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血淋淋的刀口只不過是令慘不忍睹的屍體解剖的一個開始。由於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不在，解剖只好由卡爾曼·阿馬多爾神父動手。「那就象他死了之後我們再殺他一次，」這個老神父在他的卡拉弗爾隱居地對我說。「但那是鎮長的命令，那個野蠻的傢伙，他的命令即使再愚蠢，也要執行的。」他命令這樣做並非百分之百正確。在那個荒唐的禮拜一的混亂中，阿蓬特上校曾和省長通了緊急電話，省長授權他在預審法官派到之前先作初步的處理。鎮長以前是軍官，對司法方面的事情毫無經驗，去向內行的人請教應該從何著手，他又覺得太失體面。他首先關心的是解剖問題。醫學院的學生克里斯托·貝多亞，由於同聖地亞哥·納賽爾是密友，得以免除這項工作。鎮長認為屍體可以儲存在冰箱裡，等待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回來，可是找不到一個能裝下人的大冰箱，而肉市上唯一的一個合適的冰箱又不能使用。當時屍體放在一張窄小的鐵床上，停在大廳中央，任人觀看，因為正在為死者趕做一口富人用的棺材。寢室裡的電扇已全部搬來還不夠，又從鄰居家借來一些。但是由於那麼多人擠著要看屍體，以致不得不搬走傢俱，摘下鳥籠，挪走歐洲蕨花盆。即使這樣，大廳裡仍然熱得透不過氣來。另外，一嗅到死人氣味，狗紛紛跑來，這更增加了惶恐不安的氣氛。從我走進家裡，狗一直汪汪叫個不停，那時聖地亞哥·納賽爾還在廚房裡掙扎著，尚未嚥氣。我看見迪維娜·弗洛爾一邊哭一邊喊叫著，用一根大木棒把狗擋住。
「幫我一下，」她向我喊道。「這些狗要吃他的內臟。」
於是，我們把狗鎖在畜欄裡。死者的母親普拉西達·裡內羅後來叫人把狗送到一個較遠的地方去，直到葬禮以後再放回來。但是，中午時分，誰也不知為什麼它們一下子逃了出來，瘋狂地闖進家裡，普拉西達·裡內羅頓時罵了起來。
「這些該死的狗！」她喊道。「把它們都打死！」
人們立刻這樣做了，家裡又安靜下來。那時屍體還沒有什麼變化，面色仍然如故，就和他唱歌時一樣。克里斯托·貝多亞把他的內臟恢復到原來的位置，並用布條將屍體包紮好。可是，到了下午，刀口開始流出一種糖漿似的液體，蒼蠅嗡嗡飛來。嘴邊出現一塊深紫色的斑點，而且象水中的雲彩一般非常緩慢地擴充套件到頭髮根下面。那張一向和藹可親的面孔變得難看了，母親用塊手帕把死者的臉蓋上。這時，阿蓬特上校知道不能再等了；於是吩咐阿馬多爾神父動物解剖。「這要比埋在墳裡過一個禮拜再扒出來好得多，」他說。這位神父在薩拉曼卡讀過醫學，學過外科，但是沒有畢業就進了神學院，所以就連鎮長也知道，他的解剖沒有法律效力。儘管如此，他還叫神父這樣做了。
解剖是在公立學校所在地進行的，由一位藥劑師幫助作記錄，還有一位正在這兒度假的醫學院一年級的學生作助手。那不是解剖，而是殺戮。他們只有幾件做小手術的器械，其餘全是手工工匠的用具。不過，儘管屍體被砍得七零八落，可是阿馬多爾神父的報告倒象是正確的，因而預審法官將它作為有用的材料納入了檔案。
聖地亞哥·納賽爾身上的刀傷很多，有七處是致命的。肝臟幾乎在正面被兩處很深的刺傷分為兩半。胃部有四處傷口，其中一處扎得那樣深，穿透了整個胃部，胰臟被破壞了。結腸有六個小孔，小腸部分多處受傷。背部在第三節椎骨處捱了唯一的一刀，右腎扎穿了。腹腔裡積滿了大血塊，在從腸子裡流出的排洩物中發現了一枚金質獎章，那是聖地亞哥·納賽爾四歲時吞進肚裡去的。胸腔兩處被扎穿，一處在右側第二根肋骨附近，傷及了肺，另一處貼著左腋。另外，手和臂上有六處輕傷，左大腿和腹部被橫著砍了兩刀。右手掌被深深扎傷了一個口子。報告說：「活象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傷痕。」腦漿比正常的英國人要重六十克，阿馬多爾神父在報告上寫道：「聖地亞哥·納賽爾有超人的智力，前途無量。」但是，他在末尾的註文中指出：「肝臟肥大，炎症未消。」「這就是說，」神父說，「他最多隻能活幾年。」恰巧，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確實在聖地亞哥·納賽爾十二歲時為他治療過肝炎；在回憶那次解剖時，他極為不滿。「只有神父才會這樣愚蠢，」醫生對我說。「永遠沒有辦法使阿馬多爾懂得我們熱帶人比西班牙人的肝臟要大。」報告最後說，造成死亡的原因是大出血，因為七處大傷口的任何一處都會引起這種後果。
我們見到屍體時，那已完全是另一副樣子。腦顱已施過環鋸術，鋸碎了一半，死後仍然儲存下來的那種俊秀的面容如今已不復存在。另外，神父把破碎的腸子統統掏了出來，但是最後不知如何處理，氣得他只好為這些東西作過祝福後扔進垃圾桶裡。最後，趴在學校窗戶上看熱鬧的人都感到索然無味了，而助手則昏厥過去。至於拉薩羅·阿蓬特上校，他曾經目睹和製造許許多多次鎮壓性大屠殺，最後竟成了素食主義者和信奉招魂術的人。神父在掏空了的軀殼裡塞滿破布和生石灰，然後用麻繩象縫大包似地把軀殼草草縫上，當屍體放進鋪有絲緞的新棺材裡時，險些沒有撐破。「我覺得這樣儲存的時間會更長些，」阿馬多爾神父對我說。結果事與願違，我們不得不在天明時急急忙忙地將屍體埋葬掉，因為儲存得很不好，屋裡的臭味實在難聞。
禮拜二依然是個令人不安的日子。緊張地工作一整天之後，我沒有膽量獨身一人睡覺。於是我推開了馬利亞·阿萊漢德里娜·塞萬提斯的門，剛好她沒有閂上。樹上中國式的大燈籠還沒有熄掉，設有舞池的庭院裡有幾處柴灶，上面放著熱氣騰騰的大鐵鍋，幾個妓女正在上邊把她們的舞衣染成喪服。我看到馬利亞·阿萊漢德里娜·塞萬提斯象往常一樣，天明時還沒有入睡，也象平時一樣，家中沒有外人時就一絲不掛。她盤腿坐在「王后」床上，面前擺著一大盤豐盛的吃食：小牛排、清燉雞、豬肉裡脊，四周是香蕉和青菜，即使五個人吃也綽綽有餘。毫無節制地吃了一頓，向來是她唯一表示傷心的方式，我從未看見過她這樣痛苦過。我和衣躺在她身邊，幾乎沒有說話，我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哭泣。當時我在想著聖地亞哥·納賽爾慘遭殺害的悲慘命運。他不僅死去了，而且被碎屍萬段，扔得東一塊西一塊，直至最後毀滅。這一切使他二十年的幸福生活付諸東流了。我夢見一個女人懷裡抱著個小女孩走進房間，孩子的嘴裡喀吱喀吱嚼個不停，半嚼碎的玉米粒落在她的小衣服上。那女人對我說：「這孩子傻乎乎地嚼著東西，有些不雅觀。」我突然感到一隻手在急促地解我的襯衣釦子，聞到了躺在我背後的那個愛情野獸可怕的氣味，她在撫摸我，我陶醉地投入了她深情的懷抱，可是，那女人突然住了手，從遠處咳嗽一聲，遠遠地離開了我。
「不行，」，她說。「你身上有他的味道。」
不僅是我，那一天一切都散發著聖地亞哥·納賽爾的氣味。維卡略兄弟在牢房裡也有這種感受。他們被關在那裡，鎮長正在想如何發落他們。「不管我如何用肥皂和絲瓜瓤洗擦，也不能去掉那種氣味，」彼得羅·維卡略對我說。他們三天三夜沒有睡覺，雖然累了，但無法成眠，因為剛一閉上眼睛，就夢見又在殺人了。巴布洛·維卡略上了年紀時，企圖給我解釋那漫長的一天情況，脫口而出：「我好象特別清醒。」那句話使我想到，他們在牢房裡最難以忍受的可能莫過於頭腦清醒了。
那間牢房三米見方，高高的天窗安了鐵條，有一個活動廁所，盆架上擺著臉盆和水罐，兩張石砌的床鋪上鋪著草蓆。這牢房是根據阿蓬特上校的命令修建的，上校說，沒有比這更富有人情味的旅館了。我弟弟路易斯·恩裡蓋同意這種說法，一天到晚，由於樂師們之間爭吵他被關在那裡，鎮長大發慈悲，允許一個妓女陪著他。當維卡略兄弟倆早晨八點鐘擺脫了阿拉伯人的威脅以後，也許想到會有同樣的美事。那時，由於他們已經服罪而受到了優待，他們唯一感到不安的是那股氣味持久不消。他們要了很多水，土肥皂和絲瓜瓤，洗去了臂膀和臉上的血跡，另外，把襯衣也洗了，不過就是沒有睡著。彼得羅·維卡略還要了洗滌劑和利尿劑，以及一卷消毒紗布，上午他小便了兩次。不過，那天隨著時間的推移，彼得羅·維卡略感到日子越來越難熬了，以致氣味的問題退到了第二位。下午兩點鐘，當熱浪簡直要把他們熔化的時候，他累得無法躺在床上，同樣也無法站立。腹股溝的疼痛一直影響到脖頸，尿閉了，他恐怖地斷定這輩子再也難以睡覺了。「我十一個月沒閤眼，」他對我說。我對他相當瞭解，知道他的話是真的。那天他沒吃下午飯，而巴布洛·維卡略呢，給他送去的東西每樣只吃了幾口，一刻鐘之後，就上吐下瀉起來。下午六點，在解剖聖地亞哥·納賽爾的屍體時，鎮長被緊急召來，因為彼得羅·維卡略堅持說有人給他哥哥下了毒藥。「我腹瀉不止，」巴布洛·維卡略對我說，「我們一直認為那是阿拉伯人乾的勾當。」到那時活動廁所已經溢位過兩次，看守還帶他去了六次鎮政府的廁所。阿蓬特上校在那裡看見了巴布洛·維卡略。看守把他領進無門廁所，他便嘩嘩地瀉起來，他認為中毒這一說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但是，當斷定了他喝的水和吃的午飯都是普拉·維卡略給他們送去的時候，這種看法立即消失了。儘管如此，鎮長還是放心不下，他把犯人帶到自己家中，進行特殊的看守，後來預審法官來了，才把他們轉移到奧阿查監獄去。
孿生兄弟的擔心和外邊人的情緒是一致的。不能排除那是阿拉伯人報復，但是除了維卡略兄弟兩人外，誰也沒有想到會有人投毒。人們更多的猜測是，等到天黑，阿拉伯人從天窗裡倒進汽油，將兩個囚犯燒死在牢房裡。不過，這種猜測也是很荒謬的。阿拉伯人是些安分守己的移民，他們在本世紀來到加勒比海地區的村鎮定居，當然，也有窮鄉僻壤定居的。他們在那兒賣彩票和零零碎碎的小雜貨。這些人團結、勤勞、誠實，他們在自己人之間通婚，從外地買進小麥，在院子裡養羊，種牛至和茄子，他們唯一的癖好是玩紙牌。成年人還象在他們國家那樣繼續講農村阿拉伯語，在家裡，直到第二代仍然完全使用這種語言，到了第三代——聖地亞哥．納賽爾例外——只是聽父母用阿拉伯語講話，而回答他們時則用西班牙語。所以，不能設想，他們一夜之間就改變了自己的平和氣質來為一個人的死報仇，而對這個人的被害我們大家都是負有責任的。同樣，沒有一個人想到普拉西達·裡內羅一家會報復，雖然他們家在破落之前有權有勢、戰功累累，而且當初在權勢的庇護下，這個家庭中還曾出現過兩三個狂飲無度、大打出手的歹徒。
阿蓬特上校聽了流言很為不安，他一家一家地走訪了阿拉伯人，至少那次他得出了一個正確的結論。阿拉伯人困惑不解，痛苦萬分，祭壇上放著服喪的標誌，有的人還坐在上面嚎啕大哭，但是沒有一個人有報仇的念頭。殺死聖地亞哥·納賽爾的早晨，由於當時的氣氛，他們有過反應，但是就連罪犯本人都承認，他們並沒有挨阿拉伯人打。不僅如此，還是阿拉伯人的百歲族母蘇塞梅·阿布達拉建議煎煮有奇效的西蕃蓮花和大洋艾治好了巴布洛·維卡略的類霍亂症，並使他的孿生兄弟尿道暢通。這以後，彼得羅·維卡略終於沉沉睡著了，而他的哥哥復元以後也安安靜靜地睡了一覺。當鎮長在禮拜二凌晨三點把普拉·維卡略帶去跟她的兒子告別時，就是見到他們這樣的。
在阿蓬特上校的建議下，普拉·維卡略全家人，包括她的大女兒們及其丈夫都出走了。他們走時，眾人都在沉睡，誰也沒有發現他們，當時我們這些在那個不可挽回的日子裡醒著的人，正在安葬聖地亞哥·納賽爾。他們是遵照鎮長的決定出走的，走時心情已經漸漸地平靜下來，可是再沒有回來過。普拉·維卡略用一塊布為被休的女兒安赫拉·維卡略包上臉，不讓別人看到傷痕，並且給她穿上大紅的衣服，避免人們懷疑她為私通的情夫穿孝。臨行前，普拉·維卡略請求阿馬多爾神父為獄中的兒子懺悔，但是彼得羅·維卡略拒絕懺悔，他還說服了哥哥，讓他相信他們沒有任何後悔的。就這樣，兩個人孤孤單單地留了下來。在把他們轉移到里奧阿查去的那天，兄弟倆精神已完全恢復，堅信他們做得有理，因而不願意象家裡人那樣夜間被帶走，而是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昂首離去。父親龐西奧·維卡略不久便故去了。「他是因為精神上的創傷太重而死去的，」安赫拉·維卡略對我說。孿生兄弟被赦以後，便留在里奧阿查，這兒離馬那烏列只有一天的路程，他們全家就住在那裡。普魯登西婭·科德斯去那裡同巴布洛·維卡略結了婚。巴布洛·維卡略在他父親的作坊裡學會了做金銀首飾的手藝，並且成了個有名的師傅。彼得羅·維卡略，既沒有結婚，也沒有職業，三年之後又重新入伍，榮獲了上士的官銜。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他帶著巡邏隊唱淫穢的歌曲深入游擊隊活動區，從此下落不明。
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只有一個受害者，即巴亞多·聖·羅曼。悲劇的其他主要人物都尊嚴地、乃至頗為傑出地完成了生活賦予他們的使命。聖地亞哥·納賽爾受到了懲罰，維卡略兄弟倆表明了他們象個男子漢大丈夫。被愚弄了的妹妹重新獲得了榮譽。唯一失去一切的人是巴亞多·聖·羅曼，「可憐的巴亞多，」人們多年來想到他時都這樣說。不過，兇殺案發生後，直到第二個禮拜六的月蝕之前誰也沒有想起他，那天老鰥夫希烏斯告訴鎮長說，他看見一隻磷光閃閃的小鳥在他原來的房子上空盤旋，他以為那是他妻子的陰魂來索取她的東西。鎮長在自己的額頭拍了一下，根本沒有理睬老鰥夫的幻覺。
「他媽的！」他叫了一聲。「我怎麼把那個可憐的人給忘了呢！」
他帶了一支巡邏隊上了小山，敞蓬汽車仍然停在別墅門前，寢室裡有一盞孤燈，他叫了一陣，但是沒有人回答。於是他們從一側破門而入，察看了由月蝕的餘光依稀照亮的各個房間。「屋裡的東西好象是擱在水底下似的，」鎮長對我這樣講。巴亞多·聖·羅曼不省人事地躺在床上，仍然和禮拜二清晨普拉·維卡略看見他時那樣，身著那條考究的褲子和絲綢襯衣，但沒有穿鞋。地上扔滿空酒瓶，床邊還有更多的沒有開啟的酒瓶，但是沒有一點吃食。「他已嚴重酒精中毒，」迪奧尼西奧·伊瓜蘭醫生對我說，當時對他進行了急救。沒過幾個小時他就恢復過來了，一有知覺，他就毫不客氣地把那些人打發了出去。
「誰也別來扯談，」他說。「就是我的親爸爸也別來管我。」
鎮長把這件事用加急電報報告了佩特羅尼奧·聖·羅曼將軍，在電報中連將軍兒子說的最後那句話也一字不少地寫了進去。聖·羅曼將軍可能完全順從了兒子的意志，因為他沒有來探望他，而是派他的妻子帶著女兒們來的，另外還來了兩個成年婦人，看來是將軍的姐妹。她們乘的是貨輪，她們為巴亞多·聖·羅曼的不幸身穿重孝，悲痛得披頭散髮。在登岸之前，他們脫掉鞋子，在中午滾燙的土路上赤腳穿過大街，向小山走去。她們不時地揪抓頭髮，放聲大哭，那令人心碎的喊叫彷彿是由於高興而發出來的。我站在瑪格達萊娜·奧利維家的陽臺上看著她們走過。我記得我曾這樣想：裝出那樣一副痛苦的樣子只能是為了掩蓋其他更大的羞恥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