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主角的原型叫菅廣順，六十多歲，年輕時在工地上砸傷了頭，成了盲人，只好去太原學按摩，一干就是四十年。但眼盲的菅廣順卻是村裡少有見到了大世界的人。早年，菅浩棟還小，每到春節，總喜歡去找回家的菅廣順聊幾句，從他口裡，想象從未見過的遠方城市。前幾年，菅廣順從太原回了坪山鄉。

這個故事在菅浩棟的腦子裡盤旋幾年了。自從去大同讀書，每次回家，他見到的故鄉日漸凋零，好像一切都被煤車挖走了。離家的時間越久，回家時，就越像個闖入者。菅浩棟擔心，故鄉終將消失，他能做的只有把一切拍下來。

劇組一共13個人，除了舊友常標等幾個喜歡拍電影的朋友，還有幾個編導專業的學生，聽說有人自費在山村拍電影，坐上火車就趕過來了。十多個人在河曲縣城匯合，坐大巴進了村。為了節約成本，菅浩棟把家裡三間房子收拾出來，找出所有被子，十幾個人擠在三個大炕上。劇組伙食由母親菅採連負責，每天早晨6點不到，她就煮飯做菜，一天三頓。

2015年3月，《光盲》正式開機。第一天開拍，菅浩棟在家門口舉行開機儀式。菅採連搬出結婚時的嫁妝，上了香，一邊鞠躬一邊祈禱，祝兒子一切順利，夢想成真。

離開潞安煤礦，菅浩棟形如自己是「從監獄裡逃出來的囚犯」，一年多的計劃付諸實施，他沉浸在緊張和興奮裡。每次試聽背景音樂，剛把耳機戴上，他就手舞足蹈搖頭晃腦，像進入另一個世界。拍攝之初，他舉起酒杯帶著整個劇組喊加油，但心裡滿是忐忑。開機前一夜，他根本睡不著，擔心電影會因各種原因失敗——菅廣順是臨時演員，又是盲人，如果中途不能堅持，劇情就全黃了；劇組都是年輕人，大學生為主，熱情地參與可能只是一時興奮，第一次合作，如果中間鬧了矛盾，可能分崩離析；村裡條件差，如果拍攝太久，城裡來的人能不能一直堅持，也令人擔憂。

電影的絕大部分情節都真實存在。除了菅廣順的本色出演，其他角色都是村民臨時客串。大部分村民聽說要演維權的情節，擺擺手就不接話了。菅浩棟不敢把真實劇情告訴村民，拍到哪兒，臨時演員就找到哪兒。電影拍到一半，因為沒有合適人選，他和父母也上陣了。幾個場景都是在自己家裡。有人勸誡菅採連，兒子瞎折騰，最後可能是一場空。菅採連嘴上笑呵呵應付，卻並不理會他們：「我兒子不賭博不吸毒，想走自己的路，怎麼就是一場空了？」

無論劇情設定還是鏡頭、音樂的使用，菅浩棟只按自己的方式來，劇組人員常有意見，但沒人能說服他。「我不是固執。導演有自己的風格，我只是嚴格按照我的風格來。他們說的如果有道理，我自然會聽。」但在片場以外，菅浩棟盡力地照顧劇組感受。他本來不怎麼喝茶，這次為了緩解劇組壓力，從北京特意買了茶葉，每晚泡上，整個劇組圍著喝。

拍攝原計劃二十天，但實際速度快得多，只用了十天，電影就拍到了結局。和主要情節基本寫實不同，菅浩棟虛構了電影的結尾——盲人生病，到城裡醫院住了一段時間。當他病癒再回到村口時，卻發現故鄉已經搬遷，整個村子不知所蹤，取而代之的，只有一片黑壓壓的煤礦。

菅浩棟用一個長鏡頭注視著這片土地：菅廣順下了麵包車，拄著柺杖，一個人在電影字幕裡落寞地走向遠方。

七

「你相信命運嗎？」講算命故事前，菅浩棟先問了我這麼一句。他直視著我，等待答案。我們當時坐在公交車裡，前排乘客聽見這個發問，扭過頭來，瞥了我們一眼。菅浩棟不理睬這些。

這時，距離他的電影殺青已經三個月。雖然積蓄所剩無幾，劇組解散時，菅浩棟仍給每個人發了兩百塊錢，作為象徵性的酬勞。隨後他帶著素材，先去北京待了一個月，找朋友協助做後期剪輯。他住進北京褡褳坡的一間地下室，一個月租金600塊。外面春光明媚，地下室裡卻冷得打哆嗦。後期初步做完，剪出的片子124分鐘。朋友大都覺得太長，提議剪到90分鐘左右，菅浩棟拒絕了，他認為許多緩慢的長鏡頭是必要的，「如果是畫面來回切換，那麼觀眾只是旁觀者，只有我這樣的長鏡頭，才能有代入感。」

菅浩棟對這部電影充滿期待。依循著賈樟柯的模式，他決定把《光盲》送往電影節。他一口氣報了九個國內外的電影節，光報名費就花了三千多塊。其中，國外的電影節有五個：威尼斯、洛迦諾、溫哥華、多倫多和釜山。他覺得，自己的優勢是題材獨特：「我拍的是農村紀實題材，通過農村盲人的眼睛看農村的變化，這個題材，此前我知道的，只有婁燁的《推拿》。」

如果真在國外的電影節上拿了獎，他可能得出國，但他還從沒有辦過護照。2015年6月，半年沒上班的菅浩棟回到煤礦，為出國的這個「可能」做準備。

我見到他這天是週末。菅浩棟在煤礦已經待了四五天，辦護照需要的戶口手續差最後一個章沒蓋，但因為煤礦領導不在，手續卡住了。在微信朋友圈裡，菅浩棟很鬱悶：「想像《天註定》裡大海那般拿著獵槍也來一場暴力。」躺在賓館床上，他刷著微博，等待一個國內電影節公佈初選名單。

在菅浩棟報名的九個電影節裡，最早公佈名單的是中國的「first青年電影節」，官方微博上，主辦方貼出的公佈時間是6月14日。當天凌晨12點剛過，菅浩棟正和我說著話，突然抓起手機，看了一眼微博，隨後自嘲：「還沒出來。他們說是14號，我還以為過了零點就有。」放下手機他又說，因為風格不合適，評選規則也不太合理，他對國內獎項不抱希望。但第二天上午，他仍不時看著微博。過了中午，我們去吃飯，一直話多的他沉默著，不再看手機。我問他結果如何，他說，名單一個小時前就出來了，沒入選。「他們側重的確實不是我的型別，」他一邊說一邊習慣性地抖腿，「還是等國外的吧。」

吃完飯，我們坐上公交車，去他的宿舍收拾行李。公交車上，菅浩棟半天不說話，但一開口就跟我分析落選原因：「我的題材有批判性，反映的是農村現狀，對政府不好看，所以沒戲。」分析到最後，他又重複了幾句對國外獎項的期待：「看看國外的吧。」

宿舍裡剩下的東西不多了，菅浩棟開啟鎖住的衣櫃，把一臺相機拿出來，拆開檢查一下，又裝好，塞進書包。陽臺上還曬著晾了很久的兩件衣物，他從晾衣架摘下來，在手上拍打著。迎著陽光，衣物上落下灰塵，他在手上團幾下，也塞進了書包。陽臺的角落裡堆著下井的工作服，全被染成黑色。旁邊放著一個軍用水壺，包著塑膠袋，也是通體黑色。菅浩棟拿起水壺，演示了一下自己在井下喝水的動作，告訴我，喝的時候越快越好，不然，嘴裡全是煤塵。

臨走時，樓層的管理員阿姨特意守在樓梯口，欲言又止，等我們下了半層樓梯，才朝菅浩棟喊了一句：「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