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我記不得二○○—年二月十三日下午時震發生時我正在做些什麼。反正肯定沒在做什麼大事。我絕對肯定的是沒在寫另一本書。我當時七十八歲，天哪！我的女兒莉莉十八歲了。

但是老基爾戈·特勞特仍然筆耕不輟。在住宿營裡，大家都還以為他的名字叫文森特·凡·高。他坐在住宿營自己的帆布床上，剛剛又開始一篇關於一個名叫阿爾伯特·哈代的倫敦工人的小說。阿爾伯特·哈代的名字也是小說名，他出生於一八九六年，生下來頭長在兩條腿中間，而生殖器卻突顯於脖子上方，看上去像「西葫蘆」。

阿爾伯特的父母教他用手走路，用腳吃飯。這樣他們就可以把他的隱私部位藏進褲子裡。他那部分不像特勞特父親「叮兒——鈴」寓言中那個逃犯的那樣碩大無比。但這與故事無關。

莫妮卡·佩帕在隔壁的辦公桌前，相隔只有一步之遙。

但他們仍然沒有見面。她、達德雷·普林斯和她的丈夫仍然確信，往門前垃圾簍裡扔稿子的人是個老太太，因此她不可能就住在隔壁。他們至多隻能猜測她來自某個專為落泊老人開設的男女兼收的住宿營，如在修道院大道上的那所，或在聖約翰大教堂附近教區會所內的戒癮中心。

莫妮卡自己的房子——當然也是佐爾頓的——是在海龜灣的一所公寓房，離文學藝術院七英里，街區十分安全，離聯合國總部近得很舒適。她上下班坐專門司機駕駛的經過改裝的高階轎車，可以讓佐爾頓的輪椅上下方便。文學藝術院非常富有。錢從來不是個問題。由於過去老派藝術愛好者的慷慨捐贈，它比聯合國幾個成員國要富裕，其中肯定包括馬裡、史瓦濟蘭和盧森堡。

那天下午佐爾頓坐在轎車上，正在去接莫尼卡的路上。

時震發生的時候，她正在等佐爾頓的到來。而他已到了門口。正在按文學藝術院的門鈴，一下子被彈回到了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他將年輕十歲。而且又肢體健全了！

說到門鈴引出的結果，那就一言難盡了！

但當重播結束，自由意志重新闖入時，一切都回復到時震開始那一刻的狀態。因此佐爾頓又是下肢癱瘓，困於輪椅，正在按門鈴。他未能意識到突然之間要由他自己決定他的手指下一步該做什麼。他的手指沒有得到來自他本人或者其他任何人的指令，一直按在門鈴上。

佐爾頓的手指正按在門鈴上的時候，一輛失控的消防車撞在他的身上。消防車的司機也沒有意識到，該由他來操縱那機器。

正如特勞特在《我的十年自動飛行》中所說：「是自由意志造成了所有這一切的破壞。時震及震後狀況甚至沒有碰斷蜘蛛網的一根絲，除非其他力量已經先把這根絲弄斷。」

時震襲來時，莫妮卡正在做離宮的預算。這個建在羅德島錫安角的作家度假村，其資金來自朱利亞斯·金·鮑溫基金會。基金會由文學藝術院管理。朱利亞斯·金·鮑溫死於莫妮卡出生之前，是個從來沒結過婚的白人，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因寫小說和作講演發了大財。他寫的講的都是些關於美國黑人為了獲得成功而竭力模仿成功的白人的事，既精彩又令人感動。

在錫安角公共海灘和離宮度假村之間有一塊鑄鐵的歷史標記牌，上面說這幢大樓是鮑溫一九二二年直至一九三六年去世這段時間的居家和工作處。據說沃倫·g．哈定總統1宣稱，鮑溫是「美國桂冠搞笑人、黑鬼方言大師，是曾屬於馬克·吐溫的幽默大帝皇冠的繼承者」。

二○○一年我在讀標記牌上文字的時候，特勞特向我指出：「沃倫·g．哈丁有一個私生女，是在白宮放掃帚的小室裡，在—個速記員的產道里搞成的。」

第二十三章

特勞特被時震彈回到一九九一年加利福尼亞州聖迭戈血庫前的排隊人群中時，他仍然記得《阿爾伯特·哈代》是怎樣結尾的——就是那篇關於一個頭長在腿中間，傢伙長在脖子上方的人的小說。但直到自由意志闖入人心，整整十年他一直無法把結尾寫下來。阿爾伯特後來當了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第二場索姆戰役中被炸成了碎片。

阿爾伯特·哈代的身份識別牌未被找到，但他身體的各部分都收拾到了一起，頭放在脖子上方，像其他人一樣。他那件傢伙缺失了。但實話實說，也不會為了那件東西去進行徹底搜尋。

阿爾伯特·哈代後來被埋葬在法國無名戰士墓園的「不滅聖火」之下，「總算正常了」。

我本人被一下子彈回到紐約長島頂端這一幢房子裡。

現在重播過半，我正在這裡寫作。和現在一樣，一九九一年我正在看我已發表作品的一列清單，心中詫異：「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當時我的感覺和現在一樣，覺得自己就像赫爾曼·麥爾維爾所描述的那些現已緘口不言的捕鯨人。所有一切能說的，他們都已經說過了。

在二○○一年我告訴特勞特，我有一個紅頭髮的童年朋友，叫戴維·克雷格，現在是路易斯安納州新奧爾良的一個建築工。在我們參加的那場戰爭中，他因在諾曼底炸燬了一輛德國人的坦克而獲得銅質獎章。他與一個夥伴發現那個鋼製魔鬼孤零零地停在樹林裡，馬達熄了火，外邊也沒有人。坦克內的收音機播放著流行音樂。

戴維和他的夥伴取來了火箭筒。他們回來時坦克還在老地方，收音機仍在裡面播放著音樂。他們用火箭筒向坦克發射。德國人沒能跑出炮塔。收音機啞了。就這些。就這麼結束了。

戴維和他的夥伴迅速逃離。

特勞特對我說．看來我童年朋友的銅質獎章是受之無愧的。「他幾乎肯定消滅了裡面的敵人和收音機，」他說，「因而免除了他們戰後平民生活中多年的失望和枯燥。他也使他們做到了如英國詩人豪斯曼1所說的‘在榮耀中死去，永不衰老’」。

特勞特停頓了一下，用左手拇指穩住上顎假牙，然後繼續說：「如果我有耐心塑造立體的人物，我也可以寫出暢銷書來。《聖經》可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故事，但最受人歡迎的故事只能是一對漂亮男女興致十足地婚外交媾，但還未盡興時就不得不為了這個或那個原因而分手。」

我想起了我姐姐艾麗三個兒子之一的斯蒂夫·亞當斯。

艾麗的丈夫吉姆在新澤西火車越出無欄吊橋的鐵路事故中不幸身亡。兩天後，生活中的一切又像癌症一樣殺死了艾麗。此後，我的第一位妻子簡和我收養了斯蒂夫。

斯蒂夫在達特茅斯讀大學一年級時，聖誕節假期回到科德角家中。他剛剛讀完一位教授規定必讀的小說——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幾乎熱淚盈眶。

斯蒂夫現在已是個中年影視喜劇作家，但那時卻如此精彩地被衝破了防線，使我深受觸動，決定重讀那使他如此感動的東西。結果發現《永別了，武器》是對婚姻體制的批判。海明威的英雄在戰場上受傷。他同他的護士墜落愛河。他們沒有結婚，就到遠離戰場的地方去度蜜月，吃最好的食物，喝最好的酒。為了不使讀者有一點懷疑，她懷孕了，證明他是個真正的男子漢。

她和嬰兒都死了，因此他不用去找穩定的工作、找房子、買人壽保險等等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而儲存了美好的記憶。

我對斯蒂夫說：「海明威使你流下了眼淚，那是寬慰的淚。那傢伙原本好像不得不結婚，安頓下來。但後來他卻不必如此。嗬！好險哪！」

特勞特說，像《永別了，武器》那樣對婚姻表示不屑的書，他還能想起的只有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