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起源、方向與目標
歷史總是螺旋式上升和發展，有時候它呈現出一種前進的姿態，有時候它又在原地踏步或者在倒退；有時候表面上看起來在倒退，但是實質上是在前進；有時候它讓人激昂，以為它在前進，其實它是在一路高歌往回走。前進和倒退之間的間隔，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僅僅是一個瞬間，所以，人們經常會在有限的一生中感嘆歷史竟然還在這個人剛剛出生的那個地方徘徊。
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三年間，由於百年不遇的乾旱造成的饑荒席捲了中國西北部省份，k省的災情極為嚴重。查閱k省各縣縣誌，你會看到很多關於這場饑荒的描述：「大旱，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旱、蝗相繼，人民流徙，飢者盈路，死者十之七八。」「自上年六月不雨，民不聊生，草木皆盡，剝及樹皮，夜盜成群，兼以晝劫，道饉相望，村空無煙。」「連年大旱，赤地千里，鬥米千錢，餓殍遍野，夫婦、父子相剖啖……」
這些話語，在中國歷史的文字記載中並不陌生，兩千多年以前就出現過，人們對於它的再次出現已經不感到驚奇，就好像這不是多麼了不起的事情，就好像社會和人生本來就應當是這個樣子。就連大多數人都走投無路這樣一種極端的社會現象，也被人們忽略為是天災的結果……這裡面，恐怕就有了問題。
現代政治哲學告訴我們，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走投無路，那麼，確定無疑是這個社會的制度有了問題；如果在一個社會中大多數人走投無路，這個社會就不可能穩定。從另外一個意義上說，社會的不穩定常常並不是因為中央政府渙散或者理念不正確從而喪失了權威，主要因為這個社會制度層面的問題導致了大多數人走投無路。在這種情況下，走投無路的人就會鋌而走險，他們就不會顧及中央政府的約束，不會顧及道德規範的約束，全部的活動都歸結到一個基本點上：想方設法活下去。
想方設法活下去，實際上已經不是人的社會發展的自然要求，而是抽取了社會要求的僅僅為了活下去的生物性願望，這種願望將會形成為盲目的野蠻的破壞性力量，它將不擇手段，在社會上到處製造響動，古書上的那些記載，都是這些響動的表徵。盜賊蜂起，土匪橫行，軍閥割據，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這種響動的表徵，只不過它們已經蘊涵了一些社會發展要求的內容。
這樣的一個社會能夠穩定嗎？當然不能夠穩定。任何一個走投無路的人都會在爭取活下去的過程中破壞社會的穩定。被破壞了穩定的社會將要付出巨大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代價，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人類並不經常能夠被理性約束。人類經常在明明知道什麼是災難的情況下仍然義無返顧、鍥而不捨地走向災難。所以，假如我們仍然把歷史作為觀察物件，我們就會發現，很多時候歷史也是在無奈中做出選擇的，儘管他老人家完全知道一個社會的消極選擇會帶來什麼樣的可怕後果。
既然我們承認對於大多數人因為走投無路做了極端選擇的最終責任在於社會本身，那麼，我們究竟應當在何種道德意義上看待那些所謂的「土匪」呢？
一個村子，因為一場天災，就到了「饑民啖食草木，至有骨肉相食者」的程度，於是，村上幾個活下來的壯年漢子，為了避免被相互吃掉，就像《水滸》中那些被逼上梁山的人那樣，發一聲喊：「反了吧！」就反了，打家劫舍去了，殺人放火去了……這樣的人算不算得土匪？
一個做生意的人，反覆遭到土匪的打劫，而政府組織又不能夠對於他正常的商業行為進行保護，於是他也聚攏一些不法分子，打劫那些打劫他的土匪，商業行為演變為一場暴力爭鬥，有的乾脆完全拋棄了商業運營，佔山為王，成了地地道道的山大王……這個商人——或者說這個山大王——算不算得土匪？
首先，我們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看這個問題。那些刁民破壞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秩序，破壞了社會穩定，危及到了政權的穩固，並且傷害了人命，這些人當然是土匪，是十惡不赦的罪犯，是征剿的物件。那些商人——如果我們還能夠將他們稱之為商人的話——作為一種政治力量，支援或者鞏固著政府，成為政府管理社會的工具，那麼這些人就不是什麼土匪，而是「鄉紳」。熟悉中國現代歷史的讀者都知道，正是這些強大的「鄉紳」和相對軟弱的政府，構成了中國社會二三十年代的社會控制力量。
但是，假如我們站在那幾個「反了」的壯漢的立場上，我們又會覺得，這些人不能夠被稱之為土匪。他們不過是一些為了活下去採取了極端行為的人，而造成他們成為目前這個樣子的，依據現代政治哲學的觀點，責任恰恰在於政府的制度缺陷，再往深了一點兒說，是你對於中國文化沒有一個徹底的反思，你是在鬆軟腐爛的文化地基上構造國家權力的大廈，你不可能牢固，你不可能穩定，板子不應當打在那些反了的人身上。
正如美國學者菲爾·比林斯利在一本研究中國社會的著作《民國時期的土匪》中指出的那樣：「當政治腐敗和官僚主義的翫忽職守促使孤注一擲、意志堅強的人們投奔永遠向他們敞開的深山、沼澤時，當自然災害與人為的災害擴大了飢餓無望的人群時，土匪自然而然會成為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
「土匪」的成分非常複雜，落草為寇的除了那些完全為了逃避飢餓的人以外，還有失去土地的人，因為過於放蕩而無法適應鄉野村夫生活的人，由於過去的某些舉動從正常社會分離出來、永遠成為賤民的人。
在這個意義上，非常重要的是使普通人變為土匪的那些社會條件，它甚至能夠消解我們對於什麼人是土匪什麼人不是土匪的常規觀念，把我們的同情放到某一部分群體上。在這種情況下，這部分人在我們看來就不是什麼土匪，而是一些走投無路的饑民，他們有理由成為「土匪」。
在我們的故事發生的年代，政府和人民在這個十分關鍵的問題上的看法截然對立。毛澤東一九一六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一九二五年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把這個問題分析得非常透徹。
從我們已經敘述過的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到我們正在敘述的故事發生的年代，不過二十年時間，社會狀況雖然在某些方面有了一些改變，但是在最基本層面上仍然沒有本質改變——比如，袁世凱倒臺了，但是，全國範圍內的軍閥割據局面並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國民黨政府仍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在各種政治勢力間進行平衡、妥協或者鬥爭，以維護自己的統治。軍閥混戰和政治紛爭成為這段歷史的主要特徵。
我們仍然引用菲爾·比林斯利在《民國時期的土匪》一書中的描述，來說明當時的社會情狀：「在軍閥混戰期間，中央政府經常採用的一個方法就是把一個軍閥列為土匪（匪或賊），然後指令一名將領以剿匪的名義將其消滅。個別軍閥也經常使用這個詞來宣稱自己的道德比對手高尚，他們把自己的派系戰爭稱之為‘剿匪行動’。甚至反對軍閥統治的人物也發現‘匪’和‘賊’這兩個字是有用的工具。激進分子把軍閥及其部下稱為‘官匪’。一九一三年的討袁運動就把其軍隊稱為‘討賊軍’，這種做法並沒有隨著軍閥的滅亡而消失。」
只是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農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主持下召開（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毛澤東、李立三、林伯渠等出席了大會），在中國共產黨人的參與下，大會制定了新三民主義的政治綱領，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並且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農曆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一）在廣州成立了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才形成較為強大的統一的政治力量，保障了國民革命勢力向北發展，達到國民革命在全國的勝利。
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時期。
隨著北伐戰爭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尤其是廣大農村的革命運動蓬勃發展，國共兩黨在革命的基本問題上不可避免要發生衝突，這是由於這兩個政黨是不同利益集團的代表所決定的。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到一九二七年終於發生了「四·一二」、「七·一五」事變，國民黨右派在「寧可枉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口號下，對共產黨人進行大規模剿殺。第一次國共合作完全破裂，國民革命完全失敗。在這個過程中，蔣介石保留了「匪」字的全部外延，用來咒罵自己的政敵中國共產黨。
我不想做過於繁複的轉述了。
如果我們對這段歷史的社會背景有了這樣一個初步的瞭解，我們就能夠理解當時的國民黨政府為什麼會把紅軍武裝稱之為「共匪」了；同樣，我們也就更不難理解，紅軍武裝為什麼會把國民黨政府和遍佈各地的欺壓勞苦大眾的「土豪劣紳」作為革命的主要物件了。
可見，什麼人是不是土匪，全看站在什麼立場什麼角度看什麼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由很多「土匪」構成的社會是一種什麼樣子。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裡展現的僅僅是靖州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社會狀況，我建議讀者不要推及認為這就是整個中國社會當時的狀況；這裡描述到的任何人物，也僅僅是活動在靖州那個具體環境中的具體人物，不具有與那個時代其他人物的任何類比性。至於這個環境和這些人物是不是從本質上說明了真實的歷史狀況，不是作者寫作一部小說應當承擔的責任，儘管我很想這樣做。
在靖（州）、洛（州）地區非常有名的歷史人物商子舟不得不進入我們的故事之中了。讀者將會看到，隨著這個人的進入，我們這個故事中的所有重要角色的命運都將發生改變，因此，我將盡可能介紹得詳細一些。需要說明的是，這部分內容的原始資料仍然來源於歷史教科書。
商子舟，男，漢族，一九〇三年三月十九日（農曆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一）出生在靖州，爺爺是清朝拔貢，以教書為業，父親是個秀才。商子舟從小熟讀四書五經，並且是靖州第一家高等小學的第一批十二個畢業生之一，完小畢業後考入靖州中學。靖州中學是洛北地區二十三個縣唯一的一所中學，這裡有從北京大學請來的一批大學畢業生，還請了一批德高望重的前清遺老、翰林。圖書館有《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等新文化運動時的著名刊物。靖州中學雖地處西北內陸，卻並不閉塞，商子舟正是在這裡受到了五四運動的影響，受到了民主和科學思想的啟蒙，成立了靖州中學學生會，商子舟當選為學生會主席。商子舟勤奮好學，思想敏銳，出於對窮苦百姓的深厚感情，以天下為己任的商子舟萌生了走向社會、喚起民眾的思想，在靖州中學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會、文學研究會、時事研究會、劇社、畫社等等，還出版了一批宣傳進步思想的油印刊物。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靖州中學期間，商子舟先後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和進步組織「共進社」，並且於一九二四年秋天，一個秋高氣爽的日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以後，中國共產黨黨員商子舟和幾個同學一起，取道山西、北京、上海到廣州投考黃埔軍校，榮幸地成為黃埔軍校第四期學員。一九二六年七月，商子舟參加北伐戰爭，隨東路軍出發，在江西吉安前線受命調到馮玉祥領導的國民軍工作，先後擔任國民聯軍駐k省總部組織科長、寧夏四路軍政治處長。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以後，形勢劇變。馮玉祥以「集訓」的名義，把全軍的政治工作人員（共產黨員）全部解除武裝，監押在開封宮驛街三道衚衕第二中學，一個一個進行審查。較有名望的三十二個共產黨員則另行看管，商子舟是其中之一。十多天後，這些人被押上一截鐵悶子車驅逐出境。商子舟等人在武勝關脫逃，輾轉來到武漢，在漢口找到中共中央。同行的十二個人中，有的被派往蘇聯，有的留下做宣傳工作，有的派到南昌參加起義。商子舟被派回到k省的洛北地區，任中共靖（州）洛（州）軍委負責人。
商子舟認為，洛北地區軍閥派系很多，出了許多諸如井雲飛這樣的山大王，歷代統治者都拿他們沒辦法，不得不借重於他們的力量實行統治，就因為他們有槍桿子，有地盤。一系列失敗使商子舟清醒地認識到，要發展武裝鬥爭，一定要在封建武裝薄弱的地區建立自己的軍隊，創立鞏固的農村根據地，只有抓起槍桿子，才能夠為老百姓爭取公平和人道。
如果用當時的政府觀點看商子舟的行為，就是地地道道的土匪行為，所以，很長時間以來，商子舟一直被稱之為土匪或者共匪，就像我們的歷史教科書把井雲飛稱之為「大土匪」、「大地主」一樣。
需要向讀者交代的是，一九二八年一月，k省國民政府對靖（州）洛（州）的行政區劃做了新的劃分，兩地列為同等級別的行政區，靖州行政區轄北部地區十二縣，洛州行政區轄南部地區十一縣。這樣，原靖（州）洛（州）政府主席、政府軍三十四師師長陸相武的地盤就等於被削減了一半，而洛州行政區則調任
國民黨三十一師師長劉世英駐防，原泉縣縣長汪清廉升任洛州行政區主席。掌握靖州軍政大權的陸相武把靖州以及周邊地區控制得如同鐵桶一般，革命力量很難在那個地區發展。
商子舟決定避其鋒芒，把重心放在洛州。洛州山大溝深，在歷史上從來不是經濟發達的地方，國民黨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和守軍劉世英素有糾葛，政制混亂。劉世英主要龜縮固守在洛州城及周邊幾個縣城，而劉世英則在廣大農村依靠當地豪紳行使治理權力，和陸相武的軍隊相比，武器裝備也較差。劉世英是一介武夫，治理軍隊手段落後，那些兵痞們橫行霸道，魚肉鄉里，早已經天怒人怨。這裡正是發動武裝起義，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好地方。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一日（農曆一九三〇年九月初十），商子舟發動了著名的洛州起義，推翻了國民黨在洛州的統治，洛州政府主席汪清廉投降，劉世英部大部分被消滅在洛州各縣，只帶領一小部分殘兵敗將向北流竄到靖州，和陸相武糾合到一起去了。
讀者已經熟悉的石玉蘭的家鄉崤陽縣就是在這一年的十月二十九日被宣告解放的。
盤踞在崤陽殘酷剝削農民的大地主陸子儀竟然沒有來得及逃走，在靖州邊界的一條小河岸邊——這裡距離陸相武派來接應的馬隊僅僅一個小時的路程——被憤怒的佃戶（一說是一小股土匪）擒獲，一家老少十三口全部被殺，所帶財物被搶掠一空。
那個炎熱的夏天，整個洛州地面洋溢著勞苦大眾的歡笑之聲。
商子舟在洛州建立了蘇維埃政府，組建了洛北工農革命軍，中共k省省委任命商子舟為洛州蘇維埃政府主席兼洛北工農革命軍軍長、軍委主席。從此，洛州就有了從州到縣，從縣到鄉，從鄉到村的蘇維埃政權。
如果我們從更大範圍看待這一歷史事件，就會發現，商子舟在洛州進行的革命不是偶然和唯一的，事實上，陝北的劉志丹、謝子長、李子洲早已經做了同樣的事情，也就是說，洛州發生的事件是更大範圍內一場革命的組成部分，因此，它所蘊涵的歷史意義必然要超越洛州本身，具有一種宏觀的意味。
蘇維埃政權絕不僅僅是把土地分給佃農，它要改變的是幾千年以來一直在延續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這樣，它就要引導民眾對人對事形成合乎革命理想的新見解。這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為了做到這一點，共產黨人做了艱苦的努力。
我寫作本書的時候，曾經翻閱大量歷史資料，作為我的同學吳克勤給我提供的創作素材的補充。當我沉浸在歷史煙塵中的時候，我深深地為中國共產黨人的眼光、膽識和魄力所折服。我發現，在改變人的觀念問題上，我們黨早在二三十年代所進行的思想教育活動和文化整合運動，就已經有了我們這些晚輩親身感受的那種深謀遠慮、力度以及無所不在的對於人的精神活動進行影響和感召的力量。
革命，按照《辭海》的解釋，有三個層面的意思：在社會學意義上，它是「人們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會中所進行的重大變革。……在階級社會里，社會革命是階級鬥爭的集中體現」；在哲學意義上，它則體現為「事物的根本質變過程，與‘進化’相對」；在文化意義上，它則顯示為「古代以王者受命於天，古稱王者易姓，改朝換代為‘革命’。例：《易·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變革；命，天命。」
革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要在上述意義上完全實現革命，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它需要鮮血，需要暴力，需要無數人流血犧牲。儘管這樣，正如我們從歷史上看到的那樣，中國革命還是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我們今天經歷的事情和五六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在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所以，我不擔心讀者無法理解我們目前正在講述的故事發生的歷史根源以及它是如何發生的。
如果抽象地看一下，我們會發現，一切緣由都潛藏在歷史發展的神秘鏈條之中。很多現在發生的正是過去發生的，很多以前發生的也正是現在發生的。那麼，未來發生的會不會是現在和以前發生的呢？也許。從天文學角度看，既然一切物質都起源於宇宙大爆炸的那個「點」，那麼我們就有理由認為，這個世界的所有物都是同一個起源，在同一個時間產生，並必將在同一時間結束。儘管這樣，我們在進入歷史的時候也是一片迷茫，歷史在它自己的軌道中默默地執行，它當然有自己的目標，但是，我們很難具體地說出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它甚至完全不可想象。
人在歷史面前畢竟是渺小的，猶如老子所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你怎麼能夠知道你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呢？你不會知道的。
37.天·地
凡是從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裡走過來的中國人，對這首歌曲都耳熟能詳——
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
民主政府愛人民，
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
當世世代代沒有立錐之地的農民突然有了自己的土地的時候，藉助於這首歌曲所表達的情緒抒發自己的心情，真的是準確而又生動。我們應當理解他們為什麼如此感激他們所感激的人。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如果那個叫石廣勝的佃戶也處在同樣的情境之中，不再被大地主陸子儀剝削，能夠在法律保障下光榮而正當地擁有自己的田產，在夕夢山林區繼續耕耘完全屬於自己的土地，他將會多麼高興！他一定會緊緊拉住女兒石玉蘭的手，指著永遠屬於他的土地房屋，囑咐她：「閨女，你記好：這一切都是共產黨給的！」石玉蘭會怎樣說和怎樣做呢？她會莊重地點點頭，把父親的叮嚀作為畢生遵守的人生信念記下來，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可惜佃戶石廣勝已經去世了，而我們的主人公石玉蘭又不在我們敘述的那個光明世界之中，所以我們設想的一切就都沒有發生，石玉蘭甚至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這麼一首歌曲——她被幽閉在靖州的深宅大院裡，一心一意照料著寶貝兒子紹平，怎麼會知道解放區發生的事情，怎麼會知道這裡有這樣一首歌曲呢？
是的，按照一般的邏輯推理，石玉蘭不太可能確切知道她的家鄉崤陽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不太可能知道這首歌。
現在，石玉蘭聽到、看到和感受到的，是籠罩在靖州城裡的不祥的氣氛。
陸相武沒有抵擋住商子舟在洛州發動的革命向靖州蔓延。隨著靖州南部著名的泉縣縣城失守，靖州城裡馬上混亂了起來。人們就像暴風雨來臨之前的螞蟻一樣匆匆忙忙——所有生意人都在打點自己的財產和貨品，準備逃離這個必有一戰的地方；罪大惡極的人則趁著夜色或者騎馬或者步行溜出靖州城，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隱姓埋名；小家小戶憂慮著原本不多的家產，在流言飛語中揣摩「共產」兩個字究竟蘊藏多少於己不利的資訊；窮人、因為各種原因走投無路的人則在企盼聽到紅軍的槍聲，有的人已經在盤算在這場天翻地覆的革命中能夠撈到多少浮財；豪門大戶動用能夠動用的全部力量，或者準備與這座城市共存亡，或者忙著把金條埋藏在地下，或者高價從陸省三的軍隊或者井雲飛的民團中僱傭一些武裝人員，護送一家人和凡是能夠帶走的財產遠走寧夏、甘肅或者更遠的地方。
只有陸相武紋絲不動。出現在人們面前的這個外表文弱的軍人，好像根本沒有意識到商子舟即將大軍壓境的現實，仍然像以往那樣沉穩矜持，仍然以不變的節奏處理著軍機要務。這個人的鎮定平穩了人們的憂慮心情，靖州行政公署（它的全稱應當是「k省第二行政區督察專員公署）那個龐大的院落，井然有序，雖然人們的紛紛腳步傳達著非常時期的緊張忙碌，但絕不慌亂，世界仍然在按照以往的頻率運轉。
「現在是共存亡時節，」在靖州行政專署聯防會議上，陸相武對與會者說，「沒有別的路，只有一條路：必須抵抗。只要我們守城七日，七十九師就能夠趕到靖州……」
駐守在寧夏的
國民黨王牌七十九師正在向靖州馳援。這是一個很大的希望。與會的陸相武部隊團以上軍官和井雲飛的民團主要頭目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希望——如果七十九師準時到達，絕對能夠阻遏商子舟對靖州地區的威脅，在靖州和洛州之間，劃線而治。
陸相武別有意味地笑了笑，說：「劃線而治？這樣可就太抬舉商子舟了，我們不會與他劃線而治。」他心裡湧起對商子舟的滅門之恨——訊息傳到他這裡，已經成為這個樣子：陸子儀是被商子舟追殺致死的——站起來，咬緊頜骨，再次來到軍事地圖跟前，用白皙修長的手指劃過洛州，說當局正在調集優勢兵力從龍翔、湎川向洛北方向集結，十天之內，就會形成對商子舟的南北夾擊之勢。
「這就是說，」陸相武強調指出，「這就是說，守住靖州，不僅僅是我們當下的眼前的需要，它還是更大戰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共之間進行決鬥的一部分。這是歷史提供給我們為數不多的消滅共產黨的機會，一定要抓住這個機會，務必將商子舟這股土匪武裝消滅在靖州！」
圍坐在巨大方桌跟前的將領們受到陸相武的鼓舞，交頭接耳，情緒明顯興奮起來。
井雲飛以五十四歲的人特有的矜持眼光看著陸相武，一言不發。他不知道眼前這場戰役是不是更大戰局的一部分，是不是國共決鬥的一部分，但是他知道，七十九師不可能如期抵達靖州。根據他掌握的情況，現在這個王牌師在陝西、寧夏交界地帶遇到了劉志丹的阻擊，而且戰況於七十九師不利。如果七十九師不能如期增援靖州，商子舟將不會放過千載難逢的時機，必定火速攻打靖州，即使從湎川、龍翔來的國軍進展順利，也不可能短時間內突破商子舟的洛州防線，對靖州形成有效增援。而且，在這個過程中，商子舟必定想方設法向陝北劉志丹部靠攏，那時候，整個西北地區都會連成一片，完全變成共產黨的天下……陸相武未必不瞭解這種結局。
井雲飛欽佩陸相武任何情況下絕不妥協的軍人品格，雖然可以把陸相武的姿態看作對家仇的反應，但是，這個人骨子裡的氣節，是讓人敬重的。井雲飛站起來講話的時候，簡短地表態說：「相武師長剛才說目前是共存亡時節，我有同感。我，我的弟兄都會不竭餘力，讓靖州的黎民百姓不受塗炭，慷慨赴死，為黨國效忠……」