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小說稿子接近讀完，我的心裡難受起來，與省報老肖退給我的那篇擱一起考慮，我便覺得心情沉重起來。我不能不承認，他的文學的表現方式和表現能力，依然停留在60年代他寫作《小河秋高》的水平上，依這樣的水平寫出的作品，要滿足70和80年代交接時期的讀者的審美胃口，顯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以來，他是著實與文學相隔太遠了，現在所要努力的側重面，應該在哪裡呢？
「我可以看出，你覺得作品太差。」他笑著說，「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實際。你不要難為情，敞開說，我都能接受。」
我總也不能敞開說，更不能像20年前我們所發生的毫無忌諱的爭論那樣，那樣的氣氛無法形成了。我終於決定以說長處為主，然後勸他多讀些書，把近年間新出版的中外優秀作品介紹給他。我總怕因為語言不當而使他洩氣，所以連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說不順暢。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說，「不過，稿子差勁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現在的勁頭，比60年代那時候還大！現在文藝界的興旺景象簡直叫人睡不著啊！我拼死也要……」
我雖然在鼓勵他，其實自己心裡也不踏實，我深知，他要在當今的文壇上露出頭角，不會是半年八個月的事，那麼，他現在有沒有長期苦鬥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說他已經和秀花談妥，家務事由她包攬，騰出他來看書和學習。他說他將豁出三年時間，從基本功上練起，爭取三年以後大見成效。「大見成效」是當時國內建設的口號。他對個人事業的追求毫不動搖，信心百倍。
兩個月後，正值暑期，文化館決定舉辦一次全縣業餘作者的創作會議，邀請本省近年間湧現出來的幾位青年作家講創作經驗，好多本縣的文學青年聞訊後奔走相告。開會的第一天，就出現了沒有通知的文學愛好者要求參加會議的矛盾，弄得籌備會議的我和館裡的其他幾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暢卻沒有來報到。
午飯時，我從縣招待所回到文化館，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飛揚的筆跡，我就猜出是惠暢的信了。是他病了呢？還是家裡有事拖累？開啟信封，他卻寫著讓人傷心的話：
我不能參加創作會議，儘管是十分難得的機會，我要去一家工廠做工。工廠蓋新樓，我與幾個木工包攬了窗子和門的活路，有一筆收入。我現在無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學要交學費、灶費，三個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給他們掙回來，好讓孩子高高興興去上學。這是最急需解決的問題。
我向省內外的雜誌投遞過七八篇小說了，全都完璧歸趙了。我現在不能不從實際考慮，先放下鋼筆，撈起刨子……
我在縣上的創作會議結束之後，就寫了一份申請報告去找文教局局長，我想應該給惠暢訂一份合同，讓他到文化館來管理圖書，有一點固定收入，好應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夠擱置下鋸子和刨子，拿起鋼筆來。
文教局局長同意我的意見，在我的申請報告上籤了字。我就到勞建局去辦理手續。
勞建局郝局長接過我的申請報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眼鏡摘下來，擱到桌子上，順手拿起一份鉛印的檔案，遞給我，笑笑，沒有說話。
這是一份由市政府發下的檔案，要求縣、區以下的機關和工廠全部清退所使用的農業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額用來安排城市待業青年。勞建局長向我攤開雙手，做出愛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請報告送還給我了。我也沒有說一句話，禮節性地向他點點頭，就把那份申請報告塞到褲兜裡，走出縣政府辦公大樓。沒有辦法，惠暢看來還得玩他的鋸子和刨子！
我走在塵上飛揚的古老縣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館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覺到了：文化館——這個被一些注重權益的人放不進眼睛的閒事單位，對我來說，實在是僥倖的理想王國了……
我應邀到市裡一個劇院去講創作體會。
誠惶誠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嚇得失眠了；無論何時，無論何地，一當我想到要面對千餘雙各種各樣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來。似乎只有在這時候，我才覺得應該讀的理論書卻沒有讀，應該有更好的作品寫出來而沒有寫出，才造成這種理不直而氣不壯的誠惶誠恐的畏縮心理。
我終於走上千餘人的大劇院的講臺了。我索性誰也不看，先用一根菸來鎮靜一下……
我剛才走向講臺的一瞬，突然記起我和惠暢那年來聽老肖做《散文散談》的文學講座的事，我那時坐在後排聽眾座位上，誠惶誠恐，十分自卑；而今我來到講臺上的時候，心裡依然自卑、畏懼；我的不知怎樣形成的這種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樣講完的，只是在臺下響起一片活動座椅的龐大的響聲之後，我才覺得我屬於自己了，這當兒，從臺下湧來一夥青年，要我簽名留念……
我和主持這場講座的文聯的老張從後臺偏門走出去，就進入一條背巷，我無法相信，老張竟然說我講得不錯，很實際，我只信他是出於鼓勵我。
他約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館吃中飯。我跟他剛走到小巷裡，惠暢卻迎面走來。
「你怎麼在這兒？」
「我來聽你的報告。」
「你聽我的什麼胡扯……」
「嗯……」
我們走進小飯館了。老張去交錢買飯，我和惠暢坐在桌旁閒聊。
他穿著一件破舊的細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黃色的廠名，他說是工廠裡給他照顧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剛從木工車間裡來的，身上散發出一股松脂的氣味，衣服皺摺著，夾著鋸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