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社會的變遷，包括教育對階層的篩選，我們新生產出來的準中產階級的這些知識分子，完全是精英主義的價值觀，更多關心個人利益、自我實現，而不關心傳統的家國天下和社會不公。他們的知識來源也是他們熟悉的城市中產階級環境，在情感上也完全缺失了對另類文化的認同，沒有同情心，要麼是忽視，要麼是獵奇、居高臨下。

另外，他們的生活經驗已經完全脫離了草根，上一代人多少是有底層經驗的，這種切身的經驗非常重要，對他的情感、語言體系都是很重要的塑造。現在的孩子生活在城市裡，接受這種教育，接受全球流行文化的薰陶，閱讀商業小說，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被消費文化所建構。

我記得美國一位已經過世的教授曾經提到過，以前的記者很多是工人階級出身，他可以深入社會，和三教九流打交道，有這種情感和表達能力。現在新一代的記者依靠網際網路蒐集資料，坐在家裡、辦公室裡，通過現代的通訊裝置獲取所有的資訊，他是靠著已有的東西來生產新聞。

三

正午：在《中國語境中的技術變革與「網際網路+」》那篇文章裡，您提到了網際網路技術在80年代進入中國實際上面對的是一個真空環境，一方面跨國企業進入中國，另一方面激進主義在退潮。現在看來，那時候衝擊才剛剛開始，現在似乎是全面失守的時刻。

吳靖：這就是悖論所在。我們通常認為80年代文化和理念爭論的活躍，實際上背後依託的是那套公共服務的媒體制度，如果沒有這個制度，那幾年的爭論就無法生存。那時在爭論中勝出的一派後來積極推進媒體市場化，現在自身的生存出現了問題，資本化和市場化把他們施展理想主義的平臺擠壓殆盡。

90年代初，還短暫地出現了一次關於人文精神的討論，以《讀書》為中心，因為知識分子發現自己從社會觀念生產、推動社會變革的中心被邊緣化了，但是在那個討論中，還是沒有發現導致知識分子被邊緣化最重要的力量就是資本，還繼續擁抱新自由主義市場化政策。結果到了90年代後期，他們無力發起這樣的討論，因為可以發起討論的平臺已經淪陷了。

正午：後期的討論把矛頭更直接地指向制度，公共輿論也是這樣被動員起來的。

吳靖：實際上他們指向的制度和資本是一體的，但他們用一種符號層面的區隔來維繫道義的高度。作為媒體，或者知識分子，在社會話語中如果不表現出一種批判的姿態，就會失去光環，因為媒體的合法性就是建立在抵抗強權的基礎之上。但實際上媒體是在和資本合作，它所批判的強權也在和資本合作，它們之間沒有實質的差別。

正午：所以網際網路思維並沒有改變這種必然的後果？

吳靖：你很難說新技術是決定性的，它一定是在社會思潮中，以某種方式被發現被強化了。網際網路在西方最初的設計中是軍事性的，從軍事發展到大學，成為一個發起討論的平臺，包括後來中國的網路發展也是這樣，從大學的bbs開始，那是一個文化的空間，是非商業化的，逐漸輻射社會。網際網路的文化基因應該是公開的、公共的分享，實際上是社群化的。網際網路商業化是從90年代開始，和80年代的新自由主義轉向相關，技術的小型化、消費化，不再提供公共服務，而是為個體消費者提供娛樂和消遣。這個趨勢在個人電腦普及時已經出現了，矽谷新經濟隨後又強化了它。

正午：所以與其說是話語權的釋放，不如說是消費能力的解放？現在所有的創業點子都是在尋找商業模式。

吳靖：是的，網際網路越發達，實際上言論越少，消費行為越多，更多的慾望被髮明。以前前所未聞的需求被包裝成是生活裡很核心的事情。

最典型的例子是，前陣子很多媒體人辭職去網際網路或者金融公司創業，他們都發表過一些言論，但張泉靈有一段話讓我不能釋懷。她提到她接觸網際網路之後，「開始慢慢理解一些全新的邏輯和想法」，認為計程車司機的電臺節目收聽率下降，完全不是因為有更好的節目出現了，而是司機都在用滴滴接單就不聽廣播了。對她來說，司機不聽廣播這件事不是悲劇也不是喜劇，而只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或者說市場的變化，聰明人要去抓住它，因為司機不聽廣播了，所以我不在這個行業了，我要到司機聽的那個行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