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差點兒平生第一次打死了德國人。

讓我們回到特勞特那篇以真人真事為素材寫的虛構小說：就好像真有上帝的安排，元首突然間大呼一聲：「賓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贏了！他說，真是難以置信。當然，他講的是德語。「我無法相信。我從來沒有玩過這種牌，但是我贏了，我贏了！這不是奇蹟是什麼？」他是個羅馬天主教徒。

他從桌邊的椅子上站起來，兩眼仍然望著面前的那一手贏牌，按特勞特的說法就是，「就好像那是都靈裹屍布的碎片」1。那個混蛋問道：「這難道不說明事情並非我們想像的那樣糟糕嗎？」

愛娃·布勞恩吞下了氰化物藥丸，攪了別人的興致。這藥丸是戈培爾夫人送給她的新婚禮物。戈培爾夫人除了家用以外，還有多餘。特勞特是如此描寫愛娃·布勞恩的：「她惟一的罪行是答應讓一個惡魔在她的產道里射xx精。這種事情發生在最好的女人身上。」

共產黨的一枚二百四十毫米榴彈炮炮彈在掩體的上方爆炸。房頂上的牆粉碎屑受震動後雨點般地落下，灑在掩體中被震得耳朵發聾的人的頭上。希特勒本人說了一句笑話，證明他仍不失幽默感。「下雪了。」他說。這也是以帶詩意的方式在說，時間到了，該自殺了，除非他願意在一個怪人旅行演出隊當一名鎖在鐵籠裡的超級明星，與長鬍子的女人和做低階滑稽表演的小丑一起展出。

他把手槍對準了腦袋。每個人都說：「使不得，使不得，使不得。」1他說開槍自殺是一個不失尊嚴的舉動，並說服了每個人。他最後的告別詞應該是什麼？他說，「說‘我一生無悔’好不好？」

戈培爾回答說，這句話本來應該非常合適，但是巴黎卡芭萊歌舞表演女明星伊迪絲·比亞夫用法語把這句話唱了幾十年，已經爛熟於世。「她的綽號——」戈培爾說，「叫‘小麻雀’。你不想讓人記住你是小麻雀吧——除非我猜測有誤。」

希特勒仍然未失幽默感。他說：「喊一聲‘賓戈’好不好？」

但他已十分疲倦。他把搶再次對準自己的腦袋。他說：「反正我本來就沒讓人把我生出來。」

手槍發出「砰」的一聲。

第二十一章

我是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名譽主席，該協會總部設在紐約的安赫斯特，我從未去過。我是接替已故的作家、生化學家艾薩克·阿西莫夫博士1擔任這個沒有實際功能的職務的。我們有一個組織，有些無聊的事務，目的是為了讓人知道我們人數眾多。我們希望作為人文主義者活著，但不必多談多想，就如我們在呼吸，但不必去談它想它一樣。

人文主義者要求自己體面、正直地做人，但並不考慮來世的報答或懲罰。對於我們，宇宙的創造者仍然是不可知的。我們儘自己的努力為我們所能理解的最高抽象概念服務，這個抽象概念就是我們的社團。

我們是宗教組織成員的敵人嗎？不是。我最要好的戰時夥伴伯納德·v，奧黑爾原來信仰羅馬天主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失去了信仰。我可不喜歡那樣。我認為那樣損失太大。他現在已經去世。

我從來沒有過這類的信仰，因為我是由一些有趣而又品行規矩的人撫育長大的，但是這些人又像托馬斯·傑斐遜和本傑明·富蘭克林那樣，對傳教士說的話持有疑心。但我知道，伯尼1失去了某種重要而高尚的東西。

我還是不喜歡那樣。我不喜歡那樣是因為我太喜歡他了。

幾年以前，在人文主義者協會召開的阿西莫夫博士紀念會上，我發了言。我說：「艾薩克現在已經昇天了。」這是我所能講的最滑稽的事，因為聽眾全是人文主義者。我使得他們捧腹大笑。會堂的情景就像特勞特小說《不開玩笑》中太平洋海底裂開口子將第三顆原子彈、「喬伊的驕傲」和其他一切吞沒之前的軍事法庭場面一樣。

等我自己死了以後——但願此事永不發生——我希望哪個愛逗笑的人也會說：「他現在已經昇天了。」

我喜歡睡覺。我在另一本書中發表了一首為老曲子填寫的新輓歌，其中寫道：「過了這一世，喜歡睡覺對誰也不是壞事。」

我認為在天上不再需要刑訊室和賓戈遊戲。

昨天，一九九六年七月三日星期三，我收到了一封寫得很好的信。寫信者本來就沒讓人把他生下來，但生下後一直是我們完美無比的教養機構的俘虜，先是青少年罪犯，接著又是關押多年的成年犯人。他馬上要被釋放到一個舉目無親的世界中。在相隔了遠遠超過十年之後，自由意志又將闖入。他該怎麼辦？我，美國人文主義者協會的名譽主席，今天給他寫了回信：「加入教會。」我這麼寫是因為像他這樣的成年流浪兒最最需要的，是一個家庭一樣的環境。

對於這樣一個人，我不能推薦人文主義。對這個星球上的大多數公民，我不會提供這樣的推薦。

患梅毒的德國哲學家弗雷德里克·威廉·尼采說，只有具有堅實信仰的人，才能得到懷疑宗教的奢侈。人文主義者大多受過良好教育，像我一樣屬於生活舒適安逸的中產階級。可以在世俗的知識和希望中得到足夠的樂趣，而大多數人則不然。

法國作家伏爾泰是小說《天真漢》的作者，因此也是人文主義者中的亞伯拉罕1。他在那些受教育不多、頭腦簡單而又受了驚嚇的僱員面前掩飾了自己對羅馬天主教統治集團的蔑視，因為他知道他們的宗教是非常有效的穩定劑。

在二○○一年夏天我帶著恐慌不安的心情對特勞特講述了我向那個即將被開除出獄的人提供的建議。他問我後來是否有那個人的訊息，這五年時間裡，或者把重播也算進去，這十年時間裡，此人情況如何。我沒有他的訊息。

他問，就算是為了好玩，我自己是否加入過教會，體驗一下到底是怎麼回事。他有過這樣的體驗。我說我同宗教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在我同將要成為我第二個妻子的吉爾·克萊門茨結婚之前。她和我都覺得到一個街角小教堂舉行婚禮儀式很有意思，也十分時髦。我們要去的是曼哈頓第五大道邊上的第二十九大街上的一個迪斯尼式的聖公會禮拜堂。

「他們瞭解到我是個離過婚的人時，」我說，「他們搞出了五花八門的懺悔儀式讓我參加，直到我靈魂乾淨了才能在那裡結婚。」

「你說到點子上了，」特勞特說。「你要是個監獄裡出來的人，想想看你要鑽過多少雞屎堆。如果那個給你寫信的狗崽子真的被一家教會收納了，那麼他很容易再一次進監獄。」

「因為什麼？」我說，「因為搶教堂的施捨箱？」

「不，」特勞特說，「因為為了討好耶穌基督去開槍打死到人工流產醫院上班的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