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勞特的許多故事嚴格地說根本不是科幻小說。《沙登弗洛伊特醫生》不是科幻小說，除非哪個人沒有一點幽默感，把精神病學當做科學。繼《沙登弗洛伊特醫生》之後，他投進文學藝術院垃圾簍裡的是一篇以虛構手法描寫的真人真事小說《掩體裡的賓戈1遊藝會》。那時時震已日益迫近。

這個故事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時的歐洲，在德國柏林一片瓦礫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寬敞的防彈掩體之中。在故事中，特勞特把他經歷的那場戰爭，也是我經歷的那場戰爭，稱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殺」。他在平時言談中也這麼說。有一次當著我的面還加了這麼一句話，「如果第一次沒有成功，努力，努力，請繼續努力。」

掩體鐵門上方的街面上，蘇聯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幾百碼之遙。「希特勒這個人類中最最討厭的傢伙被困在底下，」特勞特寫道，「已經是六神無主。與他一起被困在掩體裡的還有他的情婦愛娃·布勞恩和幾個親密朋友，包括他的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以及戈培爾的妻子和孩子。」

由於已經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決斷的事可做，希特勒向愛娃求婚。她居然答應了！

故事講到這兒，特勞特用反問句問了一句，讓這句插入語單獨自成一段：「見什麼鬼了？」

在婚禮儀式當中，每個人都忘卻了自己的處境。但是，當新郎吻了新娘之後，婚禮冷場了。「戈培爾一隻腳畸形。」

特勞特寫道，「但是戈培爾從來就有一隻畸形腳。這不是問題所在。」

戈培爾想起了他的孩子們帶著一種叫賓戈的遊戲紙牌。這是四個月以前布林奇戰役中從美國兵手裡繳獲來的，完好無損。我本人也是在那場戰鬥中被完好無損地繳獲的。為了節約資源，德國已經不再自己生產賓戈遊戲牌。

由於這個原因，也由於掩體裡的成年人在希特勒興起以及現在走向滅亡時期一直忙得不可開交，因此只有戈培爾家的兩個孩子知道這牌怎麼玩法。他們的鄰居家有一副戰前的賓戈牌，他們是從那兒學會的。

故事中出現了一個奇異的場面：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解釋著如何玩賓戈，成了包括偏執狂希特勒在內的納粹帝國王朝的中心。

多虧了達德雷·普林斯，我們現在才會有《掩體裡的賓戈遊藝會》以及其他四篇特勞特在時震之前扔在文學藝術院門前的小說。在頭一遍，也就是那個十年尚不是複製品的時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個撿破爛的女人把垃圾簍當做信箱，知道他會透過鋼板大門的貓眼觀看她那瘋子的舞蹈。

這一點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當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說，他就苦思冥想，希望發現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諭。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後，他是個孤獨的非洲裔美國人。

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離宮，達德雷·普林斯將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勞特的手中。特勞特本以為，衛生部早已將他的手稿或者焚燒，或者掩埋，或者傾倒到了遠離岸邊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會有人閱讀。根據他自己對我說的話，當時他裸體盤膝坐在歐內斯特·海明威套間的大床上，滿心不悅地翻閱著那一捆邋遢的稿紙。那天天氣炎熱，他剛從「極可意」浴缸1中出來。

但那時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說的一個場景上：兩個小反猶太分子正在教穿著戲裝般軍服的納粹高階將領如何玩賓戈。特勞特從來都認為，作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時他對自己寫下的精彩片斷驚歎不已。他稱讚這段描寫是《聖經》中《以賽亞書》的迴響：「狼將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並臥歇息。幼獅和仔畜相處為伴。一個小孩帶領它們。」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讀了那一段，」特勞特對我和莫妮卡說，「然後我問自己，‘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我不是第一次聽到一個人在幹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後提出這樣的討人喜歡的問題。早在時震發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林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裡我和我的第一個妻子簡·瑪麗·馮內古特——她的孃家姓是考克斯——一起養育著四個男孩和兩個女孩。我從事寫作的耳房已搖搖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僱用與我同齡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樣再重造一間。泰德是個技術不錯的打雜工。他一個人建起了牆基。攪拌水泥車來澆水泥時也是由他監工。他親自把水泥板安放在牆基上面。他造了整個耳房的構架後，鋪上屋頂蓋板，釘上披迭板，蓋上木瓦，排設電線。他安上門窗，又在內壁將石膏灰膠紙夾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膠紙夾板是最後一道工序。室內外的油漆由我自己來刷。我告訴泰德我至少想參與一點，不然他連塗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來做引火柴的餘料碎片扔刊垃圾堆裡後，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從三十碼之外欣賞我的新耳房。

接著他問了這個問題：「這東西我是怎麼弄出來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這句問話一直是我最愛引用的三句話之一。三句話中的兩句都是提問，而不是任何型別的善意規勸。第二句是耶穌基督的話：「他們視我為何人？」

第三句來自我那個當小兒科醫生、愛水彩畫、吹薩克斯管的兒子馬克。我在另一本書中已經引過這句話：「不管是什麼，我們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會提出異議：「親愛的馮內古特醫生，我們不可能全去當小兒科醫生。」

《掩體裡的賓戈遊藝會》中，納粹分子在玩牌，由那個也許是歷史上效率最高的宣傳部長高聲喊出玩牌人配出的勝方和負方。這些深藏在地下的戰爭罪犯，在紙牌遊戲中得到了解脫，就好像那些溫順的老女傭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會中緩解痛苦一樣。

好幾個戰犯都佩戴著鐵十字勳章，這種勳章德國只授予在戰場上表現出極度勇敢精神的人。這樣的勇士足以歸入精神變態者之列。希特勒佩著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殺企圖中當下士時得來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殺行為中，我是個陸軍一等兵。像歐內斯特·海明威一樣，我從來沒向任何人開過槍。也許希特勒也從來沒玩過這個大把戲。他不是因為殺了很多人而獲得國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為一名異常勇敢的通訊兵而獲得勳章的。在戰場上，並不是每個人只管殺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個情報偵察兵，到我方尚未佔領的區域，偵探敵情。如果遇到敵人，我不是去同他們作戰，而是要潛藏隱蔽起來，儲存自己，以便向上級彙報敵人在何方，據我所觀察他們在幹些什麼。

那是寒冬臘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級倒數第二的勳章，因長了凍瘡而得紫心獎章。

戰爭結束後我回到了家中。我的叔叔丹朝我背上猛擊一掌，大聲吼道：「你現在是個男子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