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斷得到了現實的驗證。他沒有讀過歷史，也沒有研究過社會發展史，他只是看過好多古典傳統的秦腔戲，他對歷史的瞭解以及對歷史人物的評價，都是以戲的內容為依據的，而且拿那些戲所給予他的影響來評價現實生活，有些很對，有些也就偏狹了。

「你看嘛！現時給人家平反，啥意思？」馬羅盯著我，依然很得意，「我說麼，為人在世，不管刮啥風，下啥雨，以實為實總也沒錯兒，你耍心眼搞下虛虛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終究不得長久喀！」

我很同意老漢這種觀點（權且稱作觀點），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說：「對！實際上就是要實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運動，就瘋張起來了，把實事求是當口訣兒念，實際盡搞虛套子。」馬羅老漢有點憤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莊那個‘運動紅’，跑到我的庵棚裡，要我寫個材料，證明給惠暢他爸熬過長工。我給他說，我確實熬了一輩子活，可不是給惠暢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財東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還要纏我，我罵他，‘甭給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虛的，終究要從心裡臭的！’」

「看咋著？」馬羅更加得意，「我當初要是給人家捏下假事，現在有啥臉面跟人家惠暢父子說話？你看吧！那個‘運動紅’而今黑下來了，我聽人說，他今日鑽在屋裡沒出門……」

那個被馬羅老漢卑稱為「運動紅」的人，自然是那位團支書了。我已不年輕，經歷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靜。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這樣。生活中有惠暢的落難，也就必然有團支書那樣的亂世英雄，也不會沒有馬羅老漢這樣用良心和傳統道德的盾牌抵擋了襲擊的人。

他已經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灘上揚樹園子中間的庵棚裡，隊上幹部讓他搬回村裡去，他不願意，說是在河灘清靜慣了，倒不能忍受村子裡的嘈雜。我不好意思再問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亞的情況，因為他畢竟是鬍鬚花白的老者了。我對他的那個庵棚又頓生留戀之情，我和惠暢畢竟在那裡度過最舒暢的月夜，保留著一種令人眷戀的浪漫色彩，我說：「馬羅大叔，今天我順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們和惠暢放開囉，讓他帶上板胡，我想聽你的亂彈了！」

「好！惠暢今日平反，我給他放一聲火銃！」馬羅老漢也興致大發，「為惠暢嗚冤放炮！」

平反大會直開到太陽偏西，會後，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齊擁擠進惠暢的廈屋。

那張老式抽斗條桌，依原樣擱著，那隻紅漆暗淡的板櫃，也依原來的位置放在背牆根下，牆上掛著大鋸小鋸，牆根的小木箱裡裝著刨子、錘子、鑿子、鑽子，屋裡有一股淡淡的木質的氣味。桌子上只有一個墨水瓶，使人還能想到這是一位發表過小說與筆墨為伍的人。

「你最近儘快寫出一篇小說，或者散文，寄給我。」老肖對惠暢說，「我們加一條按語發出去，在報上再給你平一下反。」

「我已經寫下一篇了。」惠暢也很興奮，「二十年沒動筆，盡跟斧頭鋸子打交道，寫起來好難哪！心裡踴躍，臨到提起筆來，沒詞兒了！我耽擱得太久……」

「原來的基礎還是在嘛！多多寫吧！」文教局副局長鼓勵他，一片坦誠，隨之又指示文化館趙館長和我說，「惠暢有啥創作上的困難，要儘量想法解決……」

秀花臉上和頭髮上落著燒鍋時的柴灰，送來茶水，又忙著拉風箱做飯去了。作為一個家庭主婦，大約十幾年來第一次接待這樣多的城裡幹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謹，完全亂了手腳，燒鍋也燒不出旺火來，柴煙從小灶房的椽眼裡洩出來，她自己也被嗆得淚汪汪的。

「稿子給我帶走吧！」老肖說。

「不好……」惠暢拉開抽斗，取出稿子，交給老肖手裡時，有點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們四個人，說了許多重複的鼓勵和安慰惠暢的話，就告辭了。惠暢送我們出門時，握手送別，我看到他的眼裡已經潮起的紅絲兒，有點笨拙地伸出那隻已經變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過，站在那兒倒說不出話了。

秀花拍打著圍腰布上的麵粉末兒，有點懊喪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裝起客氣來咧！讓我擀下那麼多面，可怎麼辦？」

省報編輯老肖打來電話，有關處理惠暢那篇槁子的事，想徵求我的意見。他以令人感動的惋惜的口氣告訴我，稿子寫得不理想。發吧，質量不過關；不發吧，作者屬於令人同情的一種特殊狀況。他的心裡十分作難，而偏於退稿的傾向卻是明顯的，而且要我給惠暢做些解釋。

「爭取發了！」我幾乎在懇求老肖，「如果質量差點，讀者可以原諒的。他現在需要鼓勵，需要聲援，哪怕刪得只發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勵和支援……」

「我知道……」老肖聽完我的話，更加難為情地說，「我是編輯，得為讀者負責……」

我體察了一個老編輯的責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難。稿子終於沒有發出去。他把原槁退給我，並附寄一件誠懇委婉的長信，讓我一併交給惠暢，再做些解釋工作。

我看了這件退稿，稿子的確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麼多苦難，而他的稿子卻仍然是寫一位愛隊如家的老隊長。《小河秋高》寫的是一位鐵面無私守護集體財產的老貧農。這兩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筆調，仍然是60年代那些報刊上常見的筆調，在傷痕文學席捲文壇的時候，顯然覺得它太淺了，同時也使我看到，現在文壇上冒出的一批新作家，較之惠暢60年代發表的作品，起步要高過不止一個臺級……

他騎著腳踏車到縣文化館來了。我在院子裡瞅見他，腳踏車後頭的衣架上，捆縛著一摞短木頭。坐到我的房子裡，他說今日到縣上的農貿市場，買下幾節圓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櫃的材料。他又從提兜裡掏出兩篇槁子，交給我說：「你給看看，怎麼修改。」

腳踏車後架上載著他割制傢俱的木頭，車頭上掛著的提包裡裝著小說稿子，無須細問，我就可以想象出來他在怎樣生活和追求著文學。

「還是你念吧！」我說，「你來一次縣上很不容易，咱們當面聽了談意見。」

「你看吧。」他有點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種對過去習慣的特殊心理，稍有改變，就使人產生明顯的對比的差別，並因此而有許多聯想。惠暢過去給我讀他的新作而不讓我親自去看，似乎習以為常了，現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讀，而且臉上少了點自信而多了一點說不清的表情，令我心裡反而難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菸，翻閱著我桌子上堆積的雜誌。我就認真地讀著他的小說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