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領域的規範是去說服，去辯論，去充分地接收資訊、改變自己的觀點，但廣告和營銷是要通過技術的手段來實現自己的目的，不是價值層面的討論，而是利益的最大化。這套營銷話語在新媒體領域得到了極大的釋放。在傳統媒體時代，他們需要購買媒體資源，現在不需要了，傳統媒體之前那種權威的、高大上的公信力也就坍塌了，這種形象實際上是被廣告支撐的，廣告消失了尊嚴也就消失，其實一直是這樣。

正午：所以當傳統媒體遇到危機，很多人都快速轉換成為一種公關公司的思維。

吳靖：我發現這是媒體主動追求的，傳統媒體的反應是怎樣適應這個市場，怎樣為市場服務，而不是儲存自己的價值體系。因此回過頭來想，之前到底存不存在這套價值體系是值得懷疑的。文化是很堅硬的東西，在新的語境下迅速用市場需求來描述媒體的變革，完全沒有基於媒體公共性來思考媒體未來的發展，那麼之前的信仰就可能是虛假的，沒有堅實的核心。

正午：現實中的媒體人也是掙扎和糾結的，他們沒有現實的經濟基礎，和他們分享信仰的人也越來越少。

吳靖：個人是很無力的，他們需要一套公共政策去推動和引導。我們現在設計的公共政策實際上是一個為利益集團服務的政策，這就有很大的偏頗。網際網路是一個平臺，它應該有其他的生產方式，不僅僅是賣東西，教育、新聞生產、實體產業和資訊化怎麼結合，都應該在政策中體現出來。我們的媒體政策完全看不出是要去建構一個公共領域，而僅僅是促進資本的發展，其實媒體本身在資本的影響下，已經全面市場化了。

實際上公共政策應該要去扶植市場看不到的文教、藝術和公共表達，這些東西的生產需要很長時間的投入、潛移默化的培養，很長一段時間可能看不到盈利，這肯定是資本不願意去做的事情，而恰恰是應該做的。我們很遺憾地看到，現在的公共政策是在為特定一部分人服務，而忽略了需要支援的另一部分，在這樣的政策引導下，媒體機構的空間就非常小。

正午：現在一些大的入口網站紛紛開始經營一些寫作平臺，但他們的努力也很難構成輿論的主流。

吳靖：資本也要為了自己的社會信譽、社會地位來買一些單，這種行為當然是很好的，有總比沒有強。但它們也是有偏向的，不是完全的公共平臺，我們可以看到話語權完全兩極分化，有些群體在中國媒體上已經獲得不了關注，他們沒有引發全社會討論的機會，他們是大的媒體資本不會關照到的群體。

正午：具體來說，是哪些群體？

吳靖：比如涉及留守兒童的一系列案件，這麼大的醜聞，在中國當下充滿抱怨和不滿的輿論環境中，似乎應該引起對制度的批判才對。相比之前動車事件引發對國企的批判、吳英案對非法集資的討論來說，這個持續了十幾年、影響上億人的問題，引發的報道卻不多。當然我沒有做定量的研究，但我沒有看到特別熱鬧的討論，媒體話語都很偏頗。我們的世界現在被單一、選擇性地報道，儘管媒體渠道越來越多，但城市中產階級所遭遇到的問題才是問題。

正午：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還是資本嗎？比如說從北大畢業的學生，還沒有進入社會，他們的問題出在哪裡？

吳靖：這是一個系統，工作人員也不是被動的工具，他們是通過教育、社會化的過程，才成為有特定理唸的群體。這麼多年的市場化媒體培育出來的年輕一代，進入學校學習媒體技術，再進入到媒體，這就成為了一個封閉的環。就是說新一代的媒體從業人員都沒有接觸到城市中產階級以外的事情，但傳統上我們對於媒體的期待是開啟世界的窗戶，不僅是認識更廣闊的世界，而是讓不同的階層互相認識相互瞭解。所以很難說這些工作人員直接受到資本的壓力，他們只是無意識地在結構上契合。

正午：所以現在來看，《南方週末》的時代，包括天涯、凱迪等網路社群的時代，所引起的輿論討論的議題是相對更廣闊的，這種懷舊成立嗎？

吳靖：我覺得是成立的，因為那時的媒體人是跨越了兩個時代的，他們經歷了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國在很長時間裡是一個平民化的社會，它的關懷是很下層的，關心民眾關心底層疾苦，充滿正義感，對公正有強烈訴求，這在上一代媒體人身上體現得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