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儘管市中心醫院的高幹病房要比普通病房的條件好得多，安靜得多，高伯年還是覺得整天醫生、護士進進出出，打針、吃藥，弄得他心裡亂糟糟的。

他幾次要求出院，都被主任醫生婉言拒絕了，心臟病的急性發作，對一個上了年紀的人來說，是個危險的徵兆，預示著人的生命從此踏到一條安危莫測的紅線上。高伯年這是第一次發病，發現和治療得還算及時，危險期還沒有完全過去，醫生不能輕易放他出院。

高伯年感到亂，並非環境不安靜，而是他心裡不安靜。

他病倒了。市委的工作由一位副書記主持。市委常委會出於對高伯年健康的考慮做出決定，高伯年住院時間，市委工作一律不向他請示，只有重大人事安排問題才等他出院後再定。高伯年對這條規定又很不放心。

他擔心自己病倒後市委的工作會停滯下來，又擔心他不在，很多工作會亂了套。他感到自己離不開工作，市委也離不開他。

一般群眾不瞭解市委書記每天的工作情況，他們以為他這個市委書記天天優哉遊哉的呢。這種認識，老婆說過，女兒說過，甚至這次住了院，醫生護士言談話語中也有所流露。他們似乎覺著市委書記完全是可有可無的人物，多他多道關，無他地球照樣轉。「你們不就是成天開會、發檔案、做報告，說一些聽著有道理，幹起來又摸不著門的原則話嘛。」女兒的話代表了一般群眾的意向。由此，他們便推論市委書記的時間是相當富裕的。手下有的是幹部和秘書，生活有人料理，講話有人寫稿，整天無非是聽聽彙報，看看檔案，然後就去釣魚，療養，吃些延年益壽的高階補養品。

相反，群眾卻覺得市長很忙，因為群眾在報紙、電臺、電視臺，經常看到的是市長們在那裡抓生產、抓生活、抓治安、抓衛生、抓服務態度、抓計劃生育、抓住宅建設……這些都與市民生活密切相關，所以市政府的形象是幹實事的。

高伯年很反感群眾這種無知和錯誤的理解，每每聽到類似的議論，他都感到心裡冒火，市政府是市委領導下的政府，市裡一切大政方針不都是市委制定的？市裡的重大工作無一不凝聚著他的心血。市政府、區政府兩級幹部班子都是由他親自主持，一個個考察、篩選出來的。世界是人主宰的世界，人是由精神去支配的，還有什麼工作比管人、從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更重要、更復雜的呢？

他是市委書記，每天要處理的問題很多，從沒有閒時間去釣魚。他也沒吃過什麼特殊的禮品，他最喜歡吃老家帶來的新玉米麵菜糊和兩面發糕。這或許在人們天天吃細糧的時代顯得與家人和大多數市民有所不同，倒是閻鴻喚卻一次次地去參加大宴會，小宴會。

想到閻鴻喚，他心情更難以平靜。一山不能有二虎，閻鴻喚這隻虎是他推薦到山上來的。他曾經欣賞過閻鴻喚，尤其是他的那種銳不可當的氣魄。但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這隻他抬舉上山的虎居然與他爭起雄來。

市長擴大會的情況，他聽說了。閻鴻喚也派人將方案送到了他的辦公室，但他沒看。因為這都是些天方夜譚，是痴人說夢，他根本不用看。他原打算在市常委會上再次否決閻鴻喚的方案。他要對他的城市負責。可現在住進了醫院，既然常委會決定不讓他過問工作，他就不必為那個方案操心了。反正他表示過反對意見，常委會非正式否決過，將來出現的一切嚴重後果，由閻鴻喚自己負責。在他住院的轉天，他就把這個意思讓秘書轉達主持市委工作的副書記。他覺得自己的態度也許會迫使閻鴻喚主動放棄那個不切實際的方案。

他還在關心普店街。普店街讓他心裡覺得欠著一筆賬。這筆賬來自一位戰友的臨終囑託。

這戰友是他當偵察營長時手下的一個排長，叫楊德和，解放後，他帶著這位排長一起進了城。楊德和分配在西市區公安分局當副局長，高伯年在工業局當局長。幾年後楊德和得了肺結核，沒有來得及成個家就去世了。臨終前，他對高伯年一再囑託，讓他關心普店街，把普店街的群眾生活照顧好。楊德和為什麼這樣關注普店街，他沒來得及問，他只是連連點頭答應了。六三年發大水時，他去普店街救災，面對泡在水中的市民，他想起了楊德和的囑託，再一次對群眾許諾了。他從局長升為市委書記，二十八年彈指一揮間，他為市民群眾做了些什麼？只有空空的許諾，看到此次泡在水裡的群眾，他覺得內心有愧。

但他又覺得無愧。街黨委書記來看望他，告訴他由於市委書記在群眾最困難的時候，來到他們中間，民心大為安定，精神倍受鼓舞，只用了兩天半的時間就排除了積水，普店街全體群眾向他表示感謝和問候。

高伯年不知道街黨委書記的話裡含有恭維和誇張的成分，但他自信，那一片汪洋大海，只用了兩天半就還原成陸地，他病倒的價值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一個小護士推門進來，為高伯年送藥。

他接過小護士遞過來的水杯，把藥片送下肚，再把杯子還給她，然後隨手拿起床頭櫃上的一本書，準備翻翻看。雖然明知道自己並不能看進去。他讓秘書給找來了一堆《領導科學基礎》，《產業社會學》，《管理科學講話》，《第四次浪潮》等，現在當領導沒有一套新名詞、新理論，底下幹部就會覺得你沒水平。但他怎麼也記不住，看著索然無味。記不住，索性不記。馬克思主義不搞那套虛花活兒，這麼多年，他什麼書也沒看，還不是照樣當他的市委書記。現在，他翻翻，不過是閒得無事可幹。

「現在該到休息時間了，不許您看書。」小護士大眼睛一閃，輕輕地把書奪下來。

「噢？小傢伙，挺嚴厲麼。」他笑著望望這位新接班的小姑娘，忽然覺得她很像一個人。

年輕姑娘靦腆地一笑，兩腮露出一對惹人喜歡的酒窩。「請您原諒，這是我的職責。」

「對對。你應該管，現在我是你的病人嘛。小同志，今年多大了？」

「十八歲。」小護士說，又隨回問道，「高書記，您常在我們這裡住院吧？」

「這只是第二次，第一次還是剛解放的時候……」

高伯年突然住了口，他記憶中的什麼東西復甦了，是的，這個小護士像的那個人，正是年輕時候的沈萍，他的妻子。

當年他第一次見到沈萍時，她也正是十八歲。

他不過是因為一個小小的手術，切除扁桃腺，住進了醫院。刀口感染了，讓他在醫院內耽擱了一個多月。就是這短短的一個月，沈萍，一個潑辣、開朗的年輕護士闖進了他的生活。

她崇拜革命，崇拜解放軍，崇拜炮火連天的戰場，崇拜年輕的老布林什維克。她告訴他，她十五歲就參加了地下民青組織，負責監視護士學校的反動校長———她的姨媽。他也給她講了很多事情：他是怎麼參的軍、入的黨，怎樣在執行偵察任務時九死一生，俘獲敵人一個副團長。他和她在一起，兩個人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滿足感。

他迷上了這個一笑一對酒窩的圓臉姑娘。為了她，他拋棄了自己的結髮妻子，那個為他生了兒子的粗手粗腳的年輕媳婦。

媳婦過門的時候，才是個十五歲蔫巴巴的小妞兒。鄉親們鬧完洞房散了，她卻開始掉淚。吹了燈，他把她抱進被窩，她的身子像篩糠似的抖個不停，雙手死命地護著自己。他動了蠻，她才鬆手，低聲抽泣著，一聲聲地叫著「娘」。他心裡憋著火。十八歲的壯小夥子被自個兒的媳婦看成一隻狼，他好窩火。沒過幾天，他就跑去參了軍，丟下媳婦，揹著爹媽，拔腿跟著隊伍走了。在部隊，整天打仗，行軍，鑽高粱地，沒工夫想家。直到四七年，他的部隊路過自己村子，他順便回家看看，才發現自個兒的媳婦已經變了個人。人長得高大豐滿了，兩頰紅潤潤的。不僅長相變了，連舉止、說話的嗓門兒都變了。爹告訴他，他媳婦現今是村婦女主任，已入了黨。

怪不得，他想，對她有了幾分好感。

晚上，她早早把炕頭燒熱，不住地催：「爹，他累了，娘，明早他還要跟隊伍趕路呢。」

他跟她走進她住的西廂房，被窩早焐好了。她回身把門閂插上，自個兒竟先自把衣裳脫個精光，裸著身子鑽進被窩，火辣辣地招呼他。

「不哭啦？」這三年，他很少想起她，想起她就是那副可憐巴巴的哭模樣。

她緊緊地摟住他：「那時我小，不懂事，你別老記恨，你走後，人家心裡好悔，早盼著你回來……」

這次分手後，他開始常常想到她。想到她，就覺得她很辣，辣得使他心裡發慌。他盼著早一點打完仗，回去守著她。

一年後，一次執行任務回來，團長對他說：「快去看看，你老婆追你來了。」

她躺在部隊臨時衛生所的土坯房裡，腿上纏著厚厚的繃帶。她是帶著支前隊給部隊送糧食來的，打聽到他的隊伍就離她七十里地，便隻身一人找來了。到了那兒才知隊伍又走了。她就追，一直追了一百二十里。路上碰上了一支敗退的蔣匪軍，莊稼地光了，無處躺，她就趴在道邊的河溝裡。天黑下來，疲憊不堪的國民黨軍也停下休息。她悄悄摸上公路，從一個個打著鼾的兵堆裡溜過去，不小心手裡包著十個鹹雞蛋的小包袱掉在地上，她在地上摸，雞蛋是給自個兒男人的，身邊帶了半個月，說啥也不能丟給這群敵人吃。摸著摸著摸著了一個鐵傢伙，機槍！一挺歪把子輕機槍，不知哪來一股子膽兒，她抱起機槍就跑，跑下公路向大野地裡奔。放哨的敵人發現了動靜，拿槍掃，噼裡啪啦一陣槍響，她伏在地上，大氣不敢出。敵人是打了敗仗撤下來的，不敢輕易追，見野地裡沒動靜，便慌忙集合繼續撤。敵人隊伍走遠了，她覺出腿發軟，一動彈才知受了傷。她撕下袖子裹上腿，拖著機槍，一瘸一拐往前挪，幸虧不遠村子裡碰上了他的部隊的偵察排，排長楊德和問明她是高營長的老婆，找副擔架把她抬了回來。

「不要命了？」他又氣又心疼，忍不住埋怨她，「革命快勝利了，要保重自個兒，迎接解放。」他當了營長，學了文化，水平高多了，說話也變得文縐縐的。

「可惜了那十個鹹雞蛋了。」她說，笑了。

「別再幹這種傻事了，多危險！」

「一年不見了，怪想的，離得不遠，就找來了。」

不遠？不吃不喝不睡的，一個女人靠兩條腿足足走了一百多里路。

「有間空屋嗎？」天黑了，她小聲對他說，「我不睡這兒，這人太多。」

「你想幹啥？剛把彈頭取出來，不能輕易動，免得落毛病。」

「我想生個娃兒，」她對著他耳邊說，「上次沒種上，我這次就為這來的。」熱氣呵得他耳根癢癢的。

「胡鬧，在部隊怎麼能搞這，現在大敵當前，你這黨員連這道理都不懂？」他瞧瞧四周，小聲嚴厲地批評她，看她一臉委屈，又柔和地勸她，「打仗的人，自己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萬一犧牲了，要孩子幹啥？」

「就因為打仗，就因為咱是黨員，才該有個孩子，有革命後代，萬一你有個好歹，還有孩子為你報仇，跟我做伴。」

他不再反對，就在那天夜裡他們有了大兒子高原。

轉天部隊出發了，楊元珍被擔架送到附近老鄉家養傷。

再與老婆見面是解放後了。他進了城，整天忙著接管工作和民房修蓋，廠房翻蓋，根本沒工夫回家，五二年她來看他，把已經三歲的兒子帶了來，進了市委幼兒園。沒住幾天，她就走了，一是住不慣，二是惦著鄉下地裡那點子活兒，三是得去服侍年老的公婆。

他和媳婦結婚八九年，總共在一塊兒的時間也不到一個月，分開的時間比在一起的時間不知多多少倍。她來了，他覺得日子挺熱乎，她走了也就走了。

沈萍的出現，使她在他的印象裡變淡漠了。在一股風裡，他與媳婦辦了離婚。

他把自己的離婚決定和結婚打算告訴沈萍的時候，回答他的是沈萍一陣令人銷魂的吻，這個吻抵消了他內心的不安，那個媳婦從來不會給他這種感覺，只會赤裸地、粗俗地跟他「要個種兒」。

與沈萍婚前的戀愛和新婚的甜蜜早已被後來無休無止的爭吵衝得毫無蹤影，高伯年想起這段往事，不禁自嘲地笑了笑。現在的年輕人都以為只有他們才有愛情，殊不知他們的父母年輕時也有自己的羅曼史，也曾著魔地、痴迷地愛過。只不過，有的愛開出了幸福的花兒，有的愛結成了一枚苦果。

他望望眼前的小護士：「小同志，談戀愛了嗎？」

小護士羞赧地搖搖頭：「沒有，我還小。」

高伯年讚許地點點頭：「好，十八歲還很年輕，要趁年輕的時候多學點知識，國家提倡晚婚，這對你們成長有好處，工作幹好了，有好小夥子找你的。」

小護士紅臉笑了，一對淺淺的笑窩十分可愛，端著藥盤走了。

高伯年望著她的背影，十分感慨。時間真快，在忙忙碌碌的工作中他並沒有意識到時間的流逝，到了醫院，他才意識到自己是六十歲的人了。沈萍臉上那對酒窩伴隨著她那讓人心悅的微笑的消失，變成了細長的兩道皺紋。她有了脾氣，會發號施令，會大打出手。她不再崇拜他，反而總是在怨恨他的迂腐，死板，無能。

那一個呢，如果活著也是近六十的人了。離婚後不久，父母相繼病故，他請假回村裡奔喪，才知道她早就帶著個剛滿月的孩子走了。走到哪裡去了？沒人知道。他沒有理由去打聽她的去處和選擇，他感到深深的內疚，因為他竟然對自己又一次做了父親而渾然不知。一個女人心中裝著一張離婚判決書去分娩，那多痛苦。還有那個兒子，落地的第一聲啼哭，竟是為著與自己生父的離別。高原要求他找到自己的生母，要一張生母的照片，他又到哪裡去找？

當然他愧對的不僅僅是她，還有另外一個女人。機關保健室的醫生。人很年輕。五七年她與右派丈夫離了婚，一個人生活很苦悶。於是她給副市長檢查身體時，有時也順便述說一下自己的孤獨。當時，他正被沈萍的吵鬧弄得萬般無奈，不知是出自對沈萍的報復，還是為了彌補感情生活的空虛，一天，他突然握住了女醫生的手。那女人分明對他的舉動感到驚慌，眼神像一隻被驚嚇的小鹿，但她順從了。也許依從僅僅是為了換取一種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庇護。她懷了孕，自己悄悄打掉了，他們並沒因此而止步，直至有一天被破門而入的沈萍捉住。沈萍不依不饒，大吵大鬧，而高伯年和女醫生都懼怕醜事張揚，便答應沈萍，兩人永遠分開。半年後，女醫生報名支援了西藏，從此再沒見面，甚至沒通過一封信。

這些回憶對他是痛苦的，是不能公開、又無法解除的痛苦。除了沈萍在吵架時向他亮一下這張王牌，沒有任何人知道，他無法向別人去訴說，求得理解。能理解的只有他自己。他認為自己不是陳世美，道德也不敗壞，他的一切過失無非來自一種需要。自己本質是無產階級的，但對這需要是屬於哪個階級世界觀的範疇，他又感到迷惑，或者說他有意迷惑自己的思維方向盤。但有一點，他是明確的，他的過失與女兒高婕的那種毫不負責的性解放有著原則的區別，與糟蹋他女兒的那個畜生的行為完全是兩回事。他起碼還知道自己的行為不體面，知道要對組織負責不敢放縱。而現在的青年人受西方資產階級文化浸染，毫不知恥地去搞什麼「性拍賣」，而被拍賣掉的行列中就有自己的女兒。儘管張義民能原諒高婕，但作為父親，每當他想起這件事，總是忿忿然，怒不可遏。如果他只有兒子，只有上前線的高原，讀研究生的高地，他會輕鬆得多。偏偏就這麼一個女兒，讓他操心、擔心、痛心。

「高書記，外邊市政府的張處長要求見您。」那個新來的小護士又進來說。

「讓他進來吧。」他坐到沙發上。

張義民每天必來，像他過去每天到高家去一樣，而且每次來都要帶些適合高伯年口味的食品來，餃子啦、棗發糕啦，有一次他居然帶了一飯盒城市中罕見的蕎麥，叫高伯年胃口大開，他已經多少年沒吃過家鄉的了。張義民像鑽到了他的心裡，對他的好惡一清二楚。高伯年是清廉的「官兒」，平時在機關連一張電影票都決不沾公家的光，更反感一些人請客送禮的壞作風。但對張義民，他一點不反感，這孩子細心，貼心。政治上他越來越感到張義民是自己最可靠的幹部，生活上，張義民是最知冷知熱懂事兒的孩子。他這次病，大兒子不在身邊，二兒子忙著搞一個什麼論文只來看他一次，女兒更好，來都沒來，只打了個電話。惟獨這位未來的女婿，天天看他，這多少使他感到欣慰。

「您今天感覺怎麼樣？」張義民在高伯年旁邊的沙發上坐下，從提包裡拿出一個大口保溫瓶；一個小飯盒。

「還是那個樣子，今天你又給我帶來了什麼訊息？」高伯年馬上就問到他最關切的問題。

張義民當然知道高伯年的「訊息」是指的什麼。「政府常務會把方案定下來了，普店街列進去了，環線從普店街中間插過……」他止住話題，開啟保溫瓶。

高伯年未置可否地聽著，接過張義民遞給他的勺子和冒著熱氣的菜粥，這是一種青菜、玉米麵和碎麵條煮成的鹹粥，最合他意的。他吸了一口粥，才問道：「普店街的居民怎麼樣？」

「計劃搬遷到幸福里居民住宅區。」

「噢。」高伯年答應著，便不再說話，一口接一口地喝粥。當著張義民的面他不想多評論。關於道路工程改造方案，他不表示任何態度。不參與是一種確定的態度，想了解其中的情況，又是一種心情。矛盾嗎？世上萬物都是統一的矛盾體。

「政府常務會上，確定由我協助柳副市長負責整個工程沿線的搬遷工作，您看……」

「你自己怎麼表的態？」

「我不能不領命。」

高伯年又埋頭喝粥，他思忖了兩個來回，道路工程改造中，搬遷是一大難關，閻鴻喚派張義民去幹，是什麼意思？

「您若是不同意，我就……」張義民觀察著高伯年的臉色。

「不，已經答應的事不要反悔。義民，你記住我這句話，一個黨員，一個國家幹部，特別是像你這樣的青年幹部，特別要注意聽從上級的安排，幹工作不要帶個人好惡。你瞭解我對方案的一些意見，這些意見只供你幹工作時去思考，而不能成為你傾向性的感情。既然市長讓你去擔負這項工作，就說明上級需要你去做這項工作，就不要推卸。事情做錯了，由決策人負責，而你沒幹好，就該由你負責，懂嗎？」

「您的教導很對，我明白。」

「光明白還不行。搬遷工作是個很複雜的工作，當初市政府之所以沒有解決普店街的問題，很大程度考慮在搬遷上。這個工作政策性很強，原則性也很強。在工作中除了服從之外，還需要糾偏，在自己的工作範圍內糾正和減少整體決策的錯誤。」

「我懂了。」

張義民聽了高伯年這番話，漂浮著的心抓住了一根纜繩。高伯年的態度和反應給他提供了一個十分有利的空隙，他完全可以放心地在這種空隙中生存，並做出進一步的選擇。

「沈阿姨今天來過了嗎？」

「上午來的，我告她不要來。她有她的工作，我又沒有什麼危險。這裡有醫生、護士。就是高婕這孩子不懂事，一次也沒來過。」高伯年有意把話題引向高婕。

「高婕去外地演出了，沈阿婕沒告訴您？」

「什麼？演出去了？不好好休息，怎麼又走了？」高伯年一聽心裡又有些冒火，流產手術剛十五六天，父親住在醫院裡，就又跑到外面演出。

張義民低頭搓著手，神色沮喪地說：「我勸過了，她根本不聽，今天早上給我打了個電話，在火車站打的，倒是關照我多照顧您。」

晚了，高婕這孩子變成這樣一個孩子，都怪當初自己培養她朝文藝方面發展。文藝這個圈子是個大染缸，多麼好的孩子進去也得變色，高伯年懊悔地長吁了一口氣，閉眼靠在沙發上，自己真是老了，說了這麼點兒話，就又疲乏得不行。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