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歷史的經驗》）
把仁義當方法
或曰：「季文子、公孫弘，此二人皆折節儉素，而譭譽不同，何也？」
——《長短經》
季文子是春秋時名臣，道德非常高。公孫弘是漢朝有名的宰相，此人來自鄉間，平民出身，很有道德，名聞天下，雖然做了幾十年宰相，家裡吃的菜，還是鄉巴佬吃的菜根、豆腐、粗茶淡飯，穿的衣服舊兮兮的，非常樸素。我們看《史記》公孫弘的傳記，一長篇寫下來都是好的，實在令人佩服，不好的寫在別人的傳記裡了，這是司馬遷寫傳記的筆法。公孫弘這個人實際上是在漢武帝面前作假，就像民國時期有個軍閥，和士兵一起吃飯的時候啃窩窩頭，回去燕窩雞湯燉得好好的，外面穿破棉大衣，裡面卻穿的是最好的貂皮背心，公孫弘就是如此。季文子和公孫弘都折節，所謂「折節」，在古書上常看到，如「折節」讀書。曾國藩有幾個部下，器宇很大，但學問不夠，受了曾國藩的影響，再回去讀書，結果變成文武全才，這情形就叫作折節讀書。換句話說，就像一棵樹長得很高，自己彎下來，就是對人謙虛，雖然身為長官，對部下卻很客氣、很謙虛，所謂禮賢下士，也是折節的意思。這段書說，季文子、公孫弘這兩個人，到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尊榮，都不擺架子，自己也能儉樸、本素，可是當時以及歷史上，對這兩個人的譭譽，卻完全不同。司馬遷對公孫弘是親眼看到的，寫歷史的人，手裡拿了一支筆，絕不會姑息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可是中國的歷史，大多都是隔一代寫的，當代多是記錄下來的筆記。由此觀之，問題很大，隔了一代，就有許多事情不夠真實。但是評論歷史人物，卻的確需要隔一代。在當代要批評人物，也得留點情面，這就有感情的成分存在，隔一代的評論就不同了，沒有情感和利害關係，才能冷靜客觀。這裡的兩個人，在當時的為人處世形態和做法是一樣的，當代的人很難評論，而後來歷史的評論，完全不同。這是什麼道理？
范曄稱：「夫人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
趙蕤說，范曄曾說過，人並不是各個都仁，有些人拿「仁」來做幌子，在政治上假借仁為手段，以達到個人的私利；另外有些人處處講義，做事情講究應不應該、合不合理，可是並不一定是為了一個義的目標而做的。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為美談。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事實未殊，而譭譽別者，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故前志雲：「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挍其仁者，功無以殊；核其為仁，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
這仍是范曄的話，季文子身為宰相，他的太太們身上沒有穿過好的衣服，魯國人談起來，都認為這是自己國家的光榮。可是公孫弘當了宰相，一輩子穿布衣服，而和他同朝的監察御史汲黯（這個人漢武帝都怕他，監察御史的職權大得很，皇帝不對，有時他也當面頂起來。古專制時代的皇帝也不好當的。汲黯講話不大清楚，有點大舌頭，好幾次為了國家大事，和漢武帝爭吵，他站在那裡，結結巴巴講不出話來，把漢武帝都逗笑了，依他的意見，教他不要急），這個骨鯁之臣，硬作風的人，就當面指責公孫弘是作假。季文子和公孫弘的實際行為都是一樣的，可是在歷史上，季文子絕對是好的，公孫弘則後世認為他在作假，是什麼理由？這就要自己去體會。
用仁義做手段來興利，或為了天下的利益，或為自己的利益，一是為公，一是為私，差別就在這裡。換句話說，歷史是很公平的。如果真做了一件事，在歷史上站得住，留給後世景仰，是的就是，非的就非。所以前人書上的記載（指孔子的話）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有些部下怕觸犯上面規定的法令，怕不合規定，勉強做到仁的境界，這就不是自然的，不是本身思想道德與政治道德的修養。所以，這幾種為仁的表現雖然一樣，但是仔細考核起來，內在思想上，心理的動機是有差別的。
有些人天生的就仁慈，如以歷史上的帝王來說，宋太祖趙匡胤就天生的仁慈。
一部二十四史，幾乎沒有一個開國皇帝不殺功臣的，只有趙匡胤杯酒釋兵權，成為歷史的美談。等於是坦白地說明了，他手下這些將領，在起義當時都是他的同事，當時他只是憲兵司令兼警備司令這一類的官，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同事們把他捧起來，當了皇帝，後來他也是很難辦。做領袖的確很難，我們常說朱元璋刻薄，殺的功臣最多，如果人生經驗體會得多了，到了那種情況，也真沒有辦法。朱元璋本來很好的，當了皇帝還念舊，把當年種田的朋友找來，給他們官做，可是他們在朝廷裡亂講空話，把當年小時候打架踢屁股的事都說出來，說一次還不要緊，常常說，連其他大臣都受不了，只有宰了。不要說當皇帝，很多人上了臺以後，一些老朋友、老同學來了一起做事，也一樣以老同學關係，在公開場合說空話。所以趙匡胤當了皇帝，一些同時打天下的人，恃寵而驕，使趙匡胤沒有辦法，只好請大家來吃飯，酒喝多了，飯吃飽了，對大家說，皇帝這個位置不好坐呀！大家說，這有什麼不好坐，大家擁護你到底。趙匡胤說，你們當時把黃袍替我穿上就逼我做皇帝，假使有一天，別人也把黃袍替你們穿上，又該怎麼辦？這一下大家明白了，站起來問怎樣才好，一定聽他的。於是趙匡胤說，大家要什麼給什麼，回家享福好不好？大臣們只好照辦。這就叫作杯酒釋兵權，沒有殺功臣。這是研究趙匡胤的這一面，他確實很仁慈。
另一面來說，因為很仁慈，宋朝的天下，自開國以來，始終只有半壁江山。黃河以北燕雲十六州，一直沒有納入版圖。因為他是軍人出身，知道作戰的痛苦，也知道戰爭對老百姓的殘害，他不想打仗，只想過安定日子，拿錢向遼金把這些地方買回來。這是歷史另一面的研究。
（選自《歷史的經驗》）
核心價值如何成為治理手段
中國文化把孝道看得嚴重，對於家庭教育來講，素來就有以「忠孝傳家」相標榜的。把這個「孝」字在政治上提倡實行而蔚為風氣，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是在西漢以後，魏晉時代正式提倡以孝道治天下。我們看到二十四孝中有名的「王祥臥冰」，他就是晉朝的大臣。以後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一直下來，都是「以孝治天下」。歷朝大臣，凡是為國家大問題，或是為愛護老百姓的問題，所提供的奏議，很多都有「聖朝以孝治天下」的話，先拿這個大帽子給皇帝一戴，然後提出建議，這是中國文化提倡孝的好處、優點。
但是天下事談到政治就可怕了，我們關起門來研究，也有人利用孝道作為統治的手段。誰做了呢？就是清朝的康熙皇帝。清朝孤兒寡婦入關以後，順治很年輕就死掉了，接著八歲的康熙當皇帝，到十四歲正式親政。老實講，那時候如果是平庸之輩，要統治這樣龐大的中國，是沒有辦法的。但這個十四歲的小孩很厲害，從親政到六十九歲去世，統治了中國六十一年，清朝天下在他手裡安定下來。
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班人，都是不投降的，尤其在思想上、學說上所做的反清復明工作，實在太可怕了。結果呢？康熙利用中國的「孝」字，虛晃一招，便使反清的種子一直過了兩百年才發芽。
清兵入關，有三部必讀的書籍。滿族人的兵法權謀，學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是《三國志》，當時幾乎王公大臣都讀《三國演義》。第二部是在背地裡讀的《老子》。每一個清朝官員，都要熟讀《老子》，揣摩政治哲學，但表面上仍然是尊孔。另一部書是《孝經》。
說到這裡，諸位讀歷史，可以和漢朝「文景之治」做一比較，「文景之治」的政治藍本，是「內用黃老，外示儒術」。這麼一來，康熙就提倡孝道，編了一本語錄——《聖諭》，後來叫《聖諭寶訓》或《聖諭廣訓》，拿到地方政治基層組織中去宣傳。以前地方政治有什麼組織呢？就是宗法社會中的祠堂，祠堂中有族長、鄉長，都是年高德劭、學問好，在地方上有聲望的人。每月初一、十五，一定要把族人集中在祠堂中，宣講《聖諭》，《聖諭》中所講都是一條條做人、做事的道理，把儒家的思想用盡了，尤其提倡孝道。
進一步分析，康熙深懂得孝這個精神而加以反面地運用。要知道，康熙把每一個青年訓練得都聽父母的話，那麼又有哪一個老頭子、老太太肯要兒子去做殺頭造反的事呢？所以康熙用了反面，用得非常高明。此其一。
其二，當時在陝西的李二曲（李顒），和顧亭林一樣，是不投降的知識分子，他講學於關中，所以後來顧亭林這班人經常往陝西跑，組織反清復明的地下工作。康熙明明知道，反而徵召李二曲做官，當然李二曲是不會去做的。後來康熙到五臺山並巡察陝西，又特命陝西督撫，表示尊崇李二曲先生為當代大儒，是當代聖人，一定要親自去拜訪。
當然，李二曲也知道這是康熙下的最後一著棋，所以稱病，表示無法接駕。哪裡知道，康熙說沒有關係，還是到了李二曲講學的那個鄰境，甚至說要到李家探病，這一下可逼住李二曲了。如果康熙到家中來，李二曲只要向他磕一個頭，就算投降了，這就是中國文化的民族氣節問題。所以他只好表示有病，躺到床上，「病」得爬不起來。但是康熙到了李二曲的近境，陝西督撫以下的一大堆官員都跟在皇帝后面，準備去看李二曲的病。康熙先打聽一下，說李二曲實在有病，同時李二曲也只好打發自己的兒子去看一下康熙，敷衍一下。
康熙很高明，也不勉強去李家了。否則，他一到李家，李二曲罵他一頓的話，非殺了李二曲不可。殺了，引起民族的反感。不殺，又失皇帝的尊嚴，下不了臺。所以也就不去了，安慰李二曲的兒子一番，要他善為轉達自己的意思，又交代地方官妥為照顧，還對他們說，自己因為做了皇帝，不能不回京處理朝政，地方官朝夕可向李二曲學習，實在很有福氣。
康熙的這一番運用，就是把中國文化好的一面用到權術上去了。可是實在令人感慨的是，後世的人不把這些罪過歸到他的權術上，反而都推到孔孟身上去，所以孔家店被打倒，孔子的捱罵，都太冤枉了。
（選自《論語別裁》）
欺騙是好的策略嗎
長平之戰是春秋戰國時期一個有名的故事。秦國大將白起打趙國，一夜之間，將趙國降兵四十萬人活埋了。在後人的筆記中記載，有人殺豬，刮毛以後，背上現出「白起」兩個字，這是講因果報應，說白起直到現在，生生世世還是在被人宰殺。不管因果報應的事有沒有，這是中國的傳統思想，戰爭殺人，是為民族、為國家、為正義，不得已，所以沒有罪。但如果為了私怨，尤其是對於已經投降了的人，還把他活埋，罪過可大了。根據歷史經驗，這樣是絕不可能成功的。看清史，曾國藩、李鴻章打太平天國，李鴻章的淮軍起來，不得已借用外國人的洋槍隊。有一英人叫戈登，帶兵幫忙打太平軍，打到蘇州的時候，有八個太平天國的將領帶了好幾萬人向李鴻章投降，當時答應的條件，是仍舊給他們職務，後來見李鴻章的時候，有個人把他們都抓去殺了，以後這人的結果，還是很不好。而當時戈登對這件事大加反對，一個外國人尚且有這樣的正義感，不主張殺投降的人，可見一般人的看法對白起很不以為然。
趙蕤就提出長平之役這件事來討論，白起這個人算是軍事作戰方面了不起的奇將吧？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坑其四十萬，豈徒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眾人豫知降之必死，則張虛拳猶可畏也，況於四十萬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依山，歸秦之眾骸積成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眾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為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強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眾複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為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縫。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且長平之事，秦人十五已上皆荷戟而向趙矣。夫以秦之強，而十五已上死傷過半，此為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也，又何稱奇哉！」
這是《長短經》引用何晏的話，評論白起算不算一位奇將。
何晏是魏國人，他說白起活埋了趙國四十萬人是一大騙局，答應投降了就沒有事，結果大家投降了，又把人家活埋，這不但是性情太殘暴，以整個戰略而言，實在失策，一定會失敗的。假使在投降之前就預先知道投降以後會上當而死，這四十萬人就是沒有武器，赤手空拳抵抗到底，也很可怕，何況這四十萬人身上都穿了堅硬的戰甲，手上還拿有銳利的武器，真打下去實在不易征服。不幸，大家相信，而上當受騙而已。白起當時以為做得很高明，實際上是增加了秦國統一天下的困難。他這樣一來，天下人都看見了，知道凡是向秦國投降的人，都不會有好結果。投降的將領被砍下來的頭顱堆得像山一樣高，歸秦的眾人的骸骨堆起來像丘陵那麼多。從這次以後，秦國如果再與人作戰，大家都認清楚了，要死的時候就壯壯烈烈地死，反正向秦國投降了也是死，何不抵抗到底。再也沒有人肯向秦軍投降了。為了希望得到一時的功勞，實際上更加堅定了各國諸侯守土的意志和決心，在戰略與政略的道理上說，白起這個做法，是正在進兵的時候，自己削弱了有利形勢，軍事表面上勝利，而在政治、國際上，使自己的計劃走不通。這是什麼理由呢？因為趙國雖然失敗了，但並沒有亡國，假使再起來作戰，趙國再出來一個馬服君做大元帥，那這下一次戰爭，就不比前一次，這次秦國就會失敗了。況且自白起這一手以後，列國都對秦國備戰，秦國統一天下的進度就慢了。後來秦國始終不敢再出兵攻打趙國的邯鄲，這不但是因為趙國經這次失敗，由平原君起來當統帥，秦國怕了，更重要的是怕各國諸侯聯合起來救趙。秦王知道這個道理，內心非常忌諱，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這一次長平之役，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在戰役之前，秦國的兵源不夠，所以重新發一道命令，變更法令，凡是十五歲以上的青少年都要服兵役，拿了武器，到前方和趙國打仗。這仗打下來很慘，秦國十五歲以上的人，死傷過半。可見白起這一仗打下來，並沒有消滅趙國，只是騙了趙國的四十萬人活埋，而對於秦國的損害卻無法彌補。以將領而論，白起並不是一個好將領。根據一員大將的修養，要懂得政治，懂得策略，有長遠的眼光，中國曆代一流大將都是文武兼資的。武功很高，很勇敢的，只是戰將，不是大將，大將都是有高度的素養，就以近代史而言，大元帥曾國藩就是文人。
這件事就是告訴我們，大而用兵，小而個人。與敵人正面衝突的時候，都是同樣的原則，要言而有信，欺騙只可獲得一時的勝利，可是其惡果，則是得不償失。
（選自《歷史的經驗》）
言必信，行必果，只是小人
三國時的廣陵是現在江蘇揚州一帶，張超是當地太守，他把地方政事交給了下屬兼朋友臧洪。有一次曹操在雍丘（現今河南杞縣）這個地方把張超包圍起來。臧洪聽到訊息，就光著腳哭著到處替張超求救兵，一面自己也出兵。同時因為袁紹是朋友，也向袁紹求救兵，可是袁紹沒有理他。結果張超被曹操消滅，全族被殺。臧洪就為這一件事恨透了袁紹，而和他絕交，朋好變成了冤家。於是袁紹又興兵圍攻臧洪，破城以後，臧洪也被殺掉。
後來一般人討論這件事，就認為臧洪自己莫名其妙，頭腦不清楚。三國那個時代，正是所謂縱橫時代，等於戰國一樣，是沒有道義的社會，談不到要為哪一個盡道義。立身於社會中，對當時的環境看不清楚，而去講道德、講仁義，亂世中去講太平時的高論，當然搞不好。在現在的時代，要想實行三代以上的禮樂之道，是走不通的。因此也可以看到孔子的思想並不呆板，他教我們要趕上時代。
《長短經》的作者趙蕤對這件歷史首先提出了一個問題：假定有人問臧洪這樣為張超而死，夠不夠得上是義氣？他引用范曄的話，范曄是說，曹操圍攻雍丘，消滅張超，臧洪為了朋友，到處請兵，可以說是一種壯烈的情操。而他赤了足，奔走號哭的行為真值得同情。因為英雄豪傑，在某種環境之下，對於是非善惡的取捨，與普通一般人的講究仁義，在心理上是兩樣的。我們可以引用西方宗教革命家馬丁·路德的名言，「不擇手段，完成最高道德」。為了達到最高主義、最高理想，有時候內心儘管痛苦，也不得不做些小犧牲。在平時做人也如此，假定現在朋友、同事之間，家庭有了困難，即使下雨下雪，沒船沒車，走路也得趕去幫忙。但到了一個非常的時候，自己有大任務在身，那恐怕就不能顧全朋友之間道義的小節了。所以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這個話就很妙。孔孟之道總是教人忠信，講話一定兌現，做事一定要有結果，而孔子卻又說這樣事事固執守信的只是小人。這麼說來，是不是言不必信，講的話過去了就算了呢？並不是。讀書最怕如此斷章取義，必須要看整篇才知道孔子的意思。也就是說，大丈夫成大功，立大業，處大事，有個遠大目標必須要去完成的時候，有時就不能拘小節，小節只是個人應做的事。如為國家民族做更大的事，個人小節上顧不到，乃至挨別人的罵，也只好如此。
另外一個觀念。在三國的時候，袁紹、曹操、張超這一班人，和任何亂世時代割據稱雄的人都是一樣，有時雙方和平訂約了，有時雙方又打起來，也和現代的國際局勢一樣，是個非常時期。每逢一個非常時期，不要以為國家之間有道義信用，實際上都是在作戰，利害相同就結合，利害不相同就分手。每個人都在打自己的算盤，只要形勢上有需要，利害上有關係就做，這是當然的。在這樣一個時代，這一點都看不清楚，而去與人講道義，就只有把命賠進去了。更何況，像三國時候，那種地方軍閥互相割據的戰爭局面下，雍丘是一個非常危險、孤零零的偏僻地方，臧洪只知道自己的朋友張超被曹操毀了，以為袁紹也是朋友，去請袁紹幫忙，卻不知道曹操與袁紹之間因為利害的關係已經結合。這就是說臧洪的頭腦不夠，對時勢分析不清楚，如何去做好這工作？他想借袁紹的兵，把曹操打垮，這是很危險的。像吳三桂借清兵去打李自成，結果成就了滿族人的天下。
再以《孫子兵法》的思想來講，不冷靜地先求「謀攻」的關鍵，只是感情用事，以個人憤恨的私見影響作戰決策，頭腦就昏了，心理上情緒的悲哀、怨恨是軍事上的大忌諱。這不只是限於軍事，在工作上有時碰到緊急困難的時候，個人的情緒激盪之中，特別要注意，必須把這種情緒先除去，然後才能冷靜，才能把事情分析清楚，「謀定而後動」。而像臧洪這樣「徒跣且號，束甲請舉」，和以前戰國時候，吳楚之戰，楚被吳打垮了，楚名臣申包胥到秦國去請救兵，在秦庭哭上七天七夜的情形是一樣的。這樣對個人節操而言是對的，但對事情而言是沒用的，不能解決問題。
這個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個人的情操是一回事，處理事情的觀點、看法、智慧的決定又是另一回事。如申包胥哭秦庭的故事，在他個人是成了千秋萬世之名，但為楚國著想，借了外力秦兵去打吳國，前門驅狼，後門進虎，也不是好辦法，還沒有聽說過這樣能復國圖存的。
（選自《歷史的經驗》）
聖人不是隻講道德，不講利害
「內聖外王」是宋朝理學家慣用的名詞，實際上這個招牌是莊子的，他們拿來用了，反過來就罵老莊，這種學術態度很不嚴謹，很不應該。
下面來看莊子是怎樣一條一條分析內聖外王的成就的。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
——《莊子》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所謂聖人的修養，只限於通達人情物理是不夠的，聖人還有進一步更高的通達。
「有親，非仁也」，這個「仁」字與儒家解釋仁義道德的「仁」並不違反，而是對孔孟思想更擴大的註解。「有親」，親人的私情。所謂真正的仁慈，是愛天下，沒有私心。中間有所親，有所偏愛，那已經不是仁的最高目的。如果是個大宗師，聖人之道，愛是普遍的，像下雨一樣，好壞一律平等。
「天時，非賢也」，這也是春秋戰國時代對儒家的批判。《論語》提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儒家所謂聖賢之道，非其時不出來，社會環境不對不出來。但是莊子認為，真正的聖賢不為己，所以不論天時合不合都要出來，艱難困苦更要出來，這才是真正的聖賢之道。不過他又轉過來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這一句話也有一點罵儒家的味道，批駁儒家有利害不通之處。歷史上看到很多讀死書的儒家人，都有這個味道。莊子在當時前後也看到很多，所以認為這一班知識分子沒有得道，不懂利害的關鍵。
道家的所謂通利害，是怎麼通呢？歷史文化上常有爭辯，儒家理論主張所謂臨危受命，時代愈艱苦，愈要站出來，救社會，救國家，救天下。可是在中國歷史上的儒家人物，真做到臨危受命的並不太多，不得已的倒很多。道家表面上看來好像不走臨危受命路線，多半認為時代狂瀾不能倒挽，而走隱士的路線。
歷史上儒家經常標榜中流砥柱，或是倒挽狂瀾，氣派都很大。中流砥柱，等於說颱風過後，石門水庫的洪水流下來，一個人站在水中要抵擋水流，大概早就被水衝跑了，抵不住的。所以道家不做這種笨事，中流砥柱看起來很偉大，在那個時勢的潮流下，除了一個人送命，歷史上可以留名之外，對於社會沒有貢獻，對於國家沒有補益。
道家認為要順自然之勢，就是所謂應用之道。明知洪流一下來，不是堤防能阻隔得住，所以要計算雨量多大，流程多遠，等到水流到關鍵點，開啟一條水溝，順勢就把水輕輕帶走了。政治也是一樣，所謂四兩撥千斤，就把那個時代扭轉過來了。所以說救世之道，必須要通利害，利害不通，非君子也。
孔子在《易經》中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只有聖人才真正懂得利害關鍵，進退存亡之道，而不失其正。假使不知進退存亡之道，就不是聖人，這種觀念同道家的完全一樣。所以莊子說「利害不通，非君子也」。這不是說君子比聖人差一點，如以學位比喻的話，聖人等於博士，君子等於是個碩士，大學畢業更差一點，這是隨便做比方啦！
「行名失己，非士也」，歷史上許多人為了好名、求名，所謂留萬世之名，亡失掉了自己，這夠不上是一個知識分子。我常常跟青年同學講，關於名、利兩個觀念，我們不能不提到一個日本人，就是明治維新的大臣伊藤博文。在晚清中興那個時代，他跟李鴻章是外交的對手，伊藤博文是日本第一批的留英學生，把西洋的風氣引介回國，改變了日本。他有兩句名言：「計利應計天下利，求名當求萬世名。」這是全部中國文化思想，更充分表達了儒家的思想。所以說，如果只為個人一己之名，行名而失己的話，這是夠不上稱為知識分子的。
（選自《莊子諵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