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薩羅·阿蓬特上校陪同她們去了山上的別墅，過了一會，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騎著他緊急出診時騎的騾子來了。當炎熱稍退的時候，鎮上的兩個男人在吊床上穿了一根棍子將巴亞多·聖·羅曼抬下了山，他的整個身子被毯子蓋得嚴嚴實實的，一群哭喪婦跟在後面。瑪格達萊娜·奧利維認為巴亞多·聖·羅曼已經死了。

「我的老天，」她喊道。「多慘呀！」

由於酒精中毒，巴亞多·聖·羅曼再次昏迷過去，但是很難相信抬著的還是活人，因為他的右胳臂拖在地上，母親多次把它放到吊床裡，可是馬上又耷拉下來，結果從懸崖邊到輪船甲板的地上留下了一長道印跡。那是巴亞多·聖·羅曼最後留給我們的東西，一種對受害者的記憶。

別墅按照原貌保留了下來。每當休假時，在狂歡的夜晚，我都和弟弟們上去看一看。在那些被遺棄的房舍裡，值錢的東西越來越少了。有一次，我們找到了一隻手提箱，那是結婚那天晚上安赫拉·維卡略向她的母親要的，不過我們根本沒有重視它。裡面裝的看來都是女人的衛生用品和化妝用品。多年以後，安赫拉·維卡略告訴了我，為了騙過她的丈夫，別人教給她一套產婆用的法子，我這才知道了那些東西的真正用途。那是她留在那個只過了五小時婚姻生活的家中的唯一的東西。

過了些年，當我回去為這篇記敘文蒐集最後一些材料時，連約蘭達·德·希烏斯珍貴的遺物也不復存在了。儘管拉薩羅·阿蓬特上校再三叮嚀要對這幢房子嚴加看守，可是裡面的物品還是漸漸地不翼而飛，包括有六塊穿衣鏡的大衣櫥。這衣櫥由於從門口抬不進去，蒙帕斯的歌唱家們只好在房子裡組裝它。老鰥夫希烏斯想到那是他妻子的遺物，她的陰魂自己會來拿走的，因而現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為此，拉薩羅·阿蓬特上校曾恥笑過他。可是，一天晚上上校突然想到要舉行一次招魂彌撒，以澄清傢俱等等怎麼會神秘地失蹤的。據說，約蘭達·德·希烏斯的陰魂親自向他證實，確實是她通過那件人命案來索回她的幸福生活中使用過的用品的。別墅開始損壞了。門前新婚夫婦的汽車漸漸地被糟蹋壞了，最後只剩下在風吹雨打中變得破爛不堪的空車皮。多年以來，對這汽車的主人的情況一直不得而知。預審檔案上有他的一條供詞，但是簡短、一般，看來是最後一刻在別人的建議下履行公事作出的。我唯一和他作的一次交談是在二十三年以後，他帶著敵視的目光接待了我，斷然拒絕向我提供任何有助於澄清他在這場悲劇中扮演的角色的材料。說實在的，關於他，就是他父母也不會比我們知道得多，他們根本不清楚他為什麼來到一個偏僻的小鎮，而看上去除了找一個從未見過面的女人結婚之外，沒有其他目的。

相反，關於安赫拉·維卡略，我卻一直不斷聽到關於她的訊息，從而在腦海裡產生了一個理想化的形象。我的那個修女妹妹在上瓜希拉呆過一些日子，想說服最後幾個她所崇拜的人入教。在那個被加勒比海水環抱的村子裡，我妹妹常常同她交談。她母親把她送到那裡，目的是使她與世隔絕。「你的表妹問候你，」我的妹妹馬戈特總是這樣對我說。她頭幾年常去看望安赫拉·維卡略，她說家裡給安赫拉購置了一幢簡陋的房子，有一個大院落，海風能時常迎面吹來，唯一的問題是，在夜晚海水漲潮時，廁所的糞水常常漫溢位來，黎明時海魚在臥室裡亂蹦亂跳。那期間所有看見過安赫拉的人都說她在全神貫注地、熟練地用機器繡花，在忙碌中忘卻了過去的事情。

許久以後，確切的時間已記不清了，我想了解一點我自己的事情，在瓜希拉一帶的村鎮賣百科全書和醫學書籍，偶然來到了那個印第安人的小村落。海邊一幢房子的窗前，有個女人在用機器繡花，那時天氣很熱，她半穿著喪服，戴著金絲邊眼鏡，金黃色的頭髮已經開始花白，頭的上方掛著一隻鳥籠，一隻加百利小鳥不住地歌唱著。看見這個女人這般模樣坐在富有詩意的窗戶裡，我不願相信那就是我要找的那個女人，因為我不願承認生活最終竟是與拙劣的文學作品如此相似。但，那確實是她：那場悲劇發生二十三年之後的安赫拉·維卡略。

她象從前一樣，把我當作一個遠房親表哥接待，明智地回答了我的問題，並且十分風趣。她是那樣的成熟和機敏，真難相信那是原來的安赫拉·維卡略。最使我驚愕的是她是怎樣終於懂得了自己的生活的。只過了幾分鐘，我就發現她不象我第一眼見到時那樣衰老，而是象我記憶中那麼年青了，可是跟她二十歲那年被迫毫無感情地結婚時沒有半點共同之處。她的母親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要老，她象對待一個難以對付的幽靈似的接待了我。她拒絕談及往事，因而在這篇記敘文中我只是摘錄了她同母親聊天時的片言隻語，以及我記得的她的一些話。她竭力使女兒在社會上銷聲匿跡，但是女兒並沒有按她的意志生活，因為她從不隱瞞自己的不幸。恰恰相反，她對所有願意知道這件事的人，都詳詳盡盡地講述一番，當然那個永遠不能披露的秘密除外，即是誰、以什麼方式和何時真正損害了她，因為沒有人相信那件事果真是聖地亞哥·納賽爾乾的。

他們屬於兩個截然不同的社會。誰也沒有看見過他們在一起，更不用說單獨在一起了。聖地亞哥·納賽爾過分高傲，不會把她放在眼裡。「你表妹是個傻瓜，」當不得不提到她時，他總是這樣對我說。其次，正如我們當時所說的，他是一隻專門捕捉小鳥的老鷹。他象父親一樣，總是隻身行動，在那帶山區長大的漂亮而意志薄弱的少女，沒有哪一個不在他的涉獵之內。但是，在這個鎮上，除了知道他同弗洛拉·米蓋爾保持一種正常關係以及馬利亞·阿萊漢德里娜·塞萬提斯曾使他喪魂落魄達十四個月之久外，不知還有別的什麼風流韻事。人們都說——也許這種說法最含惡意，——安赫拉·維卡略為了保護她真正愛著的人，才說出了聖地亞哥·納賽爾這個名字，因為她以為她的兩個哥哥絕不敢把他怎麼樣。我將此文的情節安排就緒後，第二次去採訪她，打算親自從她嘴裡掏出實話。可是，她繼續繡著手中的花，頭也不抬地推翻了我的想法。

「表哥，你不必拐彎抹角啦，」她對我說：「就是他。」

所有其他方面的事，乃至新婚之夜的災難，她都一五一十地講給了我聽。她說她的女友們教給她在床上把丈夫灌醉，直到使他失去知覺，要裝得羞羞答答，讓丈夫關上燈，為了偽裝貞潔，要用紅汞水染在床單上，以便次日好拿到院子裡晾曬。這些專拉皮條的女人只有兩件事沒有考慮到：一是巴亞多·聖·羅曼堅決滴酒不進，二是安赫拉·維卡略由於自己的偏見而無法擺脫愚笨，內心仍然保持著她的貞潔。「她們說那些事，我一件也沒有做，」她對我說。「因為我越想越覺得那一切純粹是卑劣的行為，對誰也不能那樣做，何況是對那個同我結婚的苦命人呢。」她在燈光明亮的臥室裡被脫去了衣服，全然不顧她的一生會毀掉。「事情很簡單，」她對我說，「因為我決心死。」

事實上，她毫無羞恥地講她的不幸，是為了掩飾另一個不幸，即真正的不幸，這不幸使她痛苦萬分。在她決定告訴我聽之前，誰也不曾想到，自從巴亞多·聖·羅曼將她送回她家之後，他就一直留在她的生活中了。那是對好的最後一次打擊。「媽媽一開始打我，我一下子就記起了他，」她對我說。拳頭打在她身上她卻並不覺得痛，因為她知道那是為他而捱打。當她倒在飯廳的沙發上嗚咽時，還在繼續思念著他，對此她自己都不禁感到驚訝。「我不是為他而哭，也不是為發生的事情而哭泣，」她對我說。「而是為他而哭。」在母親給她臉上敷上山金花酊藥布時，她仍然想著他；當聽到大街上人聲鼎沸，教堂鐘樓的鐘聲齊鳴，母親進來告訴她，最糟的事情已經過去，她可以睡覺了的時候，她就更加思念他了。

她一直在相念著他，是真正的想念。有一次她陪母親到里奧阿查醫院去檢查眼睛時，她們路過「港口」飯店，由於認識老闆，便走了進去。普拉·維卡略在冷飲部要了一杯飲料。當她揹著女兒喝飲料時，女兒在大廳的多面鏡裡看到了她自己腦子裡思念的人。安赫拉·維卡略鼓起勇氣回過頭去，看見了這個人從她身邊走過去，但他沒有看見她，她看見那個人走出了飯店。然後她又萬分痛苦地打量了一下母親。普拉·維卡略喝完了那杯水，用袖子擦擦嘴，戴著她的新眼鏡在櫃檯那兒對她笑了笑。在她的微笑中，安赫拉·維卡略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母親，一個盡力掩飾她的缺點的可憐女人。「混帳，」安赫拉自言自語地說。她完全神經錯亂了，回家時一路上高聲唱著歌，回到家裡就撲在床上哭了三天三夜。

她心中又燃起了希望。「我為他發了瘋，」她對我說，「完完全全地發了瘋。」她只要合上眼睛就看見他，聽見他在大海上呼吸，躺在床上時半夜也會感到他那火熱的身體而醒來。那個禮拜的最後一天，由於一直坐臥不安寧，她便給他寫了一封信。那是一封普普通通的信，她在信中告訴他，她看見他從「港口」飯店走出去，並說她當時是多麼希望他能看見她呀。她坐等回信。兩個月之後，她等得不耐煩了，又寫了一封同前封信一樣語氣平靜的信，唯一的目的似乎是責備他沒有禮貌。六個月之後，她已經寫了六封信，但都沒有得到回答，不過她相信他會收到那些信的。

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命運的安赫拉·維卡略發現愛和憎是兩種互相關聯的感情。她寄出的信越多，感情和火焰燃燒得越旺盛，對她母親也就越是又愛又憎。「我一看見母親就心如刀割，」她對我說。「可是，每當我看見母親，也就記起了他。」她被休回之後，還如同做姑娘時那樣過著單調的生活，總是和女友們一起用機器繡花，如同以前做絹花和紙鳥一樣，但是，當母親躺下時，她便留在房間裡寫那些毫無指望的信，直至清晨。她又變得清醒了，有主意了，掌握了自己的意志，她又變成了處女，僅僅屬於他的處女，她只聽他的話，對他百依百順。

這半生以來，她每禮拜寫一封信。「有時我想不起來要說些什麼，」她樂不可支地對我說。「但是，只要我知道他收到信，就不停地給他寫。」起初是婚約書，其後是偷偷地情書，一見鍾情的戀人的香氣撲鼻的簡信，婚前的誓約，重溫辦理結婚證件的往事，最後是一個被拋棄的妻子的不光彩的書信，假稱自己重病在身要丈夫歸來。一天晚上，她心情很好，墨水灑到了剛剛寫完的信上，她沒有撕掉，而是在信後寫了一句附言：為了證明我對你的愛，給你寄去我的淚水。有時她哭得累了，又自己嘲弄自己的瘋狂的行為。郵差換了六次，每次她都得到了郵差的協助。她唯一沒有想到的是放棄寫信。但是，他似乎對她的痴情無動於衷，彷彿她的信是寫給一個不存在的人似的。

大概是第十年的一個有風的黎明，她忽然醒來，恍惚覺得他赤身躺在她的床上，於是她給他寫了一封長達二十頁的熱情奔放的信，毫不掩飾地敘述了自從那個倒霉的夜晚以來已在她心中腐爛了的痛苦。她說他在她身上留下了永恆的印記，說他談吐風雅，說他有非洲人那種火一樣的熱情。她把信交給了一位女郵差。這個郵差每禮拜五下午都和她一起繡花，並且把人們的信帶走。她確信那是她在死前的最後一次抒發心中的激情。但是，還是沒有回信。從那以後她就不知道自己在寫些什麼，也不大知道在給誰寫，但是十七年之間她一直在不斷地寫著。

八月的一天中午，她正在和女友們一起繡花，感到有人走到門前。她無需看一眼就知道那人是誰。「他胖了，頭髮開始脫落，看近的東西要戴眼鏡了，」她對我說。「可是，那是他，媽的，是他！」她吃了一驚，因為她知道，她在他眼中已是十分憔悴，正如他在她眼中一樣，而且，她不相信他心中的愛情會象她那樣強烈。他身上的襯衣被汗水浸透了，恰如她在市場第一次見到他時那樣；系的還是那條皮帶，肩上還是那個飾著銀邊的綻了線的皮褡褳。巴亞多·聖·羅曼向前走了一步，沒有去理睬那些由於驚愕而變得呆若木雞的繡花女人，他把褡褳放在縫紉機上。

「好吧，」他說，「我到這兒來啦。」

他帶著衣箱準備留下來，另外一個大小相同的箱子裡裝著她寫給他近兩千封信。那些信全部按日期排好，一包包地用綵帶扎著，一封也沒有開啟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