊之道的人生大原則

個人修養方面，運用黃老之道立身處世，有一個大原則，就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從這裡又要想起道家的另一個大原則，但這另一原則，如果講起理論來，或者做一學術性的文字報告，那就太多了，不是這裡所能盡述的，現在只好舉出一個人的故事來做說明。

白居易的一生，學問好，名氣大，官位亦很高，留名後世，沒有人能夠和他比的。而他常想從政治舞臺上退出來，悠遊林下，不像蘇東坡，曾經吃了很多苦。白居易享了一輩子福，臨老還享福，就因為他學道。這從他一首讀《老子》後的七律可以知道。原詩是：

吉凶禍福有來由，但要深知不要憂；

只見火光燒潤屋，不聞風浪覆虛舟。

名為公器無多取，利是身災合少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