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個著名的媒體人，但她的表述完全沒有媒體的理想。如果媒體人都這麼想，那麼我們對媒體的話語生產還有什麼期待？就只能任由資本去打造。資本會告訴你生活中更重要的事情不是讀書或者聽新聞，而是去玩更多更新的app，去雙十一購物。

四

正午：那麼如何看待權力？

吳靖：最近我才有一些這方面的思考，以前只是從單純的旁觀者、批判者的角色出發，希望通過提供批判性的思想來影響學生，他們以後會作為媒介管理者，成為社會的精英，甚至成為政策的制定者。但最近我覺得需要具體地影響政策，儘管實現起來很困難，也需要努力。

現在很多問題都集中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缺少公共性。最近十幾年來的公共政策中已經出現了相反的趨勢。最初是敵視資本，後面又經歷了一個矯枉過正的過程，90年代用親資本的方式來培育市場，到今天又發展成為忽視底層的利益，問題已經非常嚴重了。與其抽象地討論制度問題，不如討論在現有的制度下有哪些漏洞，怎麼執行。

因為在原有的制度設計中，比如說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來源就考慮到了各個階層的代表性的，那麼應該怎麼將它實現？他們怎樣在政策決策制定的過程中發出不同群體的聲音？都是可以討論的問題。

比如媒體政策，就表現出嚴重的偏頗，我們的版權政策、對網際網路版權的管理，都沒有經過充分的公共討論，印刷時代的版權制度是不是適用於網際網路？多大程度適用？這些辯論應該體現在法律和政策制定的過程之中，但完全沒有，只是很武斷地把資本化的體系挪到網際網路當中去。

據我瞭解，有些幫助政府部門制定網際網路版權制度的人就是網際網路公司的法務部門，他們像智庫一樣組織討論、寫政策性的論文，由他們提供的觀念更多地左右了決策的方向，完全跨過了民意代表機構。

這不是一個民主化的過程，它不在人大、立法機關的層面經過討論，完全是執行部門和企業的法律，被封閉地完成了。所以我們學術和公眾關注的方向，應該是權力的公共性問題。

正午：現在更多的批評指向了審查機制的存在，而您認為應該從政策制定層面著手，這二者之間有什麼關係？

吳靖：只側重前者會讓問題變得簡單化，監督變成了謾罵和指責，而審查也是粗暴的，兩者沒有什麼建設性，就不能監督到具體的層面，不能有效地推進變化，而是一種對抗性的監督，陷入惡性迴圈。

當然，對此，政府應該有意識地在組織更為成熟的討論之後再去推進某個政策。而媒體作為推進政府進步的力量，應該更專業更深入去討論，光有熱情是不夠的，這就涉及記者的知識結構問題，如果沒有能力去討論到具體的政策層面，就只剩下立場了。

正午：這又回到了之前談到的那個問題，記者的知識結構和情感結構。

吳靖：現在的媒體上有太多的調侃，現在的批評更多的是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或者從一個點擴大成體制性的批評。戲謔只能製造一種虛無的心理狀態，沒有辦法針對具體問題來引起討論。媒體作為反對派，也應該是忠誠的反對派，不應該是為了反對而反對。

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