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了，近了，好像看清楚了。那東西竟有些令人難堪。他猶豫了一下，它立刻

滑了過去。

「你沒有勇氣正視它嗎」他尖刻地反問自己。靜靜地想了一會兒，然後像鬥

牛那樣紮下自己的腦袋，硬著頭皮，猛地一下撲了上去。

他終於明白。他絕不可能寫這麼一篇報告，去明明白白地闡述自己真正的看法。

當然，按照他的身份，不必這樣去辦事。但只是身份嗎他能無愧地說，那難

能可貴的，使一個人懂得如何生、如何死的信念、良知．一如當初那樣未被世俗利

祿的塵埃所遮蔽嗎從幹校回來之後，很久沒見過賀家彬了。當鄭子云還被作為「

走資派」審查的時候，他們曾在一個班裡勞動過。那時，賀家彬很有些和別人不一

樣的地方：眾目睽睽之下，竟敢分擔他力不勝任的擔子；甚至和他討論恩格斯的《

自然辯證法》；談論藍眼睛的白貓為什麼是聾子，應該驗證一下，但他們誰也沒見

過藍眼睛的白貓；告訴他學習小組長的外號叫「發了瘋的鋼琴」，連長的外號是「

拱形的線」。因為他給大家分菜的時候，先是舀上滿滿的一勺。你以為他是那麼慷

慨嗎不，接著他就把菜勺抖了又抖，直抖到剩了半勺，好像就要因此而破產，一

咬牙、一跺腳地扣在你飯盆裡。要是他發現領菜的隊伍裡有值得拍馬屁的人，情況

就不一樣了。他會從那人的前三位起，逐漸增加份量，至那人時，達最大量，然後

又逐漸下降至半勺。當然，也有人叫他「張半勺」，不過賀家彬說，那個外號就不

能說明連長的特異性了，等等、等等。和賀家彬在一起的時候，鄭子云有一種變得

年輕的感覺。賀家彬有一種特殊的、擺脫不愉快的心境的辦法——不停地說著刻薄

的玩笑話。

回到部裡，人人各就各位之後，那種親密感好像消失了。有次去部裡看電影，

在公共汽車上，鄭子云遇見了他。他竟不無譏諷地對鄭子云說：「您體驗生活來啦。」

工作、工作，忙、忙。把鄭子云的什麼都擠掉了。應該和賀家彬聊聊，即使不

談這封人民來信，談談「拱形的線」和「發了瘋的鋼琴」也好。聽葉知秋說，她準

備和賀家彬合作，寫一篇報告文學，宣傳一下像陳詠明那樣有魄力、有膽識、一門

心思幹「四化」的廠長。

不知道他們寫得怎麼樣了。葉知秋那個人似乎有點神經質，忽而要研究經濟體

制的改革，忽而又要寫報告文學。文人嘛!心血來潮。也許這就是靈感吧。鄭子云

拿起電話筒，本想撥個電話給賀家彬，約他聊聊。已經撥了三個號碼，又把話筒放

下了。他覺得不妥。已經不是在於校的情況了……鄭子云和部內任何一位同志的交

往，始終保持一種不近不遠的工作關係。他覺得，過分親暱的關係，會給他那一貫

堅持原則的形象造成一定的錯覺，招致非議。

這封人民來信如何處理呢田守誠顯然是把難題推給了他。

目前情況仍然十分複雜，力主改革和力主按老規矩辦事的兩大派別之間，鬥爭

相當激烈。那些吹牛家們，靠空喊政治口號吃飯發家的人，成幫成夥地糾結著，從

上面到下面。賀家彬的話說得很對。

經濟上不顧客觀的可能，不顧人民的負擔，向國家大量要錢。

寶鋼二百個億，武鋼幾十個億。搞什麼高指標，一九八五年六千萬噸鋼，二億

五千萬噸油，說夢話吧!再搞高指標，長戰線，重蹈大躍進的覆轍，這點家當就要

完了。

到現在，仍然對改革持抵制態度。對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還是不

懂。聽說有個單位搞政治測驗，什麼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百分之三十的人

回答是實踐，百分之七十的人回答是權力。真是讓人啼笑皆非。難怪有人緊緊地抓

住權力不放。改革之所以困難，相當大的原因是在這裡。

對生產目的性的討論冷嘲熱諷。這樣一個在共產黨的綱領裡開宗明義便明確了

的問題，現在卻不得不重新拿出來討論。有人偏偏不願意懂。這個問題不解決，工

業生產的方針就不可能正確，工業發展的速度就快不了。到處都在辦工廠，老百姓

卻沒有房子住，可是工廠呢倒空著，長期不能投產。

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到底是什麼不外乎兩個：一叫國強，二叫民富。國強民

富總有一個本末、先後的問題。只講國強，不講民富，國也強不起來，民也富不起

來。這和很多具體問題有關。比如計劃，能不能反映客觀實際的需要雖然毛主席

多次提出農、輕、重的比例，實際上卻是重、輕、農。贊成高指標，計劃本身就是

不平衡的，有缺口的。而直到今天還有人認為，計劃可以有缺口，可以不平衡，財

政可以有赤字，通貨可以膨脹，這才能促進人的主觀努力，產生積極效果。有人甚

至說：「世界上的貨幣史，就是一部通貨膨脹史，因此我們應該多發票子，歷史上

歷來如此。」不知馬克思對此公的宏論會作何感想。

一定要把人民的生活搞上去，多還點賬。生活上去了，積累多了，重工業自然

而然就上去了。只有民富才能國強。要考慮計劃的平衡，考慮市場，不能有赤字，

不能有通貨膨脹，不能影響人民的生活。

在基本建設計劃的制定上，不考慮專案的可能性，不作詳細的、科學的技術分

柝，不進行幾種方案的比較，不尊重科學家得出的結論，一拍腦袋就是多少、多少，

上這個、上那個，誰都可以隨便批東西、批專案，這個人也能決定問題，那個人也

能決定問題。這完全是封建的辦法。即使你這個人有十分的天才，也不是全能的。

對企業的管理，還沿襲著家長式的、行會式的管理辦法，沒有科學的組織、科

學的方法和科學的計算，不看經濟效益，不抓經濟核算，下死命令，限期完成，用

大嗡大轟的群眾運動、簡單的口號，代替科學的均衡生產，代替科學的管理……自

以為這是有魄力，有辦法，管理就是個「嚴」字嘍，結果是一塌糊塗。

說假話，說大話，說空話成風。什麼十個大慶，大慶下面還有個大慶，大慶周

圍還有個大慶。沒過多久，又說松遼平原沒有大油田了，只有分散的小油田。而後，

在國務院會議上說，十個大慶是中央決定的，把責任又推到中央去了。這是什麼作

風。

矛盾是錯綜複雜的。困難哪。困難在於，這場鬥爭，不像戰爭時期那樣敵我分

明。有些說法表面看來好像還是對的，實際後果卻是嚴重的。它造成千百萬人的貧

困和因之而來的大量的社會問題。比如，對生活的失望、悲觀、因為你提我不提的

幾塊錢工資冷酷相待……誰也不知道為什麼沒有了資本家、沒有了地主生活還是那

麼貧困，這像是沒有盡頭的貧困根源到底在哪裡生活的目標是什麼……人的靈魂

將在這曠日持久、為每日的食物而竭盡全力的掙扎中遭到腐蝕。它引起激憤、憂慮、

人的尊嚴的喪失以及對自身生存價值的懷疑……

不．一定得讓老百姓像個人那樣活著……

如果說過去有許多事情曾讓鄭子云感到憂慮，那麼現在，在三中全會以後，他

恢復了信心。

鄭子云認為，三中全會，是黨在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會議。

如果說它的重要性相當於長征時期的遵義會議，一點都不過分。

三中全會只開了幾天，許多重大事情都是在三中全會前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決

定的。他參加了那次工作會議，對會議的全過程是清楚的。當時，「凡是派」的一

些人還在臺上，首先是「實踐是檢驗客觀真理的惟一標準」的提出，和對「兩個凡

是」的否定。這是極其重大的事情，在思想意識上解放了全黨和全國人民被捆著的

手腳。

以後一系列的改革、平反之所以能夠進行，都建立在三中全會這一思想路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